毛泽东在1949：自信、谦虚与谨慎

2019-08-14 16:31:10

来源: 时代在线

1949年，对于毛泽东是忙碌而兴奋的一年。年初，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接见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明确“将对苏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1949年3月5日至3月13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建国准备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3月5日，毛泽东在全会作主题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筹备会的任务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联合各民主党派，筹备建立新的政府。这年10月1日，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于毛泽东个人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激动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年底毛泽东又风尘仆仆赶往莫斯科，试图和苏联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在这繁忙一年的背后则折射出毛泽东三种清晰的心态：自信、谦虚和谨慎，也许这也是我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人物的一个有效途径。

自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1949年，毛泽东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连写5篇评论。他雄心万丈地声称：“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要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同样气势如虹：“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千年积弱、百年受辱的中国人的心声。新中国确实在开创一个新世界：不但镇压反革命、铲除私有制，而且扫除了延续千百年的匪患、毒品和娼妓等等。中国社会面貌一新。剧作家老舍以话剧《龙须沟》表达了北京市民的喜悦感，而那些辛亥老人，民国老人，甚至前清时代的出版家张元济，也都以为看到了太平盛世。

1949年前后，毛泽东的各种公开报告的主旨都是认为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七届二中全会决定，革命胜利后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革命能改变一切”的充分自信和守住江山的紧迫感的驱动下，毛泽东以“只争朝夕”的快节奏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革命。

第一步是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到“过渡时期”。 1949年1月，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十多年时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此期间必须一方面“反右倾”，反对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要允许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总之，这就是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⑴ 无论是七届二中全会还是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其总方针、总路线都与1939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样，即五种经济并存、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未提社会主义。刘少奇当时还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五十年。但仅仅三年后，，毛泽东就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的结论时，用批示的形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批判刘少奇、邓子恢“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设想，匆匆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步，原来设想的“过渡时期”要15年，但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就完成了。20多年后，国史专家们总结指出：“骤然而至的经济结构大变革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使中国广大城乡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私人经济绝大部分被消灭，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商品流通交换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趋于萎缩；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愈来愈多地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单一轨道；曾经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环境下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缺乏相应的商品经济的条件而陷于停滞状态。所有这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滑轨与嬗变所带来的。它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一类概括，具有不可忽视的更为严重的性质，即它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阻滞作用，事实上超过了使国民经济维持一时增长的表层作用，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影响和惯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发展，并在一浪接一浪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中一再顽强地显示出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端。”⑵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主要就是对这种体制的改革。

第三步，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就计划“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了中国在15年之后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⑶ 从莫斯科回来后，毛泽东发动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且不断把时间提前。，毛泽东把超英时间修正为10年或11年：“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毛泽东高度评价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⑷ 为此，毛泽东一再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严厉批评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接受他的跃进计划。在他的鼓励下，高指标在全国蔓延，“放卫星”成为一切工作、特别是农村的主要动力。

急于求成是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主要特点。那么为什么，明白实事求是道理的毛泽东会如此急切、乃至不顾客观规律和条件限制呢？迅速摆脱国家的落后面貌、在斯大林之后任国际共运领袖的愿望等等都是原因之一，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则是革命的成功塑造了毛泽东的思想模式：以主观意志超越客观制约。从井冈山小径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国革命极大地得益于精神力量和理想信念。，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张爱萍上将对此也是拥护的：“在过去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中，物质条件是那样艰苦，武器装备是那样落后，人民军队靠什么打的天下？所有那一代的人都会回答：靠人的精神，人的理想和信仰，而不是靠金钱和物质。”⑸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事业的如愿进展，特别是毛泽东主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时间内的完成，增强了毛泽东的信心：只要掌握国家权力，只要像战争年代一样，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都能办好，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可以“多快好省”地进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急切源自自信。从危险和紧张的处境中突然被召唤到权力的最高峰，毛泽东没有因为缺少经验而被广阔多样的国家事务所困惑，他自信而顽强地坚持着长期信奉的政治理念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这就是以政治统帅各项工作，以群众运动解决一切问题，以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如其所愿地提高时，通过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改变生产关系就成为他的唯一法宝，手段最终成为目的。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自信地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⑹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无意于完成从革命者向建设者的转变，客观上也并未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就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的1949年5月，即将出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与毛泽东共进晚餐。“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我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一贯性，所以他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⑺ 可见，阶级斗争这根弦，虽然在1949年的公开报告中没有提，但在毛泽东本人却一直没有放松。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被表达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回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泽东主席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仍然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⑻

革命能取得政权，革命能改造一切，但革命也是有条件的；至于说到发展生产，那更需要一个过程，更受制于诸多因素。无论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无论如何解放思想，小麦都不可能像当年宣传的亩产多少万斤。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这一古老的政治智慧数千年后又一次得到证实。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革命能改造一切”的信念。经济探索失败后，他在60年代不再讲经济上的超英赶美（超苏），而在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寻找自己的优势，在国际上反修正主义、在国内反资本主义，直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文革”。

谦虚：“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

从天安门下来后，毛泽东急需了却的一桩心事，就是访苏。1947、1948年，毛泽东两度准备访问莫斯科，第二次甚至还专门买了皮鞋和呢大衣，但两次都被苏方婉拒。这当然令毛泽东不快，因为在中央领导同志当中，只有他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1949年11月，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再次表达访苏的愿望。此前的1月底，米高扬受斯大林的委派秘密来华，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7月，刘少奇访苏。这三个行动为毛泽东的出访作了充分铺垫。

对于苏联、对于斯大林，毛泽东的认知和感受绝不是愉快的，但他抑制了自己的情绪。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搬到北京香山后，苏联代表科瓦廖夫随之而来。对于这个只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的二流人物，毛泽东给予了特别尊重，不但把自己批转的文件和电报给他看，还于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介绍中国情况，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科瓦廖夫似乎反应冷淡，不但对文件、电报等“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倾谈也没有引起他的什么反应，甚至当毛泽东“问到他个人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要帮助”时，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对科瓦廖夫这样的小人物都能降尊纡贵，对斯大林就更不能怠慢。随他一起到达苏联的，有山东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和大梨子（各5000斤），有湘绣、景德镇陶瓷、龙井茶、祈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和刺绣等无数中国名产。

然而，当毛泽东冒着严寒来到莫斯科后，巨量的礼品和谦恭的态度似未赢得斯大林的热情，他根本不提毛泽东想要的中苏条约问题。直到次年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双方才开始就《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进行商谈。这里有不同文化的背景因素。比如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美国的亚洲政策”演讲后，斯大林提出中苏蒙三国都发表官方声明来驳斥艾奇逊，毛泽东却采用了他习惯的那种嬉笑怒骂的方式，起草了以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可是“毛泽东、周恩来怎么也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让莫洛托夫把他两人找去，严厉指责中国没有按照三国协议发表官方声明。原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极其注重形式，认为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了。这下激怒了毛泽东，甚至取消了邀请斯大林前往中国大使馆做客的安排。”⑼ 而更重要的，则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和尊重，担心毛泽东会走铁托式的道路。但毛泽东明白，在老大哥面前他不可能像在党内、国内那样一言九鼎，有气也得忍。胡乔木后来说：“毛泽东主席到了苏联，斯大林迟迟不肯见他……毛泽东主席访苏回来，中央要毛泽东主席谈谈情况，毛泽东主席不愿意谈，请恩来同志谈。这次访苏对毛泽东主席刺激很大。”⑽

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时，中央领导宴请米高扬一行。米高扬善饮，他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一口气就灌下大半杯，中共领导人中善饮的周恩来也不能与之相比。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不大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端上来的是刚从滹沱河里捕上来的鱼，苏联翻译又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客人们才下筷。毛泽东记下了此事，年底访苏时，交代下面：“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⑾ 可以想象，当他在寒冷的莫斯科受到冷遇时，心中的情绪是多么的翻腾起伏。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耿耿于怀：“在精神上有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其形象使人自觉渺小。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⑿ 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之后，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维护斯大林遗产，反对丢掉这把“刀子”，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种解放感，萌生了一种“以苏为鉴”、在苏联模式之外探索中国道路的欲望。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⒀ 1958年“超英赶美”的背后动力是“超苏”。

毛泽东从未与斯大林平起平坐，也不会在斯大林生前说“中国应比苏联强”这类话。但斯大林死了，他的后继者赫鲁晓夫很快又揭露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因此可以在苏联人面前挥洒自如。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按照预先提交的发言稿进行发言，只有毛泽东例外；所有发言者都走到主席台前站着讲话，也只有毛泽东例外。按照毛泽东讲话的中文记录稿，他当时解释这是因为他‘在几年前得了一次脑贫血症’，‘站起来讲话有些不方便’。”因为是口头讲演，中方没有提供翻译稿，俄方翻译未能清楚地表达毛泽东的意思，因此在毛泽东用他习惯的“对立面的斗争”来谈苏共内部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等人的斗争时，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另外像“东风压倒西风”、“蛇无头而不行”、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等说法都引起与会者的不满和不安。“他不曾想到，第一次赴莫斯科尽管印象不佳，结果两党关系却日趋好转；第二次赴莫斯科尽管心情愉快，紧接着而来的，却是两党两国关系的渐趋恶化。”⒁ 如果说1949年访苏是学生拜访老师，1957年11月的访苏则似乎是老师教训学生。不管毛泽东当时的潇洒态度和中国式表达是如何不符合西方风格和外交程式，但总算在苏联人面前出了一口气。赫鲁晓夫远没有斯大林的权威和手腕，对中国、对毛泽东的态度要比斯大林友好得多，这固然是因为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需要中国、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也与其反个人崇拜的政治理念相关。但中国同志却把对斯大林的怨气部分地转移到赫鲁晓夫身上。可以设想，如果不是49年遭遇斯大林的冷淡，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面前也许会谦逊一些，中苏关系或许可能有不同的发展。

这当然不全然是情绪问题。杨奎松指出：“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出现了某种优越感。”⒂ 吴江更具体地说：“斯大林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中国与苏联并列为世界上两个大党、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或实际作为方面都不甘心屈居于苏联之下，而力图超过之。1956年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固然体现了毛泽东这位独创家企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同时也表现出了毛泽东‘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雄心。因此，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也应当首先在中国实现。毛泽东之所以不顾一切满怀信心地发动‘大跃进’运动，说到底，也与他的这种雄心壮志有关。”⒃ 只是在大跃进病态初露的1958年底，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才又谦虚起来：“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⒄ 1959年冬，毛泽东还专门到杭州读苏联人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对斯大林都有不平之气的毛泽东不会长期以先生，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始终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始终在保卫着斯大林遗产，所以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其实比苏联先进。毛泽东很快发起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运动。从“一边倒”、“以苏为鉴”到“反修防修”，谦虚只是毛泽东对苏联态度的一个短暂阶段。

谨慎：“决不当李自成”

唤起工农千百万，斧头镰刀打江山。在欢庆的海洋中，天安门上的毛泽东久久地沉思着红色江山如何永不变色的问题。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的问题，他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⒅

1949年，短暂辉煌而又迅速败绩的李自成，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脑际。这一警觉至少可以追溯到1944年。那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泽东读后极为欣赏，并立即使之成为党内整风和意识形态整合的工具。其实，郭文虽然肯定了农民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其重心却是强调李岩的“入伙”之于李自成的重要性，全文充满对李岩命运的悲慨（涉及李岩的文字占全文的70%），且基于农民起义成功后迟早“变质”、功臣多遭屠戳的惯例，郭认为李自成即使成功了也必然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藏弓烹狗的“德政”，而李岩的结局也不会更好的观点。但是，毛泽东从郭文读出的却是得天下后能否守得住天下的问题，因此把郭文列为整风的文件之一，意在提醒其同志“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胜利后的骄傲是不是“大顺军”退出北京的根本原因可以讨论，但骄傲自大、腐化颓败却是农民得天下后的习惯，取得天下后的毛泽东当然不能不万分警惕。从楚汉争霸（“不可沽名学霸王”）到伊索寓言（“农夫与蛇”），毛泽东在1949年一再向全党宣讲各种历史教训，而李自成则是最好的反面典型，毛泽东借此动员全党全军追穷寇、打落水狗。

如何在北京站住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回答是“两个务必”，其意深远。当然，要掌权者像夺权时期那样苦斗是不大现实的，要国家领导人再像江西时期那样穿打补丁的裤子也是不必要的。正是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专门派剧团到会演出《宋江杀妻》、《王佐断臂》、《失空斩》等京剧剧目，这是此前的中央会议所没有的，似乎也没有人提出疑义。离开西柏坡后，毛泽东先住的是淡雅幽静的双清别墅，后来是中南海的菊香书屋，这两处都不能说是俭朴。1952年，毛泽东还把昔日的师友接到北京，一住数十日，专车服务，专人陪同，卫生部副部长为他们检查身体，呢大衣、零花钱等一应俱全，还乘坐飞机观赏北京城貌。回湘后，几位老人又被安排为省参事等职务。当年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张干就在日记中说：“毛泽东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如此等等。⒆ 这表明，“两个务必”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而不是说一成不变，继续过以前的苦日子。

郭沫若在总结李自成的教训时认为：“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地便入了关。”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道理谁都懂，但要一个志在天下的革命领袖听得进不同意见是很困难的。1949年6月，毛泽东派邓颖超携其亲笔信到上海恭迎宋庆龄到北京，“以便就近请教。”，毛泽东亲到火车站迎宋庆龄。毛泽东的态度既十分谦逊，宋庆龄的参政议政也就像模像样。比如1955年11月宋庆龄就给毛泽东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人士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文革”中，宋庆龄再写了七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对这些信的反应现在还不得而知。

其实，对于获得政权的现代革命党来说，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目的不是为了稳住“坐天下”，更不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力和地位，而是为国为民负责，把国家建设好，是让每个公民都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1945年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率”时，毛泽东就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就世界范围而论，以民主求长治久安，已经由不少国家探索并成功地实践了。毛泽东之“新”，在于他认为，旧民主，即近代西方以三权分立为标志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腐朽、已经过时了，中国要的是“新民主”。

谦虚不仅是革命者的美德，谦虚也不一定是守住江山的前提。升平岁月，毛泽东喜欢在西湖之滨优游潇洒，也喜欢书房静读，但他从来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刻也没有疏忽对权力的敏感和捍卫，一刻也没有忘记被打倒的敌人人还是心不死，把各种公开的、潜在的“反动派”被彻底打倒并被踏上一只脚。

后来，毛泽东避免了李自成的悲剧，但他演出了另一场悲剧。毛泽东没有麻痹大意，但对权力的顽强执著和对敌人的高度警觉，引发了持续的神经紧张和心理焦虑。黄克诚大将在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认为：毛泽东过于紧张。“19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⒇“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无数的英雄都想在如画的江山上纵横驰骋，无数的豪杰都想把自己的意志刻在神州大地。对毛泽东来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但就躺在他身边，也总是压在他的心灵上。一个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当然会有种种奇思异想，当然就容易出乱子。胡乔木在谈到“文革”时认为，“毛泽东主席那个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种冲动，说不上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