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教培大军走上岔路口：给你做美甲的人，之前可能教你孩子学数学
“双减”靴子迅速落地，曾经风光无两的教培行业陷入“休克”，参差不齐的从业者们，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傍晚17:00，往常最忙的时候，化学老师赵国荣闲了下来。
他所在的教培机构，正在经历一场从所未有之大变局。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漩涡核心的北京，赵国荣和其它从业者一样，感受最快，也最深。
今年年初到现在，陆续有家长想找赵国荣做“私教”，开价300元/小时。“私教”指的是老师绕开机构直接和家长联系上课，上课方式与在机构相同。同样一节课，在机构的话，家长付出的价格是600元/小时，而赵国荣能得到的课时费仅为100元/小时。
赵国荣没答应，风险太高。包括北京在内，全国多地已经明确禁止“一对一培训”，最近相关违规处罚案例也是屡见不鲜。
一度被资本推上高潮的教培行业，此刻正迅速落潮。而百万教培大军，就像退潮时搁浅的鱼，焦急地寻找着生存的出路。
8月17日17时，时代周报记者来到位于“宇宙补课中心”北京海淀黄庄的高思教育大厦，除少数家长外，进出公司的更多是佩戴工牌的员工；而隔壁的新东方展春园校区所有窗户拉上了厚厚的窗帘，鲜有人进出。
这两所机构的现状，也仅仅是全行业的一个缩影。
（新东方展春园校区与高思教育大厦。图片来源/时代周报记者 刘星志摄）
按件计价，做好螺丝钉
“双减”政策落实前，每个寒暑假和周末，赵国荣的时间表排得都非常紧凑：早上七点骑车去公司打卡，八点开始上课，到下午六点结束，除课间和午休外，他的时间基本被课程占满。赶上平时，赵国荣就要等学生放学后上晚班，一直熬到晚上十点半。
“和工厂倒班差不多，而且我们也是按件计价。”赵国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按件计价的“件”是自己上的每一节课，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课时费，底薪部分聊胜于无。
2021年3月，一篇题为《那些清北毕业生，回到了教培工厂》的文章火遍了全网，但赵国荣的朋友圈里转发者寥寥。赵国荣说，“在北京教培老师里，除了清北，就是其他。”
五年前，赵国荣加入新东方，成为了一名兼职一对一讲师，那一年他才19岁，在北京理工大学读大二。彼时的教培行业还处于“田园时代”，各路资本正不惜代价在共享单车的战场上搏杀。骑着共享单车去上课的教培机构老师们，连资本时代的背景板都算不上。
“本专业实习都要下工地，就想做老师赚点生活费，没那么辛苦，”2019年，赵国荣第一次考研失败，拥有三年兼职教学经验的他，选择成为高思的全职教师，教高中化学。这次他终于亲眼见证了资本源源不断流进后，一座座“教培工厂”是如何拔地而起的。
中国第一家教培机构是谁已无从考证，但如今我们熟悉的教培巨头，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1993年，从北大辞职的俞敏洪在废弃的厂房创办新东方；2003年，北大研究生张邦鑫受兼职家教经历启发，退学创办学而思；陈向东1999年加入新东方，在2014年离开成立了跟谁学。
互联网给了教培行业更多的可能性，2020年呼啸而来的疫情则成为了线上教育培训狂欢的开始。据2020年9月淘宝教育发布的《暑期在线教育创新势力榜》，一批明星K12机构在电商平台售课整体增长超过300%，其中猿辅导位列第一，暑期获得了430%的增幅。
在整个行业高歌猛进的那段日子里，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新闻，往往是又有哪家机构刷新了融资纪录，或者哪家的股价再创新高。
据统计，仅2020年，多家在线教育公司拿到超10亿美元的融资，融资额相当于一家独角兽公司估值的门槛。这一年，整个教培行业共发生238起投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超680亿元，加上2019年的418亿元，两年内该行业融资规模就超过千亿。
赵国荣从来不关心这些，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在机构的老板是谁。“富士康流水线的工人会关心苹果公司的股价么？”被问及原因时，他反问道，“就好比那篇网文，大家只关注清北二字，有谁关心工厂？”
大家规规矩矩按要求干活，这一点，陈君也深有体会。陈君在北京某教培机构做高中一对一老师，他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不按规定肯定要被扣钱，比如课后反馈超时，就和外卖骑手订单超时一样要被扣钱。”有一次，他忘了反馈，超时48小时后被罚了三分之一课时费。
全员教学，全员销售
千亿资本涌入后，各机构都在加速“跑马圈地”，与拉新和增长有关的业务就是这匹马的四条腿。抢到更多的学生，意味着更漂亮的增长数据，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学费和投资维持庞大机构的扩张与运转。
就像一场盲人摸象游戏，这些迅速崛起的教培巨头——在老师眼里，它是工厂；在创始人心里，它是教育情怀；在技术、增长、运营部门的KPI里，它就是销售机器。
高亮曾是好未来增长部门某业务牵头人，主要负责探索新用户增长路径。用他的话，“我们是最有互联网基因的部门，但本质上还是做市场营销。”
通过试听课和广告来拉新，是高亮的关键KPI指标，他透露，公司内部给的预算很足，原本打算2021年投入10亿美金做增长。而在过去的2016年-2021年财年，好未来年营销费用由0.74亿美元一路增加至16.81亿美元，占营收比重由11.87%增加至37.39%。
让家长续费的任务，很大一部分落在了教师头上。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赵国荣很久。他职业生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在2017年，经过他辅导了两个月的一个学生，成绩从40分提到了接近满分。但公司现在对他的考核里，上课时长和续课率是硬指标，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提分率并不重要。“我从来不过教师节。”赵国荣说，机构的销售导向影响了教师的认同感和积极性。
“一些运营岗位也被要求参与教学，可以说是全员教学，也可以说是全员销售，”一位机构教师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要是论包装，各家教培机构都没有区别。”
在脉脉App上，一位认证信息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双师课程研发”的用户发贴称，高思教育的前台被包装成了语文名师，英语老师去上数学课，老师只需要表现力和服务意识，不需要知识功底。
陈君也坦言，“会上课只是成为老师的基础能力，能提高续课率的才被称为好老师。”
一场资本掀起的高潮，除了引发教育本质的偏离，也深度裹挟了家长。
陈君曾遇到过一位家长，给孩子报了7门课，每周每门一节，一个月就有28节课。按照北京市“一对一”辅导价格1200元/节（2小时）的标准来看，一个月光补课的花费就在3.6万元左右。
张祁就是这样的家长代表之一，付出大量时间金钱补了一年课后，他的孩子成绩并没有显著提升，始终徘徊在班级中游。张祁直言：“我们其实不太信任培训机构的老师，但没办法，大环境就是这样。”
陈君十分理解家长这种矛盾心理，他所在机构每年会评选名师，名师会有更高的课时费收入，而评选的入围标准则是上一年度授课时长达到2000小时，相当于全年无休前提下，平均每天授课超过五小时，“我有个同事，暑假51天上了700小时课，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半连轴转，我很怀疑这个工作强度下的教学质量。”
行业四散，等待命运选择
今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为狂飙的教培行业贴上了休止符。
嗅觉灵敏的资本迅速撤退，今年一季度，高瓴资本清仓了好未来和一起教育；老虎环球基金清仓了高途；景林则抛售所持的绝大部分好未来股票。
教培机构也应声而动，纷纷开始转型。时代周报记者整理发现，K12机构目前的转型方向大概分为两类：一类往启蒙、托管、素质教育方向发展，另一类则往职业教育方向发展。比如好未来在今年7月上线了托管品牌“彼芯”；7月28日，猿辅导推出素质教育新品“南瓜科学”；字节跳动开始着重发力瓜瓜龙美术；北京新东方推出优质父母智慧馆。
一位接近猿辅导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表示，猿辅导还在慢慢探索包括猿编程、斑马在内的一系列素质教育产品。
在天使投资人、互联网专家郭涛看来，素质教育领域细分赛道很多，市场想象空间极为广阔。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体育和艺术(美育)已经纳入中考，与之对应的培训需求会增加，但要防止非学科类培训市场的“内卷”。
只做素质教育的教培机构，显然撑不起之前的高估值，也维持不了之前那么庞大的员工队伍。百万教培大军被推向了十字路口。
据智联招聘数据，“双减”新政出台后两周，北上广深四城市教育行业市场品牌公关类求职者，同比新政出台前两周增加11886人；全部17224人当中，有3097人（占近两成）尽管身在北上广深，但为了尽快找到工作，薪资只敢要到8000元/月以下。
有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有些机构内部按学历对教师排序，保留了一批高学历员工，以清北的为主。
赵国荣说，他熟悉的北大毕业的前同事，跳槽去某家教育机构后，在裁员期间被保留。“就算不被保留，名校学生也不愁出路。”
谈及下一步打算，赵国荣很轻松地说自己目前算是“半失业”状态，他推掉了大部分机构的课程，仅留下了几个私教。这份轻松，源于他幸运地在今年通过考研“上岸”了。
入行四年，陈君平均每年薪酬在30万左右，他表示，如果找不到工作，手头的钱也够他休息一段时间，“这几年太累了，休息休息也挺好。”
高亮在今年上半年离开好未来后，便与朋友合伙创业，现在已经拿到了知名投资机构的风投。“之前也是想着积累些经验才进来的，后来部门人员更迭太剧烈，很多事推进不下去，就离开了”，高亮说，“我们这种研究用户增长的部门，员工跳槽选择很多。”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在某三线城市教培行业交流群里，美甲师、流水线操作员，甚至微商，都成为被严肃讨论的求职方向。陈君看的明白：“资本进来这两年，教培行业的门槛越来越低。现在给你做美甲的人，之前说不定就在教你孩子学数学。”
眼下，家长的焦虑看似并未消减，机构大班停课后，他们在想着打打各路“一对一”小道擦边球。但在很多城市的“双减”落地细则里，这些擦边球已被一一叫停。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双减”出台了一个配套举措——课后服务。其中一项内容是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既可以通过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又可以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还可以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
“只有积极有效的需求侧治理，才能切实减轻学生的负担和家庭的焦虑。”熊丙奇认为，“双减”政策并不是要逼停所有学科培训机构，只是让学科培训机构回到其应该有的定位上，不要刺激教育焦虑。
有教育行业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目前学校内老师数量也很吃紧，政府购买课后服务可能是教培行业发力的下一个方向。
赵国荣也在期待，研究生毕业后，如果行业回归理性，自已愿意考虑继续当老师，“其实挺想过一次教师节的。”
（文中赵国荣、陈君、高亮、张祁均为化名）
本报实习生王松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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