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教培大军走上岔路口:给你做美甲的人,之前可能教你孩子学数学

刘星志 赵佳琪
2021-08-19 15:52:02
来源: 时代周报
“双减”靴子迅速落地,曾经风光无两的教培行业陷入“休克”,参差不齐的从业者们,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傍晚17:00,往常最忙的时候,化学老师赵国荣闲了下来。

他所在的教培机构,正在经历一场从所未有之大变局。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漩涡核心的北京,赵国荣和其它从业者一样,感受最快,也最深。

今年年初到现在,陆续有家长想找赵国荣做“私教”,开价300元/小时。“私教”指的是老师绕开机构直接和家长联系上课,上课方式与在机构相同。同样一节课,在机构的话,家长付出的价格是600元/小时,而赵国荣能得到的课时费仅为100元/小时。

赵国荣没答应,风险太高。包括北京在内,全国多地已经明确禁止“一对一培训”,最近相关违规处罚案例也是屡见不鲜。

一度被资本推上高潮的教培行业,此刻正迅速落潮。而百万教培大军,就像退潮时搁浅的鱼,焦急地寻找着生存的出路。

8月17日17时,时代周报记者来到位于“宇宙补课中心”北京海淀黄庄的高思教育大厦,除少数家长外,进出公司的更多是佩戴工牌的员工;而隔壁的新东方展春园校区所有窗户拉上了厚厚的窗帘,鲜有人进出。

这两所机构的现状,也仅仅是全行业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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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展春园校区与高思教育大厦。图片来源/时代周报记者 刘星志摄)

按件计价,做好螺丝钉

“双减”政策落实前,每个寒暑假和周末,赵国荣的时间表排得都非常紧凑:早上七点骑车去公司打卡,八点开始上课,到下午六点结束,除课间和午休外,他的时间基本被课程占满。赶上平时,赵国荣就要等学生放学后上晚班,一直熬到晚上十点半。

“和工厂倒班差不多,而且我们也是按件计价。”赵国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按件计价的“件”是自己上的每一节课,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课时费,底薪部分聊胜于无。

2021年3月,一篇题为《那些清北毕业生,回到了教培工厂》的文章火遍了全网,但赵国荣的朋友圈里转发者寥寥。赵国荣说,“在北京教培老师里,除了清北,就是其他。”

五年前,赵国荣加入新东方,成为了一名兼职一对一讲师,那一年他才19岁,在北京理工大学读大二。彼时的教培行业还处于“田园时代”,各路资本正不惜代价在共享单车的战场上搏杀。骑着共享单车去上课的教培机构老师们,连资本时代的背景板都算不上。

“本专业实习都要下工地,就想做老师赚点生活费,没那么辛苦,”2019年,赵国荣第一次考研失败,拥有三年兼职教学经验的他,选择成为高思的全职教师,教高中化学。这次他终于亲眼见证了资本源源不断流进后,一座座“教培工厂”是如何拔地而起的。

中国第一家教培机构是谁已无从考证,但如今我们熟悉的教培巨头,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1993年,从北大辞职的俞敏洪在废弃的厂房创办新东方;2003年,北大研究生张邦鑫受兼职家教经历启发,退学创办学而思;陈向东1999年加入新东方,在2014年离开成立了跟谁学。

互联网给了教培行业更多的可能性,2020年呼啸而来的疫情则成为了线上教育培训狂欢的开始。据2020年9月淘宝教育发布的《暑期在线教育创新势力榜》,一批明星K12机构在电商平台售课整体增长超过300%,其中猿辅导位列第一,暑期获得了430%的增幅。

在整个行业高歌猛进的那段日子里,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新闻,往往是又有哪家机构刷新了融资纪录,或者哪家的股价再创新高。

据统计,仅2020年,多家在线教育公司拿到超10亿美元的融资,融资额相当于一家独角兽公司估值的门槛。这一年,整个教培行业共发生238起投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超680亿元,加上2019年的418亿元,两年内该行业融资规模就超过千亿。

赵国荣从来不关心这些,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在机构的老板是谁。“富士康流水线的工人会关心苹果公司的股价么?”被问及原因时,他反问道,“就好比那篇网文,大家只关注清北二字,有谁关心工厂?”

大家规规矩矩按要求干活,这一点,陈君也深有体会。陈君在北京某教培机构做高中一对一老师,他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不按规定肯定要被扣钱,比如课后反馈超时,就和外卖骑手订单超时一样要被扣钱。”有一次,他忘了反馈,超时48小时后被罚了三分之一课时费。

全员教学,全员销售 

千亿资本涌入后,各机构都在加速“跑马圈地”,与拉新和增长有关的业务就是这匹马的四条腿。抢到更多的学生,意味着更漂亮的增长数据,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学费和投资维持庞大机构的扩张与运转。

就像一场盲人摸象游戏,这些迅速崛起的教培巨头——在老师眼里,它是工厂;在创始人心里,它是教育情怀;在技术、增长、运营部门的KPI里,它就是销售机器。

高亮曾是好未来增长部门某业务牵头人,主要负责探索新用户增长路径。用他的话,“我们是最有互联网基因的部门,但本质上还是做市场营销。”

通过试听课和广告来拉新,是高亮的关键KPI指标,他透露,公司内部给的预算很足,原本打算2021年投入10亿美金做增长。而在过去的2016年-2021年财年,好未来年营销费用由0.74亿美元一路增加至16.81亿美元,占营收比重由11.87%增加至37.39%。

让家长续费的任务,很大一部分落在了教师头上。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赵国荣很久。他职业生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在2017年,经过他辅导了两个月的一个学生,成绩从40分提到了接近满分。但公司现在对他的考核里,上课时长和续课率是硬指标,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提分率并不重要。“我从来不过教师节。”赵国荣说,机构的销售导向影响了教师的认同感和积极性。

“一些运营岗位也被要求参与教学,可以说是全员教学,也可以说是全员销售,”一位机构教师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要是论包装,各家教培机构都没有区别。”

在脉脉App上,一位认证信息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双师课程研发”的用户发贴称,高思教育的前台被包装成了语文名师,英语老师去上数学课,老师只需要表现力和服务意识,不需要知识功底。

陈君也坦言,“会上课只是成为老师的基础能力,能提高续课率的才被称为好老师。”

一场资本掀起的高潮,除了引发教育本质的偏离,也深度裹挟了家长。

陈君曾遇到过一位家长,给孩子报了7门课,每周每门一节,一个月就有28节课。按照北京市“一对一”辅导价格1200元/节(2小时)的标准来看,一个月光补课的花费就在3.6万元左右。

张祁就是这样的家长代表之一,付出大量时间金钱补了一年课后,他的孩子成绩并没有显著提升,始终徘徊在班级中游。张祁直言:“我们其实不太信任培训机构的老师,但没办法,大环境就是这样。”

陈君十分理解家长这种矛盾心理,他所在机构每年会评选名师,名师会有更高的课时费收入,而评选的入围标准则是上一年度授课时长达到2000小时,相当于全年无休前提下,平均每天授课超过五小时,“我有个同事,暑假51天上了700小时课,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半连轴转,我很怀疑这个工作强度下的教学质量。”

行业四散,等待命运选择 

今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为狂飙的教培行业贴上了休止符。

嗅觉灵敏的资本迅速撤退,今年一季度,高瓴资本清仓了好未来和一起教育;老虎环球基金清仓了高途;景林则抛售所持的绝大部分好未来股票。

教培机构也应声而动,纷纷开始转型。时代周报记者整理发现,K12机构目前的转型方向大概分为两类:一类往启蒙、托管、素质教育方向发展,另一类则往职业教育方向发展。比如好未来在今年7月上线了托管品牌“彼芯”;7月28日,猿辅导推出素质教育新品“南瓜科学”;字节跳动开始着重发力瓜瓜龙美术;北京新东方推出优质父母智慧馆。

一位接近猿辅导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表示,猿辅导还在慢慢探索包括猿编程、斑马在内的一系列素质教育产品。

在天使投资人、互联网专家郭涛看来,素质教育领域细分赛道很多,市场想象空间极为广阔。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体育和艺术(美育)已经纳入中考,与之对应的培训需求会增加,但要防止非学科类培训市场的“内卷”。

只做素质教育的教培机构,显然撑不起之前的高估值,也维持不了之前那么庞大的员工队伍。百万教培大军被推向了十字路口。

据智联招聘数据,“双减”新政出台后两周,北上广深四城市教育行业市场品牌公关类求职者,同比新政出台前两周增加11886人;全部17224人当中,有3097人(占近两成)尽管身在北上广深,但为了尽快找到工作,薪资只敢要到8000元/月以下。

有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有些机构内部按学历对教师排序,保留了一批高学历员工,以清北的为主。

赵国荣说,他熟悉的北大毕业的前同事,跳槽去某家教育机构后,在裁员期间被保留。“就算不被保留,名校学生也不愁出路。”

谈及下一步打算,赵国荣很轻松地说自己目前算是“半失业”状态,他推掉了大部分机构的课程,仅留下了几个私教。这份轻松,源于他幸运地在今年通过考研“上岸”了。

入行四年,陈君平均每年薪酬在30万左右,他表示,如果找不到工作,手头的钱也够他休息一段时间,“这几年太累了,休息休息也挺好。”

高亮在今年上半年离开好未来后,便与朋友合伙创业,现在已经拿到了知名投资机构的风投。“之前也是想着积累些经验才进来的,后来部门人员更迭太剧烈,很多事推进不下去,就离开了”,高亮说,“我们这种研究用户增长的部门,员工跳槽选择很多。”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在某三线城市教培行业交流群里,美甲师、流水线操作员,甚至微商,都成为被严肃讨论的求职方向。陈君看的明白:“资本进来这两年,教培行业的门槛越来越低。现在给你做美甲的人,之前说不定就在教你孩子学数学。”

眼下,家长的焦虑看似并未消减,机构大班停课后,他们在想着打打各路“一对一”小道擦边球。但在很多城市的“双减”落地细则里,这些擦边球已被一一叫停。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双减”出台了一个配套举措——课后服务。其中一项内容是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既可以通过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又可以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还可以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

“只有积极有效的需求侧治理,才能切实减轻学生的负担和家庭的焦虑。”熊丙奇认为,“双减”政策并不是要逼停所有学科培训机构,只是让学科培训机构回到其应该有的定位上,不要刺激教育焦虑。

有教育行业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目前学校内老师数量也很吃紧,政府购买课后服务可能是教培行业发力的下一个方向。

赵国荣也在期待,研究生毕业后,如果行业回归理性,自已愿意考虑继续当老师,“其实挺想过一次教师节的。”

(文中赵国荣、陈君、高亮、张祁均为化名)

本报实习生王松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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