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底层人“晋级”的梯子被抽掉了？

2011-04-14 04:51:02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严友良

底层人向上流动的“拦路虎”

时代周报：近年来，社会上“拼搏不如拼爹”、“穷生穷”和“富生富”等现象增多，底层人遇到了上升的“天花板”。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现象？

石秀印：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在过去那种僵硬的计划体制下，我们还可以看到底层人向上的流动，到了本应该充分自由的市场体制下，这个空间反而越来越狭小了。教育、就业和升迁是底层人“晋级”的主要渠道，目前，一些特权者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以及亲属安排在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单位。与此同时，一些资产所有者则通过所拥有的金钱，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胡星斗：目前的这种现象，根源就在于现有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金融财税制度、社会分配保障制度、新闻话语权制度等缺陷与不合理，几乎所有的这些制度安排都成为了底层人向上流动的“拦路虎”。事实上，以上这些还只是产生“贫二代”现象和身份固化的次级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组织权、监督权，报刊、电台电视、新闻媒体大多由地方官员们所控制，往往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贫困者、上访者、工人、农民的呼声大多被遮蔽；特别是工人农民缺乏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往往无法行使对自己利益的监督权。

板结化的社会没有赢家

时代周报：大家似乎慢慢地意识到了身份“标签化”带来的危害，一个底层人无法“晋级”的社会将出现怎样的后果？

石秀印：目前，中国阶层板结化的问题就如同坐公共汽车一样，一些人凭着很强的权力优势先抢上公共汽车，占据了各个好的座位；另一些人凭借资金的优势，次后抢上汽车，占据了其它座位；即使后面的平民抢上来了，也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最弱的人甚至不能登上汽车的台阶，被汽车甩掉了。可是，这些先上车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板结化的社会其实是没有赢家的。普通百姓总是没有座位，总有一天会聚在一起找公交公司评理，质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胡星斗：若社会身份的固化、阶层的板结化，首先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费，也必将禁锢社会进步的活力。更为可怕的危害是其将模糊人们的正义感、扭曲公众的是非观念。现今社会上，人们以当事人的“身份标签”作为其价值判断的依据，正是这种恶果的体现。很多时候，只要是富人和穷人发生冲突就谴责其是“为富不仁”，而一旦是官员与普通人的纠纷就被解读为“以权压人”。如此同时，在那些精英阶层眼里，这些底层的也被贴上“没完没了上访”、“无休止的纠缠”等标签。长期下去，整个社会就乱了。

郭于华：目前，社会生态出现问题，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们”和“我们”。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各种社会资源，并固化利益，寡头化趋势明显；社会底层则抱怨社会不公，极端的反抗行为和民粹主义开始露出苗头。我们应该警惕矛盾激化、暴力对抗的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层的人都是输家。如果一部分人的生存陷入了困境甚至是绝境，那这个社会的另一部分人也不可能有安定的生活。阶层对立使社会缺乏理性、客观、公正、宽容的环境，精英阶层被预设为“坏人”与“恶人”，所以，精英阶层也缺乏安全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富人选择“移民”、很多官员选择“裸官”的原因。

重建社会才是出路

时代周报：目前，一些官员认为只要加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就能实现社会和谐。对此，该怎么看？中国究竟该用何种办法来破解身份固化趋势明显带来的后果？

胡星斗：采取扩大民生的方式有可能缓解当前的矛盾，但是如果不从改善“民权”的角度去考虑，那么改善“民生”的实际效果将十分有限。当前中国阶层固化和结构锁闭，从根本上是因为不同群体在表达与追求自身利益能力上的失衡，即社会权利失衡的结果。面对权力的“飞扬跋扈”与财富的“趾高气扬”，工人和农民的权益缺少制度的保障。而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恰好是社会权利有效博弈的产物。所以，我以为改善“民权”、保护“民权”才是重中之重。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民权”，除了大家经常提到的政治权利之外，还包括诸如保障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和金融权等经济和文化权利。

石秀印：改善民生的方式基本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对于工人和农民这些弱势群体来说，“给民生”的方式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给民主”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关键是各阶层的人共同和平等地参加社会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决程序让社会规则中的标准包含各阶层的价值，让社会规则中的程序容纳各阶层的人的参与。

郭于华：分析社会流动停滞和阶层固化的原因，特权固然是因素之一，但在当前的转型时期，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时候更关键。

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是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使得“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本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内涵无从形成。那么，重建社会或许是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道路。

当前的社会建设，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即建立有效的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机制、以调整劳资关系为突破口的“能动社会”；建设和建立公民参与机制、以调整 “官民关系”为突破口的“公民社会”。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

石秀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