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中国经济在多重困境中毅然反弹

2015-07-31 09:39:07

来源: 时代周报

7月10日，刘元春应国务院办公厅邀请出席了李克强主持的2015年第二季度“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并与李克强进行了多次互动。

时代周报记者陈舒扬发自北京

二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发布前夕，近期已经公布的部分数据和大多数机构的评估，指示宏观经济会继续下行。国家统计局9日公布：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4.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5.6%。上半年总体来看，PPI价格同比下降4.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5%。同时，6月CPI同比上涨1.4%，同比涨幅已连续10个月低于2%。早前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表现略好，6月份为50.2%，与5月持平，高于临界点，意味着制造业持续小幅扩张。不过五个分类指数中的从业人员指数和原材料库存指数依然低于临界点。

尽管上半年有地方债置换、地产调控松绑、央行连续降准降息等多项政策稳增长，但政策作用尚且未知，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是否会进一步加强，也有待观察。宏观经济是否已经触底？下半年的表现和未来的走向如何？在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其他机构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5年中期）—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并存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对相关问题给出了分析和判断。

作为国内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之一，上述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各类数据超预期回落中步入新常态的艰难期。一方面总需求增速收缩十分明显，需求不足开始触及底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总体疲软中出现了深度的分化，同时中国宏观经济正面临着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和风险。报告预计GDP增速将在今年3-4季度短暂探底反弹之后出现进一步的回落，2016年将是中国转型最为艰难的年份，到2016年中期经济才会出现坚实的触底反弹，到2017年经济才开始复苏。

时代周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7月10日，刘元春应国务院办公厅邀请出席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2015年第二季度“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并与李克强进行了多次互动。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刘元春深入分析了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并指出了当下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认为政策应该更加注重对短期周期性波动的干预，以免短期的不足发展为长期的潜在增长率的下滑。

经济存在失速风险

时代周报：刘教授，根据你们的研究，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趋势？

刘元春：首先是各类宏观参数都出现疲软的状况，特别是投资不足、外贸疲软的影响下，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很明显，名义GDP快速下滑，经济增长出现超预期的回调。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的回落，与去年不一样，今年回落的速度更大，让人担心有触及底部的风险。

第二个特征是，我们看到的原来有很多风险，比如债务率很高、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绩效恶化、通缩压力加大，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都依然存在，并且一些更深层次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第一是企业持续的增速下滑和绩效恶化下，存在着“失速”的风险。第二是高债务率和通缩相叠加产生的内生性收缩的风险开始暴露。第三是我们看到的，原来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但是现在看起来货币、财政、产业这些宏观调控政策，都出现了失灵，不是哪一个传递不畅、而是都出现失灵，宏观政策整体的失灵，是我们以往不会想到的。第四是我们去年开始的宏观去杠杆，债务置换、债转股、资产证券化这一系列“大腾挪”所产生的风险，最典型的是我们看到的股市的大波动。所以这第二个特征是我们传统预期到的风险没有得到解决、深层次的风险又在逐步显化。

第三个大的特征是，在经济总体低迷、风险上扬的状况下，中国整体的经济出现分化，在萧条中有繁荣、在低迷中有泡沫，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出现塌陷，同时看到沿海和经济转型比较成功的省份情况非常好、财政收入也很好，我们的传统制造业利润下降很厉害，但是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绩效都很好，传统的业态利润不怎么样，但是新的业态增长很猛。所以说这个萧条的过程里孕育着很多生机，我们的调结构和转型在过去的三年里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已经构建出来了。

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在2015年呈现出来的三大特征，也是在调控中间要高度关注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发生超预期的回落？

刘元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传统的稳增长的举措失灵，很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传导不畅，也就是我们讲的社会新常态、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地方政府处于财政困局，以及在人们所说的“庸政”、“懒政”的心态下，传统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开始熄火了。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工业持续萧条的作用下，外需收缩的持续作用下，累积效应导致的变化，也就是说持续三年多的萧条，使得很多企业步入了一个临界点，投资下滑、去库存的动力更强烈。

所以说有体制的因素，也有内生的增长动力机制累积效应的因素。我们没有预计到下滑这么快，原因就在这，原来以为通过传统稳增长政策加码，就可以逆转了，以为经济是一个线性变化，但现在发现不是这样的。

警惕短期波动危及中长期增长

时代周报：你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速回落多少是周期性原因、多少是潜在增长率下滑的原因？

刘元春：可能主导的还是周期性的因素，虽然说结构性因素、趋势性因素会有一定的作用，但短期来看主要是周期性因素。目前的增速已经低于潜在增速了。但是也一定要看到，持续性的短期下滑也可能使得潜在增速发生变化，因为降到一定程度，生产体系会被破坏，通过债务链引发债务问题，从而进一步导致正常的生产秩序被破坏，这一破坏可能是永久性的。短期的下降，可能导致中长期增长基础发生变异，比如说失业，你老是短期失业，很可能就变成永久性失业了。

时代周报：总需求增速收缩明显的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首先肯定是投资增速下滑太快，这里边最重要的是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太快，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太快，这导致宏观经济的通缩压力明显加大，今年上半年的GDP平减指数全面为负，工业领域持续40个月为负，并且环比同比负增长都在持续放大，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全面上扬。

时代周报：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你认为风险集中在哪些行业或领域？

刘元春：第一首先是传统的制造业，第二是钢铁煤炭能源矿产这些高能耗行业，第三是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行业，这些行业变化会很大，会体现在它们的就业、利润、开工率上。

时代周报：一些产业下滑带来的金融风险有多大？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金融风险爆发？

刘元春：从目前来看，一些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如果持续下滑，这些企业的资金链一定会出现问题，资金链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银行呆坏账的上升，这一块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同时由于企业绩效的下滑，传统的融资方式也很难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债务和通缩效应形成之后，传统的刺激措施和救助模式也会出现失灵，比较典型是最近的天威债券违约，以前我们还只有城投债违约、私营企业债券违约，现在国有企业也出现债券违约。

时代周报：当下股市的快速回落，会通过哪些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刘元春：首先是宏观去杠杆战略受阻，企业IPO、大股东减持、企业的增发和配资会受到严重阻碍，从而会导致上市公司、创新型企业，难以通过股市融资，来缓解高债务率的状况。从而可能导致这些企业的投资大幅度下降。第二是股市大幅度暴跌会导致股民财富缩水，通过财富效应使居民消费减少。第三是通过资金链，使大量可抵押资产缩水，带来进一步的金融收缩。第四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金融市场的改革会受阻，比如说注册制、比如说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还包括利率市场化，都会因此而受阻。

新政经环境下的政策转向

时代周报：报告里提到，政经环境的变异导致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的传递机制发生变异，具体怎么理解，它又是如何影响到宏观经济？

刘元春：反腐倡廉之下传统的政商关系发生了变化，经济的内生性机理发生变化，比如过去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热衷招商引资，而现在，一方面是很多地方政府受制于财政，另一方面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裙带企业之间的关系被打破了，这就导致政府资本和企业资本之间的匹配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密切了，政府投资之后、私人投资的跟进速度变慢。也就是说，政府自己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大规模地投资，也很难发动私人资本，比如说PPP项目的签约率很低。

在改革当中的经济动力模式转轨的间歇期，或者说在政策衔接期，就需要新的动力机制。所以现在国家要求地方政府一方面要进行廉政建设，另外一方面还要进行勤政建设，比如几天前总理又在谈“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就是典型的吏治腐败”。

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而且可以说在短期内还很难解决。目前主要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加强政府督导，加强问责。

货币政策应定位到“适度宽松”

时代周报：你们的报告指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从基本哲学、理论基础、框架体系、总体定位以及工具选择等方面全面进行重新梳理。怎么理解？

刘元春：这主要说的是货币政策的框架。首先是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要作出调整，要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甚至结构主义的经济学，要转向目前的新常态经济学，这很重要，这种转变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定位，不是从简单的供给的调整来重构我们的潜在增速，也不是通过简单的需求管理来弥补需求的缺口的变化，而是要在供给、需求、制度三个方面进行有步骤、相互配合的改革和调整。也就是说要超越之前的就需求谈需求、就供给谈供给、就改革谈改革的局面。

我们需要短期的需求管理、中期的结构调整和长期的供给管理相契合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框架，克服凯恩斯主义短期太“能动”、长期太无为这样的弊端，同时也要克服结构主义在短期里太消极、在制度上过度理想化的状况。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吸收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同时对运行在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变异，有整体性的认识。

前面说的是理论，然后就是政策目标，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是要盯住名义GDP，而不是像以往简单地盯住CPI和实际GDP的增速，名义GDP包括了物价因素，物价包括PPI和CPI，而要知道现在物价总体已经是负增长了；还有目标的多元化，除了名义GDP，还有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要强化底线管理，盯住底线参数，比如就业、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跟传统的政策目标有所不同。

那么从工具的角度来讲，就需要多元化的工具，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工具也必须启用，不限于传统的工具。

还有定位的问题，说新常态就老是认为新常态就是潜在增速的下滑，而没有观察到周期性因素的放大，以及宏观总供给总需求失衡的变化，原因就是没有盯住名义GDP这一参数，特别是GDP平减指数的变化。所以在我们看来，“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定位在目前存在问题，它应该定位到“适度宽松”这个位置，无论是调结构、去杠杆、还是弥补有效需求不足，都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

原来对新常态的理解是三期叠加，认为趋势性变化、结构性因素是主导因素，但是忘了，在新常态里面也有周期性变化，而且结构性的问题也是依存于短期的供求状况的。按照原来的哲学，既然是趋势性变化，短期就不要有所作为了，但是有可能短期不作为，中长期就更没有作为。按照学术上已有的理论，持续的短期供给不足必然会导致中长期供给的损失或者说潜在增速的更大幅度的下滑。

2016是关键一年

时代周报：报告预计GDP增速将在2015年3-4季度短暂探底反弹之后出现进一步的回落，全年将在外部环境改善、消费稳定、内部结构性政策进一步发力的作用下逐步探底，并为2017年经济的复苏打下基础。是否说今年宏观经济会继续下行？

刘元春：我们认为三季度会有一个探底、四季度有一个小幅回升暂时趋稳，明年的问题可能更严峻。原因第一是从世界经济复苏的状况来看，新兴经济体还没有探底，第二是房地产，要到四季度房地产投资才有可能出现反弹，很重要的是，现在房地产的发展格局有可能会使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崩掉，有可能出现四季度中国房地产复苏夭折的情况，也就是北京上海房价涨得很猛，资金流向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的情况更头疼。第三是去库存今年下半年还会进行，去库存周期可能要到明年二季度才会结束。第四个因素是新产业的培育，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三年，很多市场型的产业转型已经初具雏形，但是旧的产业还没有完全把市场空间腾出来，前者真正占主导还需要一段时期，我们估计这个时间是2016年底或2017年。第五个因素是我们讲的改革的周期，按照目前的部署，2015-2016年是关键展开年，2017年要有明显收获。

要从这几大因素来看，明年一二季度，会是本轮周期的底部，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更需要关注的点。从中期来讲，我们认为只要明年能够驾驭得好，2017年的前景可以相当看好。所以说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很低迷了，但这种低迷跟以往的新兴经济体的低迷不一样，它是有新的基础的。

时代周报：你说到今年四季度会有一个小的反弹，这个反弹主要是什么导致的？

刘元春：这个反弹核心是因为稳增长的加码，持续出台的11个领域的投资方案，它会起到一些效果，但是这个成效的持续性和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还是难以改变周期性力量，也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反弹不会那么强劲，也不会那么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