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郎咸平:一个经济学家的异变

2012-09-20 13:21:32

杨国英

成为克鲁格曼一样的经济学家,可能是郎咸平早年的希冀所在——既能作为严谨的经济学家,为业界所尊崇,又能作为畅销书作者,在世俗社会获得更大的声名。何况,相仿的年龄、同样郁闷的青年时代、以及超出常人的演讲能力、锐利直接的表达方式,这些相近的经历和潜力,似乎使郎咸平完全具备成功“复制”前者的可能性。

确实,比克鲁格曼年轻3岁的郎咸平,自1994年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并重点关注中国经济以来,他不仅已日益接近前者,而且其在中国的声名之旺,极可能已超出克鲁格曼在美国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2004年的“郎顾之争”一役,是将郎咸平登上公众人物之巅的直接推手。虽然,在顾雏军出狱喊冤之后,格林柯尔这个独立案例尚存一定的争议性,但是,在2004年“国退民进”狂热之时,面对国有资产贱卖、权钱交易横行的乱象,郎咸平能够用专业的财务分析方法,透过国企改革个案的详细解剖,从而引发全民性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应该说,郎咸平此举,无论是对于国企改革技术环节的修正、还是对于更广泛层面公平正义的呼吁,其时均堪称居功至伟。

不可否认,2004年郎咸平的一战成名,有其自身专业学养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台湾出生、求学美国、辗转中国香港的经济学家,与内地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卷入学术政治以及利益代言相比,其时更为独立、亦近乎没有任何利益羁绊的郎咸平,更便于其登高一呼,直言国企改革乱象—“郎旋风”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一度压得国内经济学家“万马齐喑”,郎咸平亦因此获得“郎监管”的美誉。

不得不承认,郎咸平是一个精力充沛、天分极高之人,在名扬海内之后,其身份逐渐演化为财经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演讲家,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均做得风生水起,由其担任主持人(或嘉宾主持)的财经郎闲评、财经郎眼等节目,均在不同时期成为风靡全国的财经节目,而以一年数本速度推出的《郎咸平说系列》,更是从未在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中消失,2011年甚至名列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中第9,与此同时,其每场高达25万元左右的出场费,更可与当红娱乐明星相媲美,而将国内经济学家映衬得暗淡无光。

可是,从来“两全其美”对于世人是一种奢侈,对于郎咸平亦是如此。与其曝光在镁光灯下的频率近乎成正比,学界对其异议亦“贬声”日起,攻其哗众取宠者有之,议其财迷心窍者有之,斥其阴谋论者更有之。

尽管,在学界对其贬声如潮中,不排除有部分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但是,客观而言,纵观郎咸平近年来的学者之路,在其畅销书著作等身之时,专业的学术论文却日渐乏善可陈,能够证明其经济学家(或金融学家)地位的,仍然是其200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著。而如果细究其近年来的文章(或演讲),无论是其指点宏观经济、金融业,还是其纵论地产业、制造业,在遵循同一条“危机临近”的线索之下,几乎均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阴谋论”过多而建设性近无。

在学界对郎咸平非议日增之时,近两年的两件事,亦让大众对其极为不解—其一,去年8月,郎咸平专访陷入“红十字会风波”中的郭美美母女,并在节目过程中有为对方洗刷之嫌;其二,今年8月,郎咸平在北京高端楼盘玺源台邀其所作的讲座中,慷慨表态“中国楼市最保值”,而日前又大发“中国楼市离崩盘已经不远”的“宏论”,仅一月时间,前后判若两人,必然令人殊为难解。

10年,郎咸平完成了从纯粹学者到兼职明星的转换之旅,而这样的异变,是如此地彻底、如此地“市场化”,又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因为对于“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们而言,郎咸平的异变,可谓是得不偿失。

也许,与国内经济学家过于“忧庙堂之所忧”相比,郎咸平特有的“愤民意之所慨”,自有其可贵之所在。但是,其过于附和民意(甚至挑逗民意),而失之于学者应有的严谨和理性,必然令其在声名日增之时,非议与不解尾随相伴。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郎咸平的异变?是国内相对浮躁学术氛围的影响,还是其自身禀性使然,我们虽无从得知,但郎咸平的异变,却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反思转型期中国经济以及学界变迁的镜子。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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