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我们时代的性别观到底怎么了

自古以来，卧室并非温情浪漫的象征，从内地的《还珠格格》到港人的《金枝玉孽》、《宫心计》，谋划者都在用宫闱之事来满足大众对那些遥远政治生活的好奇心。人们一般认为，皇家的卧室大抵要比普通人家的卧室更加丰富多彩和惊心动魄些。殊不知，真正的精彩在民间。

回到卧室，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很快成为“你”与“我”的“夫妻关系”。只不过，21世纪的中国民间，这种原本的“你—我”关系中融入更多的“他者”。大学教授与女学生、政府官员与女下属、熟悉的男女中学生、陌生的男女城市白领纷纷挤入卧室。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多的框架来厘清各种混乱纠缠的性观念与性实践及其背后隐藏的微妙关系。

60年来我们的性别关系是如何被型塑与被规制的？性别观念如何获得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份认同？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如何伴随着性别权利的声称，得到反思、讨论，甚至是重建？因而，伴随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将卧室空间移入到政治空间中，观察一下“男”“女”性别关系的变迁史以及“他者”的存在史，看看国家在处理性别身份、性别权利、性别关系等问题上的特别经历。

性被钳制的时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她”字作为革命性的符号创建出来。这代表着一种男人对女人的呼唤，男人希冀“她”从深闺中走出来，走到滚滚红尘中与“他”共命运。然而，尽管“她”成为某个群体的专有指代称呼，其存在却一直没能超越人伦亲属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成为独立的存在主体。“她”依然更多地只是作为“母亲”、“妻子”、“女儿”被载入历史。

1949年新的国家政体建立，希望实现不同性别之间的平等与追求性别公正。但是，超全能主义的政府管理模式全面接管了社会性别角色的型塑工作，也同时继承了传统“父权制”的性别价值体系。强盛的政治话语将政治革命的激情转换为男女的爱情。在这种性别关系中，爱情的逻辑显现出强烈的“父权制”色彩，国家权力可以主宰人们的卧室生活。在体制内的党员群体，通常表现为组织以“父母亲”角色替个体选择对象，组织以“父母亲”权威约束“男女关系”的自由选择。政治领袖毛泽东的婚姻也是需要通过组织考察同意的。而普罗大众的婚配则同样必须得到组织的介绍信确认才能顺畅通过。

另一方面，国家认同的“父权制”文化观念表现在性别角色的定位上。性别的意识与实践在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完全被规制，性别身份迎合了传统“父权制”性别的刻板形象。男性身份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他们是勇武有力的革命英雄，而女性要想成为主体，那就得“成为男人”。否则的话，女性就需要退而求其次，嫁给一个英雄。上世纪70年代，大多数中国女性的择偶目标是希望能嫁给一个军人。这也表明，男性身份也存在着高低次序的排序，根正苗红的军人高居榜首。

我们要注意的是，国家“父权制”文化不仅对男性角色的英雄气质进行颂扬，相应地，对女性的英雄气质也进行夸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曾经让女性在工作领域有了一定的空间，但更多的女性还是被赶回卧室，尽管公共食堂与托儿所可以减轻部分繁重的家务劳动。但女性的自然属性被强调，社会属性遭遇到观念约束与文化控制。性与生育的紧密结合使得女性被紧紧地控制在卧室空间。

实际上，在政治空间中人们的性别意识被压抑，性别身份模糊化了。有人比喻说那个年代行走在公共生活中的人都是没有下半身的人。人们不仅模糊了性别意识，更是警惕性别意识，造成性别身份与人的分离。人们只有在卧室中才回归为“男”与“女”。法律的力量与道德的规范严格监控着各种“不正常的”性角色与性实践者。国家控制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体系也会让那种“不服从”的“他者”边缘化。

性别被利用的时代

上世纪70年代末，新的社会蓝图出台，商品经济需要的自由空间也带来了人们主体意识的萌动。性别本身是人对自我的一种身份认同，它既是指生物学的事实，又超越这种假设，是一种社会建构。对性别身份的主体性反思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而新的社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调整，也有了新的社会性别角色安排与期待。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极大地确定了“性与生育”的分离，女性母职角色价值有所削弱。

随着人们性别意识的苏醒，卧室生活的自由也逐渐被人们关注，人们在探寻与追求自己作为“男人”与作为“女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男子汉气概”、“女人味”等大众文化话语伴随着改革开放呈现。

我们一方面需要肯定自由市场萌发期间带来的性别角色的多元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否定自由市场强烈的“父权”意识。我们看到，“男主女从”的性别等级制度被消费主义接纳，市场更多地以“性”的生物属性来展现“女性气质”，更多地以“男性的社会角色”来展现“男性气质”。

很明显，在市场传递的信息中，女人整天所做的女性事务基本上都是以卧室需求为中心的，美容、塑身、洗衣、做饭……如果要满足社会需求，女人则大多是为男人开启酒瓶、奔向开靓车的男人、等待男人为她戴上珠宝。女性作为农民、工人、学生、干部……等多重身份几乎全部隐退。女性的单一“性”身份被市场商业文化所利用，消费主义讲“性别”的内涵狭窄化与粗俗化。

启动自我反思才能避免沉溺

然而，“男女关系”并非就是简单的“性别关系”乃至“性关系”。被市场利用的“性别”概念，一定需要遭遇社会批判性反思。性别身份被压制，会导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的人格受损。例如，被市场挑选出来的“超女李宇春”以中性化特征挑战传统的拥有“女性气质”的女性角色。而深受市场性别价值观引导的社会话语则又即刻给其贴上“春哥”的标签。社会不能自主性地看到“二元”性别角色模式受到挑战带来的权利需求与个体自由，那国家更难以尊重这些权利与自由，以致于“不公正的性别暴力”、“民主的夫妻关系”等内容消失在庞大的国家机器背后。我们可以说，自由市场将卧室空间扩大到了社会空间，只使人们难为情地看到一些闺房琐事。

这种状况与21世纪的中国发展不协调。政治革命既可以是宏观的制度、权力、利益分配的改变，同时也可以是微观的家庭意识形态与性别文化以及个体思想理念的改变。自由市场无法给我们带来这个变革，我们更需要期待社会的理性、自主带领我们走向性别意识民主化的新时代。在新时代中，我们希望，男性不会自我阉割，为了成为所谓“成功的男人”和“人上人”，而去认同“父权制”中的“男性等级秩序”。我们也希望，女性不会自我屈从，为了成为所谓“幸福的女人”和“人上人”，而去认同“父权制”中的“男女等级秩序”。两性的这种屈从，无不是一种切割生命完整价值的自我沉溺，除了被所谓商业规则继续利用，人生的图景和生命的维度并未由此获得更多的拓展。

因此，如果我们的社会能从性别关系中看到更多的主张和正义，那么，我们的新时代的性别公正才能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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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男人：怎么跳出偏见的怪圈 


本报评论记者 韩洪刚
访谈嘉宾 宋素凤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妇女与性别研究学者，妇女与性别平等权利推动者）

1 PART 商业逻辑下的性别歧视需外部介入

时代周报：你出生在台湾，后在美国做过性别研究，现在在大陆这边也有6年多了。根据你的跨地域、跨文化的经验，你怎么看目前中国大陆的性别状况？

宋素凤： 1949年以后，中国颁布了男女平等的一个法律架构。可是在实际情形，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原来文化上的一些问题，包括性别不平等的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是慢慢地浮现出来了，而且有加剧的现象。性别平等的法律在那儿，但是实践上落差太大。

讲这个议题，并不是在比较哪个社会进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是有很多标准的。我并没有做一个很严谨的、学科的、学术上的调查，仅就我个人经验来讲，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性别意识上，还有很大空间要进步。

时代周报：你提到的法律上的和现实中的落差很大，有没有一些例子？

宋素凤：比如工作平权方面，就拿我工作的环境来讲，女学生毕业找工作，明显会遇到性别歧视。有的单位过来招人，明文规定要男的，不要女的。它是违背性别平等法律的，是不是？可是，实践上就这样做，而且很少人去管。

从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看，男孩的机会显然比女孩的多。很多女孩，也只是默默忍受，自己撑过去。这个社会没有一种气候让她觉得，这种情形是可以挑战、可以去改变的。

大家也都知道，有些单位不愿意招女性员工，是因为会碰到怀孕和产假的问题。生养孩子、养育下一代，对社会来讲，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价值，是社会未来的发展资产，但为生养下一代负担比较多的女性，从某方面来说却反讽地受到某种惩罚，她们重新回到职场、在职场上发挥能力的愿望遇到了许多无形的障碍。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社会问题。可是，很多人并没有去这么想。假如说养育孩子是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国家民族的一个资产，那么大家应该是共同去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去压抑很多女性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愿望。在现实的各个环节里面，对于女性的成长与发展而言，即便不是完全扼杀，也给她增加了很多困难和挑战。

时代周报：从现实的状况来看，很多机构遵从的是商业的逻辑，或者说成本的逻辑，结果是对人的异化，尤其是对女性的排斥，但从商业内部似乎难有破解之策。那有没有可能从社会或国家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呢？

宋素凤：思想的境界决定行动的方向。很大的一个问题来自旧的观念本身没有突破，不觉得男女平等是重要的。假如认为女性劳动力在国家发展上不重要，认为女性工作权的平等不重要，认为女性参与工作与自我表达，这样的愿望或者欲望不重要的话，那就会低度看待这个事情，整个政策的朝向也会遵循原来负面的思考，比如认为会增加经济成本等等。但事实上，在西方一些性别平等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除了对男女工作权平等原则的重视之外，他们同时也认为占国家人口一半的妇女人力的加入，有助于经济推动，对整体国家发展来讲是绝对有利的。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理念去制定一套政策，国家不仅要在法律上规定性别平等，还会同时制定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制定合理的产假和育婴假法规，容许员工留职停薪，甚至一定薪资比例的留职留薪，允许并鼓励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申请育婴假等。为了落实这些法规和政策，也需要设立一些工作平权申诉委员会类似的组织，让一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有伸张权利的机会，保证法律和政策的落实。

 2 PART “女强人”说法是在贬抑女性的上升

时代周报：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强大的意识，即男女有别。有些人主张说“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就是不如男人”，比如说，即便做家务、做饭，真正的大厨不还是男人嘛。甚至在至今的像数学、科学、艺术等诸领域，女性的表现的确不如男性。

宋素凤：这个“男女有别”，我觉得它的根源是性别歧视。所谓“女性不如男性”等说法，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根源于过去男女在教育机会和其他资源上的不平等。如果给女孩一个平等的机会的话，女性未必比男性差。现在在一些领域，很多女孩对男孩来讲是很具有优势的，甚至于出现所谓“阴盛阳衰”的情形。所以有些人反而在讲，要保障男性名额了（笑）。当然，这个问题提得对不对还得看具体语境，整体来说，我们的社会在性别权利和权力上面还是向男性倾斜的。

我们过去的历史由男性掌握书写权，很长一段时间女性不被允许进入到公共领域。所以，历史上女性的成就不如男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家庭里和教育上，很多女孩从小被培养的一个人生终极目标，是要找到一个好丈夫，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当个贤妻良母，一个支持的角色。可是很多男孩呢，从小可能是要叫你往前冲，必须功成名就，这样一个成就需求导向的教育方式。

厨师是公共领域的一个职业，我们的社会并不那么支持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奋斗和成就。同样是做菜，当它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职业的时候，男人从事这个行业，有的是成就需求在后面激励他。

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并不是男人天生比女人的工作能力强，很多家庭形成这样的一种性别分工形态，除了有文化因素作祟以外，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的社会给予男性比较多赚钱、升迁的机会，如果一个家庭因为条件的限制，必须选择一个在外头去冲，一个留在家里，衡量结果自然是让机会比较多的人去，而这个人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通常是男性。

时代周报：你提到社会在结构上并不支持女性在公共领域有所成就，我就想起“女强人”的现象，这似乎成为一个贬义词。

宋素凤：是啊，性别歧视在我们社会中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有些并没有被意识到，更没有受到批判。有比较好表现的那些女性，时常受到这种性别歧视文化的干扰。比如说，在校园里有个笑话，“女博士”被看做是第三种人，灭绝师太般的人物。后来又一个延伸的笑话说，校园里面有四种人：一种是女学生，一种是男学生，第三种是女博士，第四种是敢娶女博士的人。女性如果成绩表现好，学识上有所长进、有所成就，你不肯定她、鼓励她，尊重她的成就，反而拿这些言辞去讥笑她，或者去压抑她！女性在社会上好不容易有一些成就，靠自己的努力有一些成就，然后你又冠上一个“女强人”。女强人这个词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们都知道这背后的潜台词或者说隐文本是：这个女人不具有女性的一些更好的特质，在婚恋市场上是一个不适宜的对象，也就是说属于小生怕怕，男见了要躲的这种女人……

你想想看，不管从灭绝师太，第三种人，第四种人，再到“女强人”，这些都是带有负面意味、压抑性的词语。我们社会有太多的环环节节在贬抑女性，它们有时候形成一种流行话语去压抑女性出头，或者蔑视她们的成就。

 3 PART “剩女”焦虑是文化的负面效应

时代周报：从这种女性被压抑的角度来看，现在似乎又有一种新的征候，即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大学校园里，女性更愿意扮作小鸟依人、温柔可人状，甚至自我“宠物化”。流行语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跪求包养”等等，戏谑中却不无真实。但这就意味着，彻底放弃自我的独立性和能力提升啦。

宋素凤：这的确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个病症，即我们的确是一个男女在资源、机会和权利等方面不平等的社会，以至于受到大学教育的女孩，对她们生活来讲最容易的路，是“嫁得好”。如你说的“跪求包养”是个戏谑话，却一定程度反映了某些社会现象，比如“小三”的问题。我在这里并不是对“小三”或者“嫁得好”作任何价值判断，尤其是“小三”的问题，一来是具体个别情况不一，二来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细致深入、多个层面的思考，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道德逻辑去谴责任何一个个人，才能抽思剥茧出这个问题后面的一些社会结构性问题和文化的陈年病症。回到“嫁得好”的问题，除了反映这个社会女性的发展机会不是那么理想以外，也显示了我们在女孩子的培养教育上，独立意识还是不够的。我相信有不少父母会鼓励女孩子能够读多高就读多高，有多少实现自我成就的需求就去实现。可是这些父母也会遇到一些矛盾的情况：一方面是希望女儿能够有所成就；另一方面，文化的制约又让他们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婚姻问题是个头等大事。说是鼓励女儿自我实现，可是真正到了大学四年级还没有男朋友，25岁还没有个结婚的对象，就感到焦心了，怕女儿找不到好伴侣，不幸福。

假如真正思考得比较透彻的，不论在哪个时间点，女孩子都有找到一个好对象的可能，如果她想结婚的话。本来，在一个相对人性化一点的社会，女性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有找到好伴侣的可能和机会，而不是说以25岁为一个无形界点，25岁以后就是“剩女”，然后婚恋机会几乎是从90分一下掉到30分以下。在这样一个不断规训的环境中成长的女孩，你期待她们中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在面对一些需要挑战自我、挑战外在环境的时候可以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去突破呢？所以，她可能就必须找一个像父母一样的人去依靠，无论从安全感上或者经济上来说。所以，你提的问题更多反映的是社会上性别的不平等，还有一个对女孩的教养问题。

 时代周报：的确，爱情、婚姻实际上是可以在一生的长度内任何时间点展开的事情，而我们这个文化和社会结构却把它过于集中在了比如二十几岁，一般来讲女生过了25岁就开始焦虑，过了30岁那就焦虑得没法啦，并被冠以“剩女”这样的说法，增加无形的社会压力。

宋素凤：首先我是非常反感“剩女”这个词，它使得我一些可爱的、优秀的、非常有魅力的女学生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里就有了过多不必要的恐惧和焦虑。而且，我觉得这个词反映出贬义女性、惩罚女人这样的一个文化中的负面因子。很多人并不自觉，我们文化中许多方面在压抑着女性。

问题是谁决定你是剩女？从个人来讲，不管是男性、女性，在哪个时点结婚，生活和生命以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展开，我们都不应该出于贬义的，或者是一种压抑的眼光去看。当一个词成为一个社会主流的判断，你不要小看这个词的力量，你会发现很多女孩在过了25岁甚至还没有到25岁就开始紧张焦虑，有的选择匆匆嫁人。而由于在这方面的过度焦虑，很多女孩没有办法发现她的生活有其他的可能性，甚至在压力感下放弃了她的其他选择。比如，也许会为了要在25岁之前嫁了，这个时候就不去读书了，也许她本来对继续深造是非常渴望的呢。

时代周报：这种“愁嫁”的焦虑，除了社会的观念压力，也有更为现实的来源。比如，现实中往往存在一个婚姻梯度，即女性一般要找比自己从年龄、收入、地位高的男性，但这样的男性却可以找更年轻的20出头的大学生，甚至因为找大学生而离了婚。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男人越老越吃香”，隐含的仍然是一种资源标准。

宋素凤：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挑战这个社会结构或文化病症，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很自然而然地会成为合流者。在我们这样一个世俗文化中，高官厚禄、娇妻美眷，往往是男性的一个最高目标。这其实是个很大的文化病症：不去追求其它的价值，所有的东西都由物质来衡量——你有多少房子，有多少车，有多少俸禄，有多少女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男性也放弃了很多生命的可能性。生命它有好多种面向，我们不要对男性的想象过于集中于某个面向，而忘掉了或者说丧失了其它方面的乐趣和价值。

        第二点，回到性别层面，男性把女性当成某种类似财产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女性不自觉，或者社会环境使然，也在自我物化。女性变成被娇养的一个宠物也好，或被拥有的一个花瓶也好，即使是养尊处优、即使是被悉心呵护，这也都是一种物化。假如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是追求一种物化的情况，而是追求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也许，做一个被娇养的宠物，在物质上很享受，在身体上并没有承受什么奴役的状态，但在精神上，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具有独立完整人格的状态。很可惜的是，社会上很多人并不察觉这一点。

关于你说到的婚姻梯度的问题，首先我要做个补充：不是“男人越老越吃香”，是“越有钱的男人越吃香，即使他年纪大”。从女性的方面来说，所谓的“上嫁”（marry up）的确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心态。我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小心，因为我不希望我的言论看起来好像是批评嫁个有钱丈夫的女子或者娶个年轻女子的年长男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认为的幸福的权利，外人不应该简单地、带着太多怀疑的心态猜测别人婚姻的基础是什么，这对人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不评价个人抉择背后的原因，但我们在做婚姻对象选择的时候可以自问，你选择的标准和目的是什么？如果你选择的标准是金钱，而对方选择的标准是年轻貌美，那么这些都是很可能、比较容易被替换被取代的。而在男性的一方面，我想可以自问的是：你是寻找一个生活、生命的伴侣，还是找一个可资炫耀的门面？

时代周报：在这种男女合流的压迫性结构中，出路是很狭窄的，尤其是女性。你会给她们一些怎样的建议？
 
        宋素凤：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很多活得别样、但一样精彩的女性，她们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角色模范，打开年轻女孩对自己未来生活可能形式的想象。

        当然，我也希望有不同生活或者不同成就的女性，能够多多跟这些年轻女性分享。在婚姻上，她们可能是30岁未婚，可能是终生未婚，可能是40几岁、50几岁初婚、再婚；在事业上，她们可能是企业的领导人，体力活跃的运动家，冲破一些职业刻板印象的航空员、科学家，等等。如果我们社会中女性角色模范的形象更加多元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帮助女孩子们，在遭遇到压抑性话语的时候，恐惧和忧虑会少一点。

4 PART “男女互补”更多还是女性“被安排”

时代周报：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以及媒体报道中，体现着这个社会对于不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规约。比如，说女生“假小子”“春哥”“曾哥”，说男人“娘娘腔”，说谁谁“很男人”“很女人”等等。

宋素凤：社会中的很多人，其实都在扮演一个所谓的理想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不止是女性往理想女性气质靠拢、扮演，很多男性也一样。对很多男人而言，难道没有男子气概的忧虑吗？这个忧虑也是普遍存在的，从你的社会地位高低、赚钱多寡来衡量有没有男性魅力。

我们可以从人类学对不同民族的性别表达和实践的研究中，看见有很多很不一样的性别气质。所以说，男女气质它并不是天生的。比如说，当代有一个非常sexy的女性，或者非常男子气的男子，可能换了一个时代就吃瘪了。

时代周报：在男女气质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有阴阳的观念，现在的男女互补的观念仍然是很有主导性。

宋素凤：男女互补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对的，可是深入一想，它是充满问题的，“男女互补”怎么互补法？因为有的男的本身就有阴柔的倾向，有的女的身上也有很多阳刚的倾向，那这个男女怎么互补法？

阴阳观从某方面来讲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但是，如果我们对性别气质的认知是一个光谱式的，那这个概念就很不一样了。如果是从光谱的角度来看的话，每个个人是不一样的，那怎么能形成一个男性集体跟女性集体的互补？第二，所谓男女互补，在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里面，可能不具太大的问题，但是在一个性别权利/权力已经向男性倾斜的社会里，它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所谓男女互补，通常就是要求女性作为辅助支持的那一方，或者男性需要女性支持的，你看是不是这样？所以，在一个性别失衡的社会文化秩序里，所谓的男女互相配合，说的是男性为主体，以男性的需要为主，而女性被安排的是一个支持性的角色，如果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女性是为“他者”。

 5 PART 狭隘的媒体视界在强化偏见

时代周报：你前面谈到榜样的多样性，我就想到了我所在的媒体行业。媒体有时候在宣扬一种物质主义的成功学方面，是“功不可没”的。沿着这个路子就女性形象而言，媒体所追逐的是，运动员也好、明星也好，都是傍大款、嫁有钱人。当然，那些具体的、个人化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是媒体的功利化、八卦化倾向是很严重的，它实际上对年轻人的视野和观念塑造，影响还是蛮大的。

宋素凤：你讲的是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男性形象或者女性形象，它有那么多不同的可能性，而你只集中在一些狭隘的框架上，下笔的时候考虑的是如何引起最大的耸动效应，不去呈现问题、探讨背后深层的文化原因，而是去重复我们原来的一些性别偏见，让偏见在这些事件的报道中得到了强化。

即使是在处理一些八卦报道，你也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角度，不会一窝蜂地全部在报道事件主角的裸露，一味对女性的身体做最大限度的情色消费，满足大众的窥淫欲望。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标榜的是带给大众最大程度的信息资源以及开拓大众的视野，但是所作所为却显得视界那么狭窄偏颇，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重复消费八卦资源而已，而这些八卦资源里，女人的身体和围绕在它上面的窥淫想象总是焦点。

时代周报：当下这种性别状况，实际上等于男性、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怪圈，其实伤害的不但是女人，也包括男人，包括我们整个的社会？

宋素凤：是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中，或者在这样一种简单的划分中形成了一些压抑性、压迫性的话语和性别规范，它可能对个人的生命形成压抑，男女都一样，限制了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可能性的想象和实践。

譬如对男性阳刚气质的过度举扬，有时候让在这个社会里成长的男性很容易缺少了一些理性自制，拿亲近的枕边人作为替罪羊行使性暴力。整体来说，或者就一个本质的生命的问题来讲，男性一样会受限于这样的压抑性、压迫性话语，因为他的生命的可能性同样被扼制了，被限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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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就不该谴责换偶？

本报评论员 李铁 

南京副教授“换偶”（据现在的报道披露的事实，该教授目前并没有配偶，系单身组织性派对活动）一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知识界围绕此事的讨论也不少，因为此事绝非一个色情八卦那么简单，涉及到现代自由社会的诸多政治哲学问题，比如现代社会的法律是否应该将道德因素排除在外；现代社会是否应该选择道德相对主义，还要不要维护主流的价值判断；批评别人的私德就是把自己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强加于他人？

意大利真有１/４夫妻换偶？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澄清一些基本的事实，看看在换偶等性问题上，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4月13日，李银河先生发表了题为《1/4意大利夫妇参加换偶活动？》的博客文章，文章中说：“意大利《新闻报》报道称，约50万对夫妇定期在200多家私人性爱俱乐部进行换偶游戏。但有关专家认为，实际人数远不止于此，应在近200万对，即占全国性活跃夫妇总数的1/4。”

这个说法可能让许多换偶人士感到兴奋，顿生一种“知音”遍天下之感，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所谓的“1/4”完全是一个信口开河的数据。笔者查阅了该期《新闻报》，李银河先生提到的这一数据是出自一个叫Federsex的组织，而“有关专家”，也是该组织的人。

而这个Federsex组织，与ENTES是代表意大利换妻俱乐部的两大联盟，这些换妻俱乐部是靠卖门票维持的。根据ENTES的数据，在换妻俱乐部里夫妇与单身男性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另外，单身男性需要付出比夫妇更高的票价方可入场（150欧元：50欧元）。很明显，这实际上是一个性产业，有近一半是单身男性去“买春”而已。Federsex这种组织口里说出来的数据，显然当不得真，他们自己也说只是估计。把这个数据看做是换妻俱乐部自己的广告吹嘘，应该更为恰当。退一万步讲，即便这个数据是真实的，买张门票、观摩了俱乐部，也未必等同于实际参加换偶的人数，就像相亲活动，参与者众，但真正成双成对的有多少呢？

而在严肃的研究方面，社会学家理查德·简恩克斯在《换妻：文献回顾》一文中也指出，换妻俱乐部的统计与严肃的调查数据差距极大，往往能相差十倍之遥，实在当不得真。

西方人真的那么开放吗？

这些年出国的人多了，人们对西方社会的错误想象也逐渐回归真实，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谈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活的感受，不少人都提到这样一点：在性方面，西方人并不像许多国人想象得那么开放。或许青少年学生在性方面要开放活跃一些，但对于大多数已婚人士，特别是中产阶级群体，则在性方面倾向保守，非常重视家庭的价值和对伴侣的忠诚。很多有过中美两国生活经历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人的性观念开放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

对此，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些新闻事件来窥豹一斑，看看西方人保守的一面：

2月20日，美国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召开记者会，就自己的出轨和说谎行为道歉，他为自私行为感到痛心，并表示伤害到很多身边人及球迷，令他们失望，后悔没做好榜样。尽管如此，在伍兹的婚外情曝光之后，埃森哲、AT&T、佳得乐三家公司宣布，终止与伍兹的广告合同。

2月6日，英格兰足总发表正式声明，解除特里英格兰国家队队长职务。原因就在于特里与队友布里奇的妻子有婚外情。英国首相布朗对该决定表示支持。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在建国两百多年之后，美国选民才接受第一位曾经离婚的总统。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位。另外，现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是第一位离过婚的法国总统。

在美国南方各州，有55%的学区在性教育课程中讲授婚前不能有性行为，在东北部，有20%的学区也这样做。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至今没有作出过与换妻活动直接相关的判决。1998年，凤凰城通过了法令禁止现场性表演，使得换妻俱乐部成为非法。1999年，当地换妻俱乐部的老板及成员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法令违宪， 2003年，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最终驳回请求，确认了法令的合宪性。在此之后，德克萨斯州的丹肯维尔亦通过法令使当地的换妻俱乐部成为非法。另外，美国还有多个州，至今仍然有通奸罪。

瑞典性教育协会呼吁宣告各类“性俱乐部”为非法并予以取缔，并谴责色情文化渲染的一种无感情的、麻木不仁的性，认为色情文化的目的是使人形成错误的期待和概念，满足人的下流的情欲，因此对年轻人以及其他并不确切了解什么是爱情的人来说危害特别大。

性放纵不等于先进文化

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中，道德与传统似乎总是与权力、虚伪、专制等裹挟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自由知识群体很容易将性解放（甚或性放纵）与争取自由人权、启蒙、宽容、文明等词语简单地等同起来，认为性少数群体的放纵只是性观念多元化的表现，符合历史的进步潮流，是先进文化的象征。

但问题绝没这么简单。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这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的性观念反而趋于保守，各种保守主义思潮后来居上，在许多领域都占据了主流地位。

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皮尤中心在前几年做过一个调查：在成功的婚姻的必要条件中，与1990年的调查结果相同，贞洁是第一位的选择，达90%以上。1997年的一份盖勒普调查也显示，90%的美国人认为婚外性行为不可接受，只有6%的人同意这一行为有时是错误的；3%的人认为这是无所谓的。而且在对于婚外性行为的态度上，年轻组和年老组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这种态度与上世纪60年代性解放风潮时期的态度完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性放纵运动才是过时的玩意。

我们不可否认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所带来的某些积极的社会变革，但性解放运动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也使得人们再次反思传统和禁忌的价值。性，绝不像握手那样简单。那些简单认为性解放、性放纵失去的只是锁链的人们，收获的反而是更多的痛苦。

据统计，1960年之后的三十年，社会文化有如此改变：暴力罪案增加了560%；私生子多了不止400%；离婚率增加４倍；生活于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比率增加了3倍；青少年自杀率增加超过2倍。1962年度离婚家庭约41万，1970年升到70. 8万，1978年达1l3万。美国社会为性解放运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76年，卡特在竞选中反复承诺，他的政府一定要把重建家庭问题置于最优先地位。“美国家庭出了毛病”—这是吉米·卡特对性解放导致家庭危机的概括。入主白宫后，卡特曾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

1984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性解放走入死胡同》一文，指出，“审慎和责任感是80年代的格言”，反思了性解放运动的问题。法国《费加罗杂志》发表了《新的性道德：恢复忠实》一文，指出：“不负责任的婚姻时代已经过去。” 关注家庭的健全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联合国将1994年确定为“国际家庭年”，呼吁重视传统以及家庭的价值。

实际上，60年代的那场性解放运动，只是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乌托邦运动中的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性放纵风潮其实并不新鲜。美国社会学泰斗索罗金这样概括：在巴比伦、波斯、马其顿、蒙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后期，以及埃及古王朝、中王朝和托勒密王时代。历史反复上演：一旦整个社会放松对性的约束，则在三代之内，文化便会没落下去。

6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附近由一群嬉皮士创办了“群居公社”，群居男女随便发生关系，生了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他们就由一个委员会来抚养。此后，全美各地陆续建立的“公社”和“群居村”多达三千个左右。但这种公社很快穷途末路，纷纷解散。

这些“解放”运动失败的原因很简单：性并不是握手、做运动那么简单，高潮并不是性的惟一意义，我们无法对那些关于性的复杂而深刻的人类情绪装聋作哑。这几乎是由人的本质天然决定的。

人类历史上的主流文明对性的规范与禁忌也不都是故作正派的假道学、强行压抑、或双重的标准。道德习俗之所以得以积累和流传，就在于遵守道德律令，反而能带来真正长久、快乐的性满足，减少试验性的痛苦。

自由社会不等于道德相对主义

或许有人说，社群的衰落不是我所关心的事，个人权利至上，我有放纵的权利。很多人认为，只要符合“自愿、成人、隐蔽”三原则，只要不伤害他人，任何性行为不单在道德上都没问题，更是人权，任何程度的干涉（包括道德判断）都是侵犯人权。因此，现代社会就不能谴责换妻行为。

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也认为，法律应该独立于道德和价值判断，道德完全是私人领域的事情，现代自由社会必然选择道德相对主义。

其实对于这种观点，政治哲学家们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讨论，这种粗线条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典型庸俗自由主义观念。

当代政治哲学界，以桑德尔、查尔斯·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社群主义的兴起，就很集中地批判了这些观念。他们和众多学者们都看到，一个奉行道德相对主义的社会，如果在法律和公权力中完全排除了道德和价值判断，会导致自由的枯竭。社会中的小共同体的一些共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对于保持自由社会的活力与方向，至关重要。

如果整个社会只有几条法律框框是共同的规范，这样的社会的自由基础极其不稳定。法律和政治自由只是简单的骨架，并不能赋予自由社会以鲜活的生命。

关于施密特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很热门，他就注意到，一个没有共同道德和价值判断、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群体，反而极容易被极权所奴役。这就是他所说的，极端自由主义与极权只有一纸之隔。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也明确提出，自然法或者说道德法应该成为任何正义国度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道德相对主义实际与虚无主义是一回事，这必然导致法律界的混乱。

没有人否认自由是人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但人生的价值是多元的，若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就会导致其他价值的忽略，把自由视作唯一价值也有同样后果。如家庭、爱的关系和尊重他人生命的要求，都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有权利做某事并不代表做某事就一定是对的，批判一个人的行为也不等于剥夺这个人的政治自由。即使社会赋予我们权利做一件事，这件事仍是不道德的（如潜规则、婚外情）、不值得鼓励甚至需要批判的（如懒惰、浪费、好赌）。

何种道德和价值是值得倡导的？尽管这是人类很难给出终极答案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道德和价值就只能是相对的。人类只在客观价值的引导下行使自由，才能得到丰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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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关于性别公正的书
沈睿

1、《我是努珠德，十岁，离婚了》（I Am Nujood, Age 10 and Divorced，2009），作者努珠德·阿里，一个也门女孩子，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说她是“我一生见过的最伟大的女人之一”。

2、《半边天：把世界范围内的妇女的压迫变成妇女的机会》(Half the Sky: Turning Oppression into Opportunity, 2009），《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和伍洁芳著。这是一本鼓舞女性如何争取自己权利的书。

3、《被击裂的屋顶下的笔记：希拉里·克林顿，萨拉·佩林，以及一个女人要赢所付出的代价》 （Notes from the Cracked Ceiling: Hillary Clinton, Sarah Palin, and What It Will Take for a Woman to Win,  2009）。本书描绘了希拉里·克林顿和萨拉·佩林向美国政治最高权力的最后挑战。

4、《当一切都改变的时候：让人惊奇兴奋的美国妇女的旅程：从1960年到现在》 （When Everything Changed: The Amazing Journey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2009），《纽约时报》记者盖尔·柯林斯著。这是一本“美国妇女解放史”，被誉为“女权主义的最真正的秘密”。

5、《创造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 社会企业和资本主义的未来》 （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 Social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2008）, 作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教授莫罕默德·尤努斯。这是一本从经济的角度论述妇女平等的书。

6、《阴道独白》 （The Vagina Monologues，1996），美国剧作家伊芙·恩斯勒著。《阴道独白》改变了女人说出自己性别器官的名字的态度。“阴道”不再是一个肮脏的词，而是一个让女性骄傲和自豪的词。

7、《贴身女佣的故事》 （The Handmaid’s Tale，1985），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一群极权主义的神学分子控制了国家，迫使女性屈服于男性的压迫。

8、《第二性》 （The Second Sex, 1949），法国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著。这部书，是西方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源泉之一。

9、《一间自己的房子》(A Room of One’s  Own, 1929)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著。谁还没有看过这本书，谁就还没有进入20世纪，更甭说21世纪了。

10、《为女人的权利辩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1791）， 英国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著。她的论点成为第一和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