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巴金的遗愿

2009-10-03 23:43:04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红卫兵,文攻武斗,样板戏,“文化大革命”,这些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历史,年轻一代已日觉陌生—至今它们仍然作为敏感话题而被自动或者被动地回避。作为中国第一个民间文革博物馆主要推动者,彭启安所做的事,就是让现在及后来的人直面它。

年近八旬的彭启安,在自家小区楼下的空地开垦了一小片地,种菜种花。每天早上浇水除草时,他会见到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十来岁,右手上佩带着一个班干部臂章。彭老看到就很激动,跟女孩说:“你这个臂章很像红卫兵的臂章。”女孩一脸茫然,问:“红卫兵是什么?”

红卫兵是什么?文革是什么?一个十岁的女孩自然是无法知晓其意义—至今它们仍然作为敏感话题而被自动或者被动地回避。作为中国第一个民间文革博物馆主要推动者,彭启安所做的事,就是让现在及后来的人直面它。

塔园:反思“文革”

文革博物馆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塔山风景区塔园内,是一个天坛形的建筑,20051月落成。巴金晚年有两大心愿,一个是建立现代文学馆,另一个是建立文革博物馆。文学馆早在1985年就建成了,而文革馆却迟迟不能问世,不料二十多年后在僻居粤东的澄海诞生了。

一入馆便是巴金的画像,两边刻着巴金《随想录》里的文字,一边是: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另一边是: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记住十年的惨痛教训。馆内墙上嵌有623片影雕乌石,刻录了29万字以及1100张图片,记录了文革全过程。直观地展示出来。馆内另有200多本记述文革的书籍和部分文革实物,如红宝书等。

实际上,文革博物馆只是塔园17个景点中核心的一个。其他的景点—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头志恨、宝塔思安、明镜历鉴、石笔书史、警钟长鸣、安息园等等,都是以文革资料为基本素材,整个塔园才是一座完整的文革博物馆,保存澄海地区文革记忆。

澄海是“文革”的重灾区。据塔园碑记记载:“受株连者十万之众,伤残者四千五百多,死难者四百余人。中有死难者七十余人藁葬于塔山之侧,山水有情,皆为雪涕”。

当时,骇人听闻的“余林反革命集团”冤案煽起了乱打乱杀的妖风,使得尸横街野,血泪成河。

景点“碑廊铭史”中有16个碑,是纪念文革中那些冤死的干部。彭启安说,写碑文最困难了,不能写“打死”、“活埋”,而统写成“遇难”,“要描述文革的残酷,又怕得罪人”。而离碑林不远的景点“冤茔长青”就是碑文中所说的“七十余人”的葬身之地。

碑廊上方山顶则是建于2000年的思安塔,高736,取居安思危之意,警示后人。塔内镌刻巴金、季羡林等10位名家批判“文革”的文字。高塔四方各有一座6高的小塔,以在文革中含冤遭害的陈焕新、王鼎新、杜美宗、朱荣桂4人的名字命名。

登上思安塔7楼眺望,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潮汕平原,韩江水缓缓流过,蜿蜒入海。远处田野青青,近处小楼幢幢。轻风相送,塔檐悬铃清亮。在这样的太平景象下,谁会想到,四十余年前,山附近的村庄发生过惨烈的武斗。

2006年底建成的安息园内,刻有2000多文革蒙难者的名字—更多蒙难者名单还在征集中。曾有一位蒙难者家属,看到亲人的名字刻在安息园里,顿时失声痛哭。

每年88日,安息园内会举行公祭,超度这些“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孤魂野魄。尽管彭启安是个无神论者,讲到公祭时,他还是非常动情。

建设:厚脸皮“乞“钱

“冤茔长青”是最初触动彭启安建立塔园的地方。1993年,彭启安以正厅级“政府顾问”的身份为汕头市政府工作,之前他两任汕头市常务副市长。1996年的一天,身为澄海人的他被请到塔山风景区参加一个活动,路过这里,看到许多坟墓,其中两座还是二十多人的合葬墓。同行的人告诉他,这里埋了71个在文革中被残害致死的冤魂。历经文革血雨腥风的他萌发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在这里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呢?”从未读过《随想录》的他,竟然在这时与巴金不谋而合。

“文革”时,彭启安在揭阳任县委副书记兼榕城镇委书记。他被扣上“死不悔改走资派”、“余林反革命集团黑干将”、“地主富豪孝子贤孙”的帽子,前后被批斗300多场。1968年他还被列入枪毙名单,名单报到省革委会后,他的名字不知为何被划掉了,才侥幸逃生。

随后,彭启安向老同志们征求意见,他们都说:“老彭啊,这个怎么能搞呢,会得罪人的!”他说:“不会啊,我只想让后人吸取教训,没有坏心眼。”慢慢的,很多老同志都被说动,决定支持他。

1997年塔园建设委员会成立。取名“塔园”是为了避开“文革”这样的敏感字眼。

从此,彭启安便筹资、建设、对外联络一手包办,用他的话讲就是“抬棺材、哭丧、化纸钱、掘锄头(即出殡的所有工作)”。

其中,募资之路尤其艰难。起初塔园的运作资金是60万的市长基金,当时作为“政府顾问”的他有权决定这笔钱的投向。但后来的钱,都是他一笔一笔“乞”来的,脸皮磨出厚厚好几层茧。

很多人被他的真诚和执着感动。第一次向李嘉诚募捐,被拒绝了。他又去了第二封信,说先生有济世救民之心,建医院,盖民房,但办文革纪念地以警示后人,也是治病救人,善莫大焉。不久,李嘉诚基金便来电表示捐款30万。而汕头一家小建筑公司老板邱创平,先后捐款四五次,共七八十万。先生曾说,看到“彭市长”跑来跑去很辛苦,很为难,就带头捐钱。他认为彭以前是廉政实干的好干部,而建设塔园反思“文革”是一件好事,因为“文革”害他“不能读书”。

当然彭启安的官员背景也有助于他募资,他以前管的交通、电力、通讯等单位,都慷慨解囊,在思安塔内的捐赠名录上有详细记载。

时至今日,彭启安已经募资1700多万,陆续投入使用。塔园建设得有声有色,逐渐为外人知晓和认可。

堪忧:后继无人

尽管塔园建设成绩斐然,但彭启安觉得,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是文革博物馆比较粗糙,展示以文字居多,实物不够充实。但是文革的东西留下来的很少,很难收集。他还设想在文革馆里用漫画和音像把潮汕各县市在文革中最野蛮、最残酷、最典型的现实展现出来。或者建一个雕塑广场,把人们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定格下来。但是,之前募来的钱基本上已经花光,继续建设所需的资金还不知从何处筹集。

其次是管理问题。塔园现在归由塔山景区所在的涂城村管理,管理水平落后,园里找不到管理人员的情况时有出现。但是彭老也无力顾及,因为塔园的项目用的是涂城村的土地,塔园到底归谁所有,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然而最让彭启安不安的,不是资金,也不是管理,而是后继无人。他年事已高,想继续为塔园做贡献,却有心无力。但这件事只有奉献没有回报,而且不小心还会惹一身麻烦。所以,他找了许多离休干部,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接手。更麻烦的是,接手的人还必须有足够号召力和能力,能多方筹集资金,进行塔园的维护和建设。

方展伟说,彭老曾找过他当接班人。20081月,汕头政协副主席、民革汕头市委主委、教授方展伟给汕头市主要领导的一封信中,提出“把塔园建设成极高历史品位、极高思想品位、极高艺术品位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彭启安非常赞赏方的勇气和想法,还把“三高”当作塔园未来发展的纲领。

但是方展伟告诉彭老,尽管自己有勇气也愿意来接手,但是他只担任虚职,无实权,没有能力筹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彭启安觉得最好的方案就是文化部门接管塔园,这样资金和管理都不成问题。但是,他笑着说,根本是不可能能的,所以他只能继续撑下去,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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