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吞气质《梅兰芳》

2009-08-25 12:49:10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如果说真实的梅兰芳是这样尝试面面俱圆，电影版《梅兰芳》倒是错有错着，反映了这种性格。如果梅兰芳真是这样温吞的人，电影就的确依样温吞。在这方面说来，这电影《梅兰芳》原来也可以很梅兰芳。温吞，就是这样一部极力显得大体的传记电影的气质。它没法打救导演的创作生命，也不会把男演员的演艺地位提升了多少（所谓由偶像变成真正演员）—当然，电影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跟主题人物在中国戏曲界的地位更不可同日而语。

走到这年头，传记电影面对它风格变化上的种种挑战。名人传记，还可以怎么拍？单纯搬字过胶卷，把一种文学性的世界观翻拍成电影，已显得不合时宜。贪新的观众与我们的新时代，要求更富电影感或者说更有导演意识的“电影处理下的名人故事”。这个，可借几方面电影技巧来发挥，Todd Haynes的I’m Not Here用的是大胆的演员处理，以不同种族、年龄、性别的演员去“演”Bob Dylan，配以虚拟的采访画面历史片段。又或者，创作一个属于导演自己视野的名人，如Paul Schrader导演了一部诗意十足的《三岛由纪夫》，是传记，也是导演自己眼中的三岛。

写传奇人物，还可以用侧写方式，通过其他小角色去旁观，在边缘去考掘。如Tom Stoppard写的《Rosencrantz & Guildenstern Are Dead》，用小人物的角度看哈姆雷特。这些有时被称为后现代风格的人物电影，满足的是这个时代我们对于重看历史的新历史观要求；当人们不满足于过往种种大叙事的书写，试图透过多方面甚至矛盾的观点去重新发掘已然在历史评价中有公论的人物。这不是历史不可知论的虚无作风，而是通过书写新的历史观点，我们得到新力量，或至少获得新的刺激。

《梅兰芳》没法把新力量新刺激带给我们，在中国传记电影的传统中，面对伟人，创作人许多时侯都只能这样。导演就算不是重复一遍歌功颂德，就只有一板一眼重复着一种既定评价。如果说电影《梅兰芳》的造化或起码的意图是把主题人物凡人化，这也算得是个最保险最没惊奇的角度了。

面对复杂的历史（社会或个人），传记电影都倾向把剧情简化，把动机个人化，让观众投入易懂。摆在面前的，就是这样牺牲了立体感，社会复杂性而集中到角色冲突来让观众看得明白的改写。片中梅兰芳角色无力掌握生命的无力感被加倍放大，彷如命定。而邱如白角色为了理想而力推梅兰芳的野心，亦得到极端的处理。就连日本人也来说出他的童年往事，令他情有可原。每个人都有它背后“犯错”的理由，而且都可以被原谅。这就是面面俱圆。或者说，梅兰芳及其党尝试改革的规条，原来投放到电影法则中，仍不能被打破，甚至没丁点意愿去打破。

这电影本来可以多点新意，因为邱如白的角色其实可以作为一种对照的叙事者去书写主人公。事实上，整部作品，最好看的就是这两角的关系，虽然这关系被导演的处理扼杀了许多可能性或美感—如邱初见梅演出时的喉核升降镜头就显得唐突；以至后来邱及梅的主动被动身份对调的可能性，梅真的是这样被动？抑或他是被动式争取？

这电影本来也可以说得更多更精准梅兰芳在世界艺坛的成就（电影有一副题叫：中国第一位国际巨星的生命传奇），但电影说梅在西方被肯定的处理，挑的是他在纽约的受欢迎（以票房和观众反应作依归），而非对布莱希特剧场及疏异化手法的启蒙（那是莫斯科的演出，布莱希特观后兴奋地指出，终于找到他一直寻求的剧场手法，后来写出《中国戏曲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并提出著名的疏异化效果理论）—或者在导演眼中，美国的奥斯卡式肯定，就是世界肯定。

电影《梅兰芳》着力造到大体，本身并不难看，却倒应了邱如白那句：做梅兰芳的夫人要大体。不过大体换来的往往是平庸。选择完结于蓄须明志抗战胜利复出，当然是伟大艺术家的光荣时刻，各方讨好。如果一段真正人生可这样活，停于人生的高峰，看不到日后的苦难与时代冲击，倒是圆满无憾。可人生不是电影。这也正是面面俱圆的代价，及其创意与勇气不足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