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陪跑,与未来同行——杭州银行科创金融的长期主义

肖冰
2026-10-05 08:00:04
来源: 时代在线
杭州银行用十七年时间构建了一套区别于传统银行信贷逻辑的价值发现与陪跑机制。

2026年8月5日10时38分,捷龙三号火箭从山东海阳升空,两颗高光谱卫星精准入轨,提供AI能力的是杭州企业地卫二。这家2021年才落户杭州的民营航天公司,成立一年内就拿到了杭州银行的贷款。更早一些,“杭州新八骏”名单出炉,八家硬科技企业集体亮相,杭州银行授信全覆盖,其中六家的首笔银行授信来自它。

当“首贷行”反复出现在这些企业的成长叙事里,它指向的已经不是“敢不敢放款”的勇气,而是一套系统性能力。

从2009年设立浙江省首家科技专营支行,到2026年形成覆盖七大科创中心、服务超3万家科创企业的专营体系,杭州银行用十七年时间构建了一套区别于传统银行信贷逻辑的价值发现与陪跑机制。这套机制的核心,是将对科创企业的判断重心,从“现状”前移至“未来”,并以此为基础重构组织、方法与生态。

先看见未来,才能押注当下

传统信贷的底层逻辑是向后看的。抵押物、现金流、盈利记录,本质上都是对既有价值的确认。这套逻辑在成熟企业身上运转良好,却必然将大部分科技初创企业拒之门外。杭州银行科创金融的起点,是对这一认知框架的主动变革。

2009年设立科技专营支行时,核心制度设计只有一句看似平淡的表述:“建立科技企业的价值发现机制。”这句话的实质,是承认对科创企业的风险定价不能建立在“有什么”之上,而必须建立在“未来会成为什么”之上。

财务数据解释不了的成长性,技术信号却可以。当一家硬科技企业尚未盈利、甚至尚未形成规模营收,财务报表能提供的信息几乎为零。如果停留在报表层面,整个科创金融无从起步。杭州银行早期的客户准入逻辑,本质上是将评估维度从财务指标切换为一组替代性信号:技术壁垒的高度、团队背景的厚度、产业趋势的确定性。这些信号不具备财务数据的精确性,却比报表更早地揭示了企业未来的可能性。

灵伴科技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清晰注脚。2020年,当这家AR眼镜企业的产品尚未大规模商业化时,杭州银行成为其首贷银行。当时的信贷决策依据,不是利润表和抵押物,而是技术积累和团队背景。六年后,灵伴科技成长为行业标杆。这笔贷款的风险不在于数据不支持,而在于银行是否有能力对非财务信号做出专业判断。当判断框架从“报表”切换到“信号”,风险识别的性质就变了——从被动确认企业的过去,转向主动评估企业的未来。

看懂一个行业,才谈得上精准判断。银行信贷的标准化逻辑,习惯用统一模板覆盖所有行业。但硬科技的判断是高度行业化的,存算一体芯片的风险特征与合成生物学完全不同,灵巧手的产业化节奏与商业航天也不可同日而语。一套标准打天下,在早期科创领域几乎必然失效。杭州银行的破题方式是行业专营:在科创金融事业总部内,医疗健康、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各有专属团队,人员配置、客户拓展、研究资源全部围绕单一赛道展开。

这种行业深耕的价值,在于将认知深度转化为判断精度。杭州银行人工智能发展部的团队曾尽调一家存储芯片企业,一位计算机专业背景的年轻同事凭借对产品的直接认知,为判断提供了关键支撑。这个细节说明,所谓“看技术”,不是抽象地相信科技,而是通过将专业人士嵌入决策链条,让技术判断成为可操作、可复制的信贷能力。一个持续跟踪人工智能赛道的团队,对技术路线迭代和商业化临界点的理解,与一个覆盖多个行业的通用团队存在质的差异。

容错机制不落地,“敢投早”就是空话。看懂技术,并不意味着每笔贷款都必然安全。科创企业天然伴随高失败率,这是任何判断能力都无法完全消解的不确定性。因此,敢不敢投本质上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如果一笔早期科创贷款出现风险,一线客户经理需要承受与传统业务相同的追责压力,那么无论多么强调“看未来”,最终行为都会趋于保守。

通过设立专业科创审批中心,实行“风险管理前移、授信审批派驻”,杭州银行将风险容忍制度化。更关键的是考核调整,对科创专营机构,降低传统存贷利润考核权重,提高服务客户数、产品覆盖率等过程指标,同时单独下达风险容忍指标。这一设计将“早期试错”纳入制度允许的范围,从而在组织层面释放了一线人员的判断意愿。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科技金融板块的整体资产质量长期保持良好。容忍风险并不等于必然产生更多坏账,当判断能力足够专业、客户筛选足够精准时,对早期科创企业的信贷支持呈现出可接受的风险收益结构。

最好的风控,是陪跑而非旁观

看清了企业,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看清之后怎么办?一笔首贷能解决一时的资金需求,却无法应对科创企业成长过程中持续变化的金融需求。杭州银行的独特性在于,发现之后选择了一种与成长周期同步的陪伴方式。这种陪伴的核心,是将银行从信贷提供者转变为成长过程的同步者。风控也不再是放款前的静态审查,而是贯穿企业发展全程的动态跟踪。

额度不是固定数字,而是一条伴随企业成长的曲线。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不是均匀分布的。一家芯片企业从流片到量产,从量产到规模化,每个跨越性节点都对应着资金需求的跃升。传统授信模式下的“一次核定、周期内不变”难以适应这种非线性节奏。杭州银行的做法,是将授信支持锚定在企业的里程碑事件上。

云深处科技的经历,是这种“伴随式授信”的直观映射。企业初创期,杭州银行的信贷规模较小,资金主要用于研发支撑;随着四足机器人实现商品化并拿到订单,授信规模随之放大;当“六小龙”效应带动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升温,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银行的支持能力同步跃升。每一轮加码,都对应着企业的一个可验证里程碑。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银行对科创企业的每个成长阶段都有对应的金融工具和判断框架:从研发期的前置授信,到成长期跟进股权融资节奏,再到成熟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它区别于“一次性给足”或“始终观望”两个极端,要求银行始终保持对企业的跟踪和分析能力,在恰当的时间给出恰当的支持。

企业需要的不只是一笔钱,而是一整套金融工具。当科创企业进入快速成长期,金融需求的复杂度会急剧上升。股权融资需要托底,跨境业务需要结算和避险工具,规模扩张需要项目融资,上市筹备需要资本市场服务。如果陪伴停留在贷款层面,银行就必然在企业最需要综合支持的时刻缺位。

以恩和科技为例,这家合成生物学企业有大量跨境业务需求,杭州银行提供的服务涵盖国际结算、外汇衍生品、掉期存款等工具,帮助企业管理汇率风险、提升资金流转效率。这些服务在传统信贷分类中往往被视为配套,但在科创企业全球化进程中,其重要性不亚于授信本身。更深层的支撑来自与创投生态的深度绑定:与700余家投资机构建立合作,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托管规模超2000亿元,使得杭州银行能够在企业融资的关键环节发挥链接功能。

站在创新生态里,才能持续发现下一批“骏马”。一家银行能够持续陪伴科技企业,不仅取决于自身能力,也取决于它是否嵌入了一个活跃的创新生态。杭州银行在这个生态中的位置,可以从两个数据中感知:在2026年发布的杭州独角兽与准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合作覆盖率超过91%;在杭州市“润苗计划”首批“好苗子”企业公示名单中,近50%已与杭州银行建立合作。这些数字指向的不是营销渗透力,而是杭州银行作为区域创新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截至2026年6月末,该行科技贷余额1,380.14亿元,较上年末新增212.56亿元,增速18.21%。

当一家银行的服务网络、行业团队、投资机构合作关系与地方的产业扶持政策、创投圈层、孵化体系深度耦合时,它获取的不仅是客户资源,更是一个持续更新的创新项目“源头活水”。杭州银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既是服务提供者,也是生态建设者。这种嵌入的深度,使得“发现企业”不再依赖单点搜索,而成为网络中的自然结果。

一家城商行的护城河,藏在判断力与土壤里

杭州银行的实践,不在于多放了几笔贷款,而在于它验证了一个此前行业存疑的问题:城市商业银行能否在科创金融领域建立可持续、可复制的模式。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是肯定的,但其成立的前提,恰恰是那些不太容易被看见的制度与生态因素。单笔贷款的成功可以被归因于运气,但十七年的持续命中,只能归因于系统。

把判断力变成组织能力,才不会人走茶凉。敢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不能依赖个别客户经理的勇气,它必须转化为组织能力。杭州银行十七年来持续做的事,正是将科创金融从个人经验中剥离出来,固化为制度。从2009年的科技支行,到2016年的科技文创金融事业部,再到2023年的科创金融事业总部,每一次组织迭代都在强化同一个逻辑:让“看未来”成为制度而非例外。超过500人的专业队伍中,不仅有传统银行人,也有计算机、生物医药背景的从业者,他们看得懂代码、读得懂临床数据。这种人员结构的异质性,使得技术判断成为银行内部可以自主完成的专业能力,而非依赖外部专家的偶然输入。

更重要的是,这套判断力被置于一套允许试错的制度环境里。单独的审批通道、差异化的考核权重、明确的风险容忍指标,共同构成了一个“保护壳”,使得科技企业的价值发现逻辑能够在组织内部获得确权。今年4月,群核科技登陆港交所成为“全球空间智能第一股”。从2022年杭州银行文创支行作为早期授信合作银行率先介入,到2023年双方全面合作,再到登陆资本市场,服务这家企业的不是某一个“能人”,而是一套接得住、续得上的组织机制。判断力一旦变成组织能力,就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开而流失。

本土深耕积累的“软信息”,是硬科技信贷的硬资产。城商行相比于全国性大行,在网点覆盖和资本规模上天然处于劣势。但在科创金融的早期阶段,本土恰恰可能成为优势。原因在于,早期科创企业的风险判断,高度依赖非标准化信息:创始人背景、技术路线演变、区域政策导向、创投圈层反馈。这些信息的获取成本,对于深嵌本地网络的机构而言要低得多。

杭州银行深耕杭州近三十年,与地方政府、园区、担保机构、创投基金的互动有着长周期积累。这种积累转化为信贷判断中的信息优势:它能更早地知道一家新设企业的技术来源,更准确地判断一个赛道的区域政策支持力度,更有效地组织“投贷担”等多方资源。当“新八骏”尚未被市场广泛认知时,杭州银行已经完成对八家企业的授信覆盖,其中六家的首贷来自它。这并非某种超凡预见力,而是一个嵌入本地创新网络的机构所天然具备的“在场”优势。在全国性银行纷纷将科创金融写入战略规划的当下,这种本土深度恰恰是难以被简单复制的。

与城市共生长,是城商行最长远的战略。从单笔业务看,服务早期科创企业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一家银行若能与城市的产业升级同步,其客户结构和资产质量也将随之改善。杭州银行将科创金融纳入新一轮五年战略规划重点客群,其意图是获取一个城市创新生态的“成长期权”。那些在2020年拿到首笔贷款的早期企业,六年后成为行业标杆;那些今天尚未被市场广泛认知的初创公司,可能在三五年后成为新的“新八骏”。

当一家银行持续以“首贷行”的身份嵌入这些企业的成长叙事,它所积累的不仅是客户关系,更是一个城市创新动能转换为金融价值的最直接通道。截至2025年末,杭州银行科技贷款余额突破千亿元,服务科创企业超3万家,而不良贷款率长期稳定在0.76%的低位。这组数据放在一起,说明大规模投入科创金融并未以牺牲风控为代价,反而构成了资产组合中质量可控的成长型部分。随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以及杭州在人工智能等硬科技赛道上的持续发力,这种与区域发展的正反馈循环将更加显著。

从1996年到2026年,杭州银行走过的是一个中国经济体量和创新能级加速跃升的三十年。其间,它从一家城市信用社整合而成的地方性银行,成长为跻身全球百强的上市银行。如果要在其发展脉络中找一个标志性的关键词,“科创金融”无疑是最有力的候选之一。

十七年前选择在滨江设立科技专营支行时,没有人能预见到今天“新八骏”的集体涌现,也没有人能确定一套面向科创企业的信贷逻辑是否走得通。但正是那个在当时看来“难而正确”的选择,以及此后十七年不间断的制度投入和专业积累,使得杭州银行在硬科技时代到来时,已经站在了一个难以被追赶的位置上。

三十而立。对杭州银行而言,科创金融十七年所沉淀的,不只是一条业务曲线的增长,更是一种对金融与创新关系的底层理解:金融的价值不仅在于资源配置,还在于选择与谁同行。当下一批“骏马”尚在实验室与产线之间蓄力,一家真正嵌入城市创新生态的银行,要做的和过去一样——在它们被看见之前看见它们,在它们奔跑之前站在身后。这正是杭州银行样本的长期价值,也是科创金融真正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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