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维尔纳•米勒 德国知识分子的“内战”

德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但事实恐怕要复杂得多。君特·格拉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其他“怀疑的一代”曾亲历德国历史上的战争浩劫，见证了元首和第三帝国的崩溃，也见证了德国人由“极端自信”转向“极端自卑”的精神历程，从而产生一种“对世界的不信任”的文化悲观主义。“1968年一代”的德国左派则盼望着和卡斯特罗、胡志明乃至“文革”结成“想象的共同体”，将1968年变成一出理想主义和青春期躁动精神的“灵魂戏剧”，以激进精神建构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在左翼的对立面，新右派试图改变他们声誉不佳的历史，以避免“新法西斯主义”的罪名，并在1989年之后重建新民族主11义。

“二战”后的东德知识分子

时代周报：为什么战后，流亡作家在东德受到欢迎，而在西德却被视为异己，甚至叛徒？

米勒：东德将自己视作一个反法西斯政权，于是将自己与希特勒时期的一切脱离了干系，并为实现社会正义和防止纳粹重新崛起而奋斗。与之相反，西德政府被东德宣传部门说成是一个反动政权，在西德，前纳粹分子仍然掌握着很强大的权力。许多反法西斯作家最初都接受了这样的描述，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才意识到，东德是一个完全的权威主义国家，事实上，纳粹主义的遗产在东德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部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根据东德反法西斯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导致了纳粹主义，而如果资本主义被废除，东德就不会和纳粹有任何瓜葛。与之相反，西德开始时所实施的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靠的民主政治—“安全优先”，批评的知识分子被西德政府认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会认可年轻政府的政绩，他们有太高的民主期许，同时怀疑西德的民主系统。

时代周报：阿登纳（“二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同许多一流历史学家一样，坚持认为德国民众当年对大屠杀并不知情，认为它是由希特勒及其一小撮政治帮凶煽动起来的，您认为这是否历史事实？

米勒：许多人知道大屠杀正在发生—犹太人和其他类型的人群（政治犯、少数民族和同性恋）逐渐从人们视线中消失，许多人意外进了各种营地（并不总是集中营，有时是劳动营）。当时，传教士总是对人们说，只有极少数的悲剧正在发生。正如克里斯托弗·勃朗宁及其他历史学家在著作中所说的，许多普通德国人直接参与了大屠杀。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总体上，普通德国人会像现在回忆过去那样，已经知道或者很轻易地猜到自己在从事大屠杀的工作。

在这个方面，阿登纳抛出大多数无辜的德国民众和一小撮德国纳粹核心的神话，以使西德人民能够共同融入一个新建的民主政治中去，但这是正当的吗？一些历史学家争辩说，他不得不在确定其是否正义前就实行民主制度，而正义和民主总是有冲突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对于历史，一种更加开放的直面方式可以来得更早。

时代周报：20世纪50年代早期，反犹主义在东德的复兴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吗？

米勒：50年代早期，反犹主义在东德达到高潮—正如在东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审讯和斯大林式的猜疑普遍存在一样。就东德的情况，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弗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工作。但由于东德标榜自己是一个反法西斯国家，这就使得他们不会有组织地参与到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中去。

时代周报：东德放弃共产党的执政权，并在东德实行联邦民主政治，原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米勒：许多东德的知识分子要求废除一党专政，但他们并不想机械地套用存在于西德的自由民主制度。许多人想要尝试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有人提倡走“东西德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然而，这些设想在东德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许多东德知识分子在后来的统一德国中逐渐感到孤立。

德国人要如何承认罪责？

时代周报：德国的“1968年一代”与中国的“文革”有无精神渊源？这批人在1968年的革命失败之后，是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还是依旧保留着乌托邦幻想？

米勒：就像其他的西欧国家一样，很多人对中国的“文革”有兴趣，一些人甚至成了毛主义者。笼统地说，许多学生领袖感兴趣的是游击队的大无畏精神，一些人认为第三世界解放运动（而非西方的工人阶级）是当时革命的真正主题，那些学生以某种方式和“文革”观念联系在一起。但总体上，“毛主义”在法国的影响要比在德国大得多。

许多“1968年一代”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都仍然坚持他们的政治理想。有许多小团体致力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组建成特殊形式的组织等等。一些人试图重新训练工厂的工人阶级，一些人则诉诸直接反对政府的行动，一些人支持“红军旅”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不过今天，它们存在的环境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君特·格拉斯仍要继续德国在文化民族形象中的“贱民”地位？他对战后的德国民众的分辨能力是否也非常失望？

米勒：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格拉斯似乎觉得一个统一的德国—一个恢复的德国民族国家—会再次对邻国造成一定威胁。他认为这个国家又会变成一个狂热追逐权力的政治怪物。第二个原因是，他也认为，德国被分成两个国家是历史罪行的一种惩罚，这没有什么不应该的。格拉斯的这些观点是有疑问的，一个国家的大小并不能自动地、完全地决定它所扮演的国际角色。迄今为止，统一后的德国一直在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国际角色，这就没有理由中止它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对纳粹主义的“惩罚”显然更多地影响了东德，而不是西德。

时代周报：“贱民”是格拉斯将雅斯贝尔斯“德国人必须承认罪责”的论调推向极端的产物，而汉娜·阿伦特又曾经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或“集体的恶”的概念，您觉得德国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罪责？

米勒：我觉得留意雅斯贝尔斯和格拉斯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所作的论述是必要的。1990年之前，去争论为什么德国人永远是“贱民”，永远要道歉和赔款这个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的一切都建立在面对历史的基础之上。无论如何，雅斯贝尔斯不鼓吹德国人是“贱民民族”，此外他显然也拒绝“集体的罪”的概念。为了给德国人提供一种概念的工具和一种公开的话语来讨论历史问题，他提出了一些细致的分析来说明处理德国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略述了几种可能性，即如果德国人不能表现其负责任的一面，那将会发生些什么事。

我相信这样的情况没有疑义：承认犯罪的论调在德国没有受到什么限制。问题是罪行和承认罪行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当犯罪的一代人正在逐渐逝去的时候。显然，年轻的一代是没有“罪”的，但他们仍然有政治上的责任去确认“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的合法性，以及从历史上得到道德和政治上的教训。不必隐讳历史记忆的时代（直接证据还存在的时代）正在被仪式的、纪念碑式的、话语的文化性记忆所取代。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健康的过程。

新右派在德国非常边缘化

时代周报：新右派认为“克服过去”是极权主义用来根除德国认同的花招，然而他们仍然试图掌握奥斯维辛这个工具，并表现为奥斯维辛真实性的真正捍卫者，这不是矛盾的吗？

米勒：没有人能否认大屠杀的真实性，只要他还不想马上让自己和社会完全分离（否定奥斯维辛在德国是违法的）。新右派采取了更加微妙的战略，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纳粹的过去转移开来，比如聚焦在德国流亡者的苦难之上。他们也呼吁德国人更自豪，更自信。然而，有一点必须强调，在德国政坛上，新右派是非常边缘化的现象和群体。他们从来没有和主要的政党携手过，当下没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右翼知识分子能真正影响公共事务的讨论。

时代周报：在德国统一、国力增强之后，新右派是否有抬头的趋势？

米勒：新右派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现象。两个原因导致了它走向衰弱：一方面，它完全缺乏政治理念，也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改革政策方案。它和主要政党的联盟都是不成功的。另一方面，特别在对外政策中，德国找到了一种更自信，也更负责任的办法。

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德国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