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世界之窗26年变迁背后，是一座城的崛起
“刚开园时很疯狂，每天都有好多人。”今年60岁的董立新，在世界之窗工程部工作了整整26年。他记得清清楚楚：开园第二年的“十一黄金周”首日，进园游客达7.6万人，创下单日进园游客人数的最高纪录，至今没被打破，“那一天，草坪上坐的全是人”。
时代周报记者 陈佳慧
夏夜9点，深圳南山区的老深南路上，响起了“哒哒哒”的马蹄声。道路两边没有灯，两匹棕色的马儿，并驾拉着一辆金色的欧式古典马车，左拐消失在尽头的光亮处。
仿佛一个仲夏夜之梦。
马儿踢踏而过的这段路，二三十米，是老深南路的最后一段。1994年，世界之窗开园时，老深南路已不通车。如今，26年过去了，路两边搭起了仓库，堆着景区的钢管、电缆和游园花车。路面坑洼不平，杂草及膝，马尿味刺鼻。
沿着这段路往东北方向走100米，就是著名的深南大道。双向八车道，宽阔喧嚣，车流如织。
26年前，世界之窗紧紧依托深圳而生，是世界的窗口，更是深圳的窗口；26年后，深圳是和穗港澳并列的大湾区中心城市，早就过了用窗户看世界的年纪；世界之窗一直在那里：老深南路9037号。
破土
微型喷泉溅出细小水柱，按1：3建造的法国凯旋门背后，正在建造的高楼宛如哥斯拉巨兽；“委内瑞拉山洪暴发”是处景点，黑红色地表裸露在外，远处的高层住宅，看似山上的一只巨型犄角；两个孩子驻足在某处金碧辉煌的宫殿前，指示牌上写着三个字：泰王宫。
7月末的世界之窗，游客大多是父母领着放了暑假的孩子。员工极易辨认，一律身穿淡蓝色短袖。
就连夏夜老深南路上走过的马儿，也是世界之窗的员工。
为参演世界之窗自创的大型歌舞剧《盛世纪》，马匹也要上场。它们来自东北，平均年龄七八岁。
傍晚七点半，衬着暮色，《盛世纪》在世界之窗的环球舞台准点上演。这是“世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创世纪》《跨世纪》，分别已在1998年和2001年推出。
开演不到十分钟，第二幕“大汉王朝”开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孔子袭一身布衣端坐在马车上，旁白响起：“这一天，孔子来到了齐国。”
世界之窗破土动工之时，恰逢深圳盛世纪的起点。
1991年7月，世界之窗开建。全国数千名建筑、园林、雕塑等方面专家汇聚一堂，从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挑选出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118个景观，微缩于世界之窗内，占地48万平方米，由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占股51％），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占股49％）共同投资兴建。
1992年1月18日，88岁的邓小平开启南巡之旅，接连视察武昌、深圳、珠海等地，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南方谈话”。是年3月，《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深圳再出发。这一年，作为世界之窗的C位景观，埃菲尔铁塔基本建成。这座以1：3为比例的铁塔高108米，一路见证了何谓“深圳速度”。
闯荡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命运，总是吸引气质相近的人。
1992年5月，世界之窗大兴土木之时，35岁的李凌燕和丈夫结伴，从老家四川雅安来到深圳。
1978年，没上过中学的李凌燕，凭着手抄一本37万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年高考即中，被雅安师范学校录取。两年后，李凌燕毕业，在雅安当地一所中学教英语。1984年，李凌燕考上四川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拿到了大专文凭。1986年，她重新回到雅安荥经中学，教高中英语。
闯深圳源自内心对远方的向往。“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今年63岁的李凌燕回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就更加想到深圳去。”
雅安到深圳，1700公里。李凌燕攥着过了塑胶的边防证，在路上整整花了三天：先坐车到成都，再坐两天两夜加半天的火车到广州，最后转乘汽车到深圳。“坐了好久好久的车，天黑了都还没到，深圳怎么这么远啊。”
过了南头检查站，晚上9点，李凌燕夫妇到了东门，深圳灯火辉煌。“我给已经在深圳的弟弟打BB机，等他来接。”晚上11点，李凌燕夫妇吃上了人在深圳的第一顿晚饭，“其中有道菜是酿豆腐。”李凌燕记得一清二楚，那一天，是1992年5月27日。
当年，像李凌燕一样“闯深圳的人”，共有42万。对这42万人来说，深圳就是世界的窗口，来到这里，就是开启了42万场前途未卜的人生冒险。
安顿下来，李凌燕的头等大事，是找工作。
“当时深圳人满为患，一进到人才市场，就感觉呼吸有点困难，人太多了！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来晚了，别人都把工作找完了，这里发展得差不多了。”李凌燕自嘲，“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深圳还在发展，而且发展得这么好，不断地有人来。”
1992年秋季开学时，李凌燕成了蛇口小学外聘的英语口语老师。“学校好漂亮，有健身房、舞蹈室、卡拉OK，还有钢琴！我们那里的中学都只有一个风琴。”
从雅安到深圳，更直观的对比是工资。原先每月150元的工资直接翻了7倍，成了1100元，而当年深圳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不到500元。“好高兴啊！我一个月用300元，存800元，一年就可以存到1万元了！”
1992年6月30日，李凌燕给老家的9岁儿子写信：“我的宝贝，妈妈现在在深圳（zhen），它紧靠着香港，能看到大海，你在电视里看到的香港的高楼大厦（sha），这里都有，壮观极了。你想来这里吗？好好学习吧。”
开园
2年后，李凌燕兑现了对儿子的承诺。
1994年6月18日，世界之窗开园。“您给我一天，我给您一个世界”的广告语，深圳家喻户晓。
“那会儿，世界之窗开园是件大事，大家奔走相告。”开园时，李凌燕在深圳工作虽已满两年，但因工作关系被原单位除名，无法调动，仍不是蛇口小学的在编老师。“很多已经稳定下来的老师不着急，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这些不稳定的人，会想着早点去，说不定哪天去不成了。”
9月18日，星期天。李凌燕夫妇带着从雅安来的儿子，再加两位老乡，一行5人相约去逛世界之窗。从蛇口到世界之窗要坐中巴，招手即停，车费一元。摇摇晃晃四五十分钟后，5人站在了世界之窗门口。
异国情调扑面而来。李凌燕至今清楚地记得，景区门口矗立着六座5米高的人物塑像，有维纳斯像、大卫像，还有印度女神像、埃及公主像等。
“门口的广场上都是人。有些人都到大门口了，还在犹豫，掂量80元一张的门票价格。有的人犹豫一会，最后进去了。有的人可能就在外面看一看，最后回去了。”李凌燕回忆。
80元一张的世界之窗门票，如今早已绝版。当初买票时，每人都要拍张照片，售票窗口的工作人员把照片印到门票上，过一道塑胶后再给游客—是门票，也是纪念。李凌燕至今保留着26年前买的那张门票：玫红色边框，左边印着自己的照片，右边是手绘的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等景观。门票上的“世界之窗”四个字下面，印着一行英文：Window of The World。
第一次游园，最让李凌燕印象深刻的，还是入口处那座高达5米的维纳斯像。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李凌燕的母亲曾买过一尊维纳斯像，连底座高20厘米，成了家里最打眼的摆设。“结果在世界之窗，我看到了那么大一尊维纳斯雕像！那一瞬间，深圳和我的家乡在情感上有了个连接。所以我当时特意站在维纳斯的后面，合了张影。”
“刚开园时很疯狂，每天都有好多人。”今年60岁的董立新，在世界之窗工程部工作了整整26年。他记得清清楚楚：开园第二年的“十一黄金周”首日，进园游客达7.6万人，创下单日进园游客人数的最高纪录，至今没被打破，“那一天，草坪上坐的全是人”。
发表于2017年的《深圳世界之窗—旅游演艺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显示，1994年，开业仅半年的世界之窗接待游客超300万人，平均每天入园游客为1.5万人。1995年达到最高峰，全年接待游客390万人。
求变
开局即巅峰。1994―2002年，中国累计出境近1亿人次，年均增长13.87%，一跃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客源输出国。
即便开业四年半后，世界之窗就收回全部投资6.5亿元，但仍挡不住周遭凉意渐浓。
1996年，世界之窗全年游客下滑三成至270万人。1997年，叠加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当年的游客数量进一步下滑至230万人。
李凌燕的深圳冒险也并非一帆风顺。
1998年，因为户口和工作关系一直无法转到深圳，在蛇口小学工作了6年多的李凌燕依旧不是在编教师，这让她很没安全感。
“我相当于是学校的临时工，那种感觉很不好。在编教师的工资涨得很快，工资几乎是我的两倍，而且可以分到福利房。”李凌燕对未来感到迷茫，“就是我，啥都没有。如果一直这样在学校待下来，钱又少，又没有保障，自己该怎么办呢？”
1998年，李凌燕辞职，在蛇口小学旁边租了个90平方米的住宅，改造成工作室，开始对外招生教英语：新概念、小升初、初升高……第一个月，李凌燕收入近5000元，远超前同事。
人生在变，世界之窗也在变。
1994―1997年，世界之窗换了三任总经理。1997年10月，第四任总经理翦迪岸上任。
最初的世界之窗是静态的微缩景观，属于观赏型。“每个景点就像卖房时的沙盘，只仅仅停留在看的层面，游客是无法参与的。”董立新分析，“开园时游客出国很难，才对世界之窗感兴趣。随着社会发展，几万块钱就可以出趟国，如果这时候还停留在观赏性的静态景点上，游客就会觉得没意思了。”
“翦总来了之后，就说一定要上参与性、高科技的项目，才能把世界之窗重新发展起来。”董立新回忆。打头阵的第一个参与性项目，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探险漂流（以下简称“峡谷漂流”）。1998年，董立新团队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峡谷漂流是我们一手一脚干出来的”。
峡谷漂流以探险为主题，漂流水道长280米，其中最刺激的一段是长40米、落差达10米的漂流隧道。为增加惊险的感受，工程部在漂流的途中还做了一些特效，如崩石、跳起来的鳄鱼、突然出现的蜥蜴等。
不到一年，峡谷漂流顺利完工。刚开始试验时，得先往船里放与人的重量相等的沙袋，跑一圈没事后，人再上去。“为了提高安全性，在对游客开放前，取消了一个‘水门’关卡。万一门失灵了打不开，船撞上去，就会很危险。”董立新说。
回血
1999年7月，峡谷漂流项目正式推出，一个月内接待游客万余人。“游客玩完出来都在议论怎么好玩，要再玩一遍。当时听了就很开心，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被人家认可了。”董立新说。
除峡谷漂流外，1997―2003年间，世界之窗投资数亿元，陆续推出10多个参与性娱乐项目：阿尔卑斯山大型室内滑雪场、富士山环绕数码影院、亚马孙丛林穿梭、委内瑞拉山洪暴发、环球舞台、侏罗纪恐龙公园……
大型文艺演出和景点表演也成为世界之窗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7月，世界之窗推出大型史诗音乐舞蹈晚会《创世纪》。时任深圳市主要领导评价认为，《创世纪》对深圳市摘掉“文化沙漠”的帽子，“能起到巨大作用”。
至今，《创世纪》已成功演出2039场次，观众达600万人次。2001年，《跨世纪》上演，仅靠四个月演出票房就收回投资成本。
为了提高知名度，世界之窗还积极承办晚会，原则明确：“非规模宏大、影响力强的晚会不办；非给世界之窗带来良好宣传效果的晚会不办。”时任世界之窗常务副总经理王长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998年，世界之窗承办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1999年承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首届开幕式晚会；2000年承办凤凰卫视“千禧之旅”凯旋特别晚会；2001年承办中央电视台双语元旦晚会；2002年承办中央电视台双语元旦晚会、春节联欢晚会、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晚会等。
1998―2004年，世界之窗的游客人数逐年回增（2003年“非典”除外），最终保持在每年250万人左右。2000年起，世界之窗连续三年实现利润超亿元。2003年，世界之窗已形成“微缩景观+旅游演艺+节庆活动+参与性项目”的框架结构，一直延用至今。
“2002年，才是世界之窗最辉煌的时候。”董立新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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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一个分水岭。
2000―2010年，深圳常住人口数量从701万人猛增至1037万人，年度GDP也由2000年的2187亿元增至2010年的9510亿元，列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
也就在2010年，“逃离北上广”的话题，从年初热议到年尾。对一线城市的统称，则从曾经的“京沪穗”，悄然转换成了“北上广深”。
2002年，为了遮挡附近白石洲不断建起的高层民房，董立新所在的世界之窗工程部，不得不在火山爆发景点的边上，建起了一座更高的“委内瑞拉山洪暴发”景点。
世界之窗的对手越来越多。
1998年，深圳欢乐谷开业；2005年，香港迪士尼开业；2006年，广州长隆开业；2007年，深圳东部华侨城开业；2014年，珠海长隆开业……
每一家的杀手锏都不一样。东部华侨城力推生态度假游，欢乐谷主打“欢乐”，迪士尼保护梦幻童话，长隆则以动物园、游乐园、演出、温泉等吸引各年龄层游客。
“那段时间，世界之窗周边的主题公园开了很多，对世界之窗的分流比较明显。”世界之窗市场营销部总监周健谈及竞争，态度坦然，“再加上出国方便，网络发达，可供游客选择的东西多了。对世界之窗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市场分流现象。”
与不断被稀释的知名度相比，2010年以后，世界之窗的游客数量反倒不断攀升。
2011年接待游客数量超300万人，2014年达到350万人，2015年略有下降。2016―2019年，世界之窗的年度游客数量稳定在300万―350万人之间。2019年，世界之窗营收近5亿元，利润2亿元。
周健解释，这10年间，世界之窗游客数量之所以攀升，首先是因为大的旅游市场环境比较好，2010年国内旅游总人数达到20亿人次。五年后，这一人数翻倍，达到40亿人次。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世界之窗在这几年又陆续投入了很多新项目”。
2005年，世界之窗推出晚会节目《千古风流》；2009年，又推出新晚会《天地浪漫》；2010年推出参与性项目“飞跃美利坚”；2012年推出参与性项目“穿越欧罗巴小火车”。
世界之窗正在努力跟上这个时代，但在周健看来，这个时代仍然有他无法理解的事物，例如西安、成都、重庆的走红。“重庆火车穿洞，不是很多年前就有的吗？！我觉得没什么稀罕的。怎么就变成网红景点、网红城市了？！”“后来我才慢慢关注到抖音、快手。也就是说，在别人已经做到很好的时候，我才关注到这些新的媒介，包括后来的B站、小红书等。”周健说。
“不能说现在的世界之窗没有竞争力了，”周健强调，世界之窗只是没有以前那么风光了，“我们现在的一些产品不能满足年轻人的喜好。但目前来说，世界之窗的游客量、收入，还是比较稳健的。”
“但我们也确实知道，市场对潮流时尚的追随，跟整个社会的发展融入，需要不断更新改变。”周健介绍，目前世界之窗市场营销部的员工，都是1995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想尽量多用年轻的员工，把更好的东西挖出来。”今年7月1日，世界之窗正式推出官方抖音号矩阵。目前，4个抖音号的粉丝共2万人左右。
“世界之窗一年接待300多万游客，而中国有14亿人口—开了26年，来了不到8000万人，还有那么多人没来过，这个数据还是很庞大的。我觉得只要体量在这放着，世界之窗就不会过时。在不会过时的同时，反省自己应该怎么去更好地弘扬世界文化，如何让年轻人更喜欢，让来过的人还想再来。”周健说。
未来
如今，世界之窗的门票，已经从最初的80元一张，涨到了220元。
受疫情影响，今年3月16日，世界之窗才开园。截至目前，游客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足足减少七成。“世界之窗最难的时候就是现在。”周健说。
8月底正式退休的董立新，将被返聘为世界之窗顾问，跟着第十任总经理修整世界之窗。他说，返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原来因设备到期停掉的项目尽快恢复，比如峡谷漂流、格陵兰岛地心探险、亚马孙丛林穿梭等。
26年过去了，李凌燕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0年和2007年，李凌燕分别在深圳买了两套房。其中一套位于南山区，当时到手不到200万元，现在已涨到1400万元。她和85岁的母亲同住，不跳广场舞，只爱参加合唱团，每周还要给几个孩子补习英语。儿子在蛇口集装箱码头工作，打算转行当老师。
李凌燕觉得自己的人生不算成功：“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但对我个人来说，我想追求的，都努力实现了。一个是成功移民深圳，一个是实现了把母亲接到深圳住的愿望。唯一遗憾的，是丈夫成了前夫。”
李凌燕从未觉得世界之窗落伍。
26年里，她一共去过7次世界之窗。每次家乡来了人，李凌燕都要领到世界之窗去：陪母亲、陪弟弟、陪朋友、陪亲戚……
“现在的好多年轻人想去欢乐谷寻找刺激，比如坐太空穿梭船，我也坐过几次，确实很刺激，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有安全保障的，我们只是去感受一下这种刺激。”李凌燕的叙述里，自有一种通透和豁达，“真正最刺激的，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历险。这个历险不像穿梭船那么好玩，它是带着那种焦虑又掺杂着粗糙、平凡，甚至是痛苦的日子。”
李凌燕说，在她心里，无论深圳的网红打卡景点有多少，世界之窗永远排第一。“不是说到了深圳、成为深圳人，就可以大把花钱。我其实还是过着很节省的日子，一直都有生存的压力。当我坐着中巴经过世界之窗，心里就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好像世界之窗在这里，我就离世界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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