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疯狂难以阻挡

2012-06-29 16:08:34

来源: 时代周报

在孔飞力看来，“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社会的动荡、生活的重压与竞争的严酷，造成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和恐惧心理。民众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受到隐蔽势力的威胁”。他们对流动人口特别警惕，生怕来历不明的“外来的陌生人”会夺走他们的生计甚至是魂魄。

沈彻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叫魂》一书的中文译本，超前地以当代中国人熟识的经典句式。开始讲述这样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

那一年，乾隆皇帝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但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却冲击了半个中国。德清县石匠撞锤叫魂、萧山游方僧人剪辫叫魂、苏州乞丐街头叫魂、胥口镇民众围困叫魂“妖人”……时人多相信，“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四起的谣言不胫而走，惶恐不安的民众将自己对妖术的恐慌转化为私刑等群体性暴力，而假想敌和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乞丐、术士、游方僧道等“外来的陌生人”。

对于此类在民间甚为普遍的妖术迷信事件，地方官员们起初大多抱持着不信谣、不传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对民众的骚动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地瞒报。但逐渐知情的乾隆皇帝弘历对官员们的隐瞒感到失望，更对妖术背后可能涉及到的谋反感到担忧和恐惧。寝食不安的弘历下令清剿“叫魂案”。为了应付来自君上的压力，各级官僚制造了一系列由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无端猜疑、蓄意诬陷再到屈打成招罗织而成的所谓“叫魂案”，大批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受尽冤枉折磨。

作为莫须有的谣言与莫名的恐慌，叫魂的幽灵“竟如此可怕，它不仅迫使普通臣民去残杀生灵，也驱使一位皇帝在全国内发动一场破坏性甚大的除妖运动”。直到一些比较清醒的大臣苦苦规劝，弘历才下令停止清剿。可是，“叫魂”这种迷信法术在中国民间早就存在，为什么这些荒谬的“叫魂”案会演变为一场持续半年多、蔓延十二省、“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到波及”的妖术大恐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孔飞力大量查阅梳理原始文献档案，追踪妖术大恐慌从爆发、蔓延、遭清剿到最终被扑灭的全过程，“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用宏大的学术视野构建了关于官僚君主制运作的逻辑机理、民众百姓的心理意识以及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大叙事”，更是用精彩引人的细节描写让一段原本微末的历史呈现出斑斓迷人的色彩。作为海外汉学名作之一，该书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可谓实至名归。

叫魂妖术谣言爆发和蔓延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乾隆年间的盛世。在孔飞力眼中，表面上的和平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宁、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其实只不过是汉化逐渐加强、人口急剧增长、耕地面积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物价飞涨、流浪者剧增的“镀金时代”。眼见虚饰的样样繁华，身后却是潜藏的重重危机，“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复调，敷演成不同的故事”。民众、官僚和皇帝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妖术大恐慌的恐惧，以及从各自立场出发对各种“或现或隐的威胁”的思考与应对。

中国民众普遍对鬼神敬而远之，对术师既信且惧，这可谓是叫魂恐慌发生滋长的社会文化基础。但对一个生活在“叫魂”风波前后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所谓“盛世”“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在社会经济难以提升个体生活境况时，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断挣扎奋斗后依然窘迫甚至破产，被抛入社会的边缘地带。四处寻活的贩夫走卒、欠缺官方身份的游方僧道、人人嫌恶惧怕的乞丐，更是成为被“社会经济挤压出来的人”。

在孔飞力看来，“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社会的动荡、生活的重压与竞争的严酷，造成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和恐惧心理。民众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受到隐蔽势力的威胁”。他们对流动人口特别警惕，生怕来历不明的“外来的陌生人”会夺走他们的生计甚至是魂魄。密集的商业网络使信息的交换和传播远快于自然经济时代，又反过来加速了妖术恐慌的蔓延。

更重要的是，那些社会向上流动可能性被彻底扼杀的民众，对权力尤其有着一种变态的渴望。当官府认真清剿妖术时，无权无势的民众就有了机会和借口来以众暴寡、恃强凌弱，甚至可以像胥吏捕役、僧职和尚、市井泼皮那样打击异己与谋取私利—“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来去无踪、四处漂泊的流动人口，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民间妖术恐惧的宣泄对象、群体性暴力的攻击目标以及官府清剿的主要疑犯。

官僚群体也为“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而担忧惊惧。起初，地方官员们为了自我保护和维护和谐，对妖术指控虽不以为然却又谨慎行事、仔细审理、查明缘由，力图息事宁人。但当百姓的愤怒与怨恨脱缰失控，当得知民变的君主天威震怒、严令清剿，各级官员才卖力地制造“证据”、刻意诱供或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试图让弘历相信他们正在“尽心尽职”地积极追缉妖术案犯。

弘历终于对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破绽百出的叫魂故事与妖术风波产生了怀疑，敕令各省停止清剿，并开始对官僚机器在清剿过程中的不当行为“算总账”，对部分官员或革职、或谪贬、或降转、或严斥。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机制，却以忙而不动、转移视线、官官相护、步调一致等“对专制权力谨慎而广泛的抵制”，把缉拿叫魂案犯变成日常公事，将案件从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渠道，转入了对自己更为安全的习惯、日常、常规渠道，最终有目的地实现了卡尔·曼海姆曾指出的“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

“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要为这场闹剧负上全责。但是，弘历之所以成为1768年妖术大恐慌的真正主导者，也是由清朝统治者挥之不去、如影随身的“合法性焦虑”所决定的。各种深层动因交织在一起：“叫魂”意味着民间存在越过皇帝直接与上天交流的可能，损害了君权神授的说服力与神圣感；汉化让满族的少数民族特征被蚕食、统治合法性被销蚀；腐化也在逐渐侵蚀着帝国的道德合法性。汉人对削发蓄辫的抵制与抗争、孙嘉淦伪稿案、马朝柱谋反案、作为文字狱预兆的胡中藻-鄂昌案，更是让清朝统治者对汉人谋反的疑虑日益加深。

但弘历心中的恐惧和忧虑，更多地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专制皇权与官僚体制冷静理智、按部就班的常规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领导统治一个国家同官僚们日常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同的”，当皇帝发现官僚机制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隐瞒关键信息来控制最高统治者，失望而愤怒的他只会觉得，在汉族特别是江南地区文化的浸淫下，满族统治精英们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美德，变得“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弘历的预感是：被汉化的满人和腐败的汉人官吏，加上颟顸怠惰、敷衍塞责、瞒上欺下、官官相护的官僚机制毒痈，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向没落。

弘历试图利用叫魂案来打破常规官僚政治、整顿官僚体制。起初，弘历将叫魂案定性为单纯的妖术案件，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刻薄训斥。随着妖术恐慌逐渐升温，弘历将叫魂案定性为谋反的政治罪，三令五申严加追查。在以人治为重的社会，“叫魂”让官僚们制造了无数冤狱，无辜涉案者非死即伤达数百人之众。

不得不承认，弘历将封建帝王术发挥到了极致，既整饬“怠情又易受骗”、缉孥不力的属下，又重申公务不分畛域、严禁借辖界卸责的官场规范，更以常规的行政则例与非常规的专制权力双管齐下，恩威并施地强化君臣的个人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建立在如此荒谬的基础之上”。清廷为追查谣言、平息恐慌所做的诸多努力，最后都被证明徒劳无功，而君主也在某种程度上“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失去了自己的声望与尊名。

事实上，在整个叫魂案中，民众、官僚、皇帝，没有人是获益者。当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当社会各阶层利益经历重新调整，当民间话语找不到正常渠道，谣言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迎合人们的偏见和期望。对待像“叫魂妖术”这样的“不安定因素”，官僚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捂盖子”；而皇帝也只是希望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却绝不愿意冷静、客观、深入地追究背后的种种深层次原因。正如两位译者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乾隆之后盛世景象的逐步烟消云散，大清帝国的合法性表述也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它的统治根基最终也从根本上动摇了”。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以悲悯的语调结束了这本著作。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
368页，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