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萨福”描画的白银时代群像？

2012-06-29 16:02:18

来源: 时代周报

这“女巫”般诡异、伟大而清高的东正教女诗人，才再次以不得了的语言魔力，在我的面前迅速浮现。必须承认，这本书的运笔显然传承了别林斯基或契诃夫那种俄罗斯人物素描风格，也继承了从《巴纳耶娃回忆录》到《往事与随想》的传统，完全可以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或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并驾齐驱。

杨典

1989年底，我第一次在译诗集《跨世纪抒情》上读到俄罗斯东正教女诗人吉皮乌斯（1869—1945）的短诗。当时颇为难忘，如今似乎觉得麻木了。那本译诗集，包括了俄罗斯白银时代所有最优秀诗人的代表作，为翻译家兼诗人荀红军所译，在当时读书人中影响很大，因其译文至今无人超越。

20多年过去了，除了偶尔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开卷，我读到过吉皮乌斯这个名字，或看到不少人翻译的“吉皮乌斯诗选”之外，大多数时候，都把她淡忘了。大约因为我不太看好荀红军之后的俄语诗译者。倒是她的丈夫，诗人、作家与神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因出了《基督与反基督》三卷本小说，以及《但丁传》等，不断为读者熟知。我们最初对吉皮乌斯的肤浅印象，都来自意识形态的批判。

但这些都随着苏联的解体，显现出文学批评意义上的偏执。

又过去了很多年……直到最近，我才看到了吉皮乌斯的回忆录《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以下简称《面孔》）首译本。这“女巫”般诡异、伟大而清高的东正教女诗人，才再次以不得了的语言魔力，在我的面前迅速浮现。必须承认，这本书的运笔显然传承了别林斯基或契诃夫那种俄罗斯人物素描风格，也继承了从《巴纳耶娃回忆录》到《往事与随想》的传统，完全可以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或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并驾齐驱。其对人、时代、战争、沙皇、城市、沙龙、革命与诗的认识，对宗教、人性与爱的自省，也都远远好于很多同类作品（如茨维塔耶娃的妹妹写的那本《自杀的女诗人》），可直逼《老皮缅处的宅子》。但吉皮乌斯也与他们不同。她更具有教徒的冲动。这“彼得堡的萨福”，几乎以“闪击波兰”的速度，将我带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种读诗的少年时光。

我已有很久没有读到如此有亲切感的书了。说“亲切”都是词不达意。这本书很小，但很精，看几页，我就歇一会，似乎舍不得一下便把它看完。

在书中，有太多人物又重新浮现。而这些人物，“就像‘罗生门’一般”同样也在很多别的俄罗斯回忆录中出现过，如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中的戏剧家梅耶霍尔德。再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索洛维约夫等。广而言之，整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那群人，几乎个个都如此厉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之间，短短几十年，俄罗斯一下子涌现出了几十个堪称第一流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或思想家。他们人人都有各自的回忆、角度和对当年的叙述，人人都有了不起的作品、独特的人格与作为、乃至或悲惨、或奇异的命运。这种因太阳黑子所引发的“文化潮汐效应”，几乎导致后来近百年俄罗斯文化的苍白虚脱。除了偶然还有个布罗茨基、沃茨涅先斯基或叶夫图申科之类（其实皆不可同日而语）外，仿佛所有的伟大的精气、灵感和奥秘，都被当初那群天才们吸干了。

《面孔》第一卷写诗人勃洛克，兼谈别雷，抒情手法便已让我叹服不已。因我们对勃洛克的认识，曾经因官方对《十二个》的宣传而意识形态化。但吉皮乌斯笔下的勃洛克，写出了他们早期的相遇、默契、对话，带着彼得堡街道、灯光和风雪的气息；又写勃洛克因赞美战争与政治，晚年陷入的矛盾、绝望和痛苦，并同时写出了他们无声的秘密爱情。勃洛克是先支持布尔什维克，然后又后悔了，并对自己的《十二个》深恶痛绝之。他们最后的一面竟是在电车上偶遇。当读到勃洛克低下“一张瘦长、枯黄的脸”，请求亲吻吉皮乌斯的手时，真可令人想随他们大哭一场。

当年俄罗斯人内心中关于传统与革命的冲突，全和私人情感搅在一起，形成了时代特有的痛苦风景，就跟我们民国那帮人一样。

第二卷写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的“恋尸癖诗歌”、色情、欲望、在革命之后掌握了权力，冰冷的面孔，以及他与平庸妻子雷打不动的厮守；当然还有跟随他的“猴子”（指模仿者、诗人谢维里亚宁）；最重要的还写到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轻蔑，在动荡的岁月，诗人与诗人之间的“恶毒”，都让人印象深刻。

《俄罗斯思想》本为俄国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的著作,而当时还有一个文学刊物，也叫《俄罗斯思想》，参与者便是勃留索夫和吉皮乌斯等。这本杂志在《面孔》一书中多有提及。吉皮乌斯还曾将当时刚出道不久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寄给勃留索夫，试图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但却意外地遭到勃留索夫的拒绝。这显然是嫉妒或忌恨，如吉皮乌斯所言：勃留索夫拒绝的“口气是嘲弄的、漫不经心的、粗鲁的，”甚至说像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小伙子，在莫斯科比比皆是。我奉劝此人不要投稿”云云，话说得很难听。吉皮乌斯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

当然他们谁也没料到，曼德尔施塔姆的发疯、被捕、集中营之死以及他所代表的阿克梅主义，后来会成为白银时代俄语诗歌的象征，而不是其他人。吉皮乌斯当时也只是觉得“这小伙子有点东西”而已。

至于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宗教哲学家，自然都是吉皮乌斯与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神学同道。尽管当初当政者赶走了他们（哲学船事件），但从未让这些显赫的人物离开俄罗斯人的思想。

第三卷写皇后、沙皇尼基、与皇后的仆人安妮雅在革命前夕的生活，在秘密而“发疯的小屋”里，东正教“癫僧”与神秘主义宗教狂拉斯普庭的怪癖与“骗术”。拉斯普庭与皇后的暧昧关系，是对沙俄末期影响巨大的事件，作者通过与安妮雅的私交，了解到很多第一手材料。第四卷写俄罗斯作家、政论家和哲学家洛扎诺夫在革命前后的遭遇，尤其写到吉皮乌斯为了救他不得不给高尔基写信，请求他关心洛扎诺夫时，令人心碎。到了第六卷，吉皮乌斯则回到了重新谈论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正殿中那些最伟大人物的思绪中。无数19世纪末的面孔依次出现，犹如同一根枝条上密集的桃花。当然，她也写到了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老一代俄罗斯诗人普列谢耶夫、波隆斯基与魏因伯格，以及自己的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尤其是比自己大四十岁的波隆斯基及他家的“星期五晚会”，那里常常聚集着当年的艺术家，如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诗人明斯基或作家苏沃林等。而契诃夫，则被认为是一位“生下来四十岁，死时也四十岁”的，没有时间与年龄的“正常作家”。甚至说契诃夫只能“像秋天的苍蝇一样在苏沃林身边移动”。有一年，吉皮乌斯夫妇与契诃夫、苏沃林等在意大利威尼斯相遇，大家便在一起旅游、住宿、喝酒、争论、通信、散步……对他们来说，全世界都是俄罗斯式的，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星期五晚会”。

《面孔》的最后，是几乎可以预料到的结局：去拜访托尔斯泰。当然，这又是一场充满幸福的麻雀叫声、俄罗斯乡村泥土气味和伯爵之家的盛宴……在此无法赘述了。

我比较认同吉皮乌斯在书中重复说过的一句话：

写活人也好，写死者也罢—都要说真话。写活人也好，写死者也罢—都要有所保留。对那些荒诞不经的真实，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要尽量回避。回避并非歪曲形象。但不要涉及“个人秘密。”“个人秘密”应该而且不管怎样都将永远是秘密。

吉皮乌斯也始终是本着这一宗旨，来写她的俄罗斯友人（或敌人）们的。而这种“伟大的节制”，正与基督教神学中“不可言说”的精神相契合，也和俄罗斯文学的良知、道义和语言的美学相契合。

1901年，别尔嘉耶夫组织了一个宗教－哲学协会，吉皮乌斯夫妇都是参加者，创办有宗教杂志《新路》。他们的家也是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作为沙龙女主人，吉皮乌斯被称为“颓废派的圣母”或“穿裙子的俄罗斯路德”。吉皮乌斯的宗教观，是将人类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旧约》时代（圣父），第二阶段是《新约》时代（圣子），而第三阶段则是“圣灵”的阶段，或曰圣母时代，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约”。到那时，人类的一切矛盾：性、奴役、革命、自由与爱恨情仇，无神论或神秘主义，诗或世俗等，都将得到解决。在俄罗斯诗歌史上，吉皮乌斯或许称得上最具宗教感的女诗人。但“十月革命”却将吉皮乌斯的宗教兼文学梦想击碎了。

窃以为，20世纪的中国，有三个阅读俄罗斯文学的高潮期：即2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前两者都与“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唯独八十年代，中国作家或诗人们对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品的热衷，却是另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反省；是哀怨、是怀旧、是极端的抒情行为，也可以说是某种“为了告别的聚会”。仿佛大家已预感到这一切即将凋零。80年代亦宛如一场汉语新诗的“第三约”阶段，为那一代文人缓冲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崩溃，批判商业与量化的未来，乃至反讽自己的人生，都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如今，当俄罗斯思想与激荡的诗歌往事全面退潮后，唯有80年代的“回忆”能留下来。时间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吉皮乌斯。而“回忆”便是圣灵、是诗、是关于世间矛盾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吉皮乌斯的这本迟到的书，都是一则不得不读的幽美注释。

《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俄罗斯] 吉皮乌斯著
郑体武岳永红译
花城出版社
2012年4月版
219页，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