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梦想恢复老三联的辉煌

2009-08-25 12:56:2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董秀玉 1941年生,1956年进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参与创办《读书》杂志,1986年三联独立建制时任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至2002年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

董秀玉1987年被派到香港当总经理,人生地不熟,薪水比公司雇的清洁工还低。5年内她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但最终实现了扭亏为盈。并且三联在香港的影响越来越大。

董秀玉是沈昌文的接任者,和沈公主张“出版社还是要有一个很精干的小摊子”不同,她在香港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历练后回到北京三联书店,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将三联书店推向市场大潮。在董秀玉的支持下,汪晖主编的《读书》杂志和以往的风格有所改变,而《三联生活周刊》的出现,对中国杂志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香港的思想空间太小

时代周报:1987年你刚到香港三联当总经理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董秀玉:当时北京三联刚刚独立建制,而19861987年又正是文化热的高潮,什么书起印都是几万册,那是最激情澎湃的年代。香港三联比北京三联大很多,一直坚持做中文图书的海外总发行,在最核心的地段开着大书店,20世纪70代又开始做出版,业务范围大而复杂。尤其那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我就糊里糊涂不管不顾傻乎乎地一头扎了进去。

虽然初时的改革急猛,但最后大家同心同德,真的实现了当年盈利,而且每年翻番,士气大振。两岸开放后,四十周年店庆的系列文化活动、四十年第一次的韩国书展等等,也使书店敞开了大门,真正进入了文化学术领域,影响日大。

时代周报:香港三联与北京三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董秀玉:基本的宗旨都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香港的文化市场太小,当时的殖民文化影响太大,纯英语教学使中文图书推动的难度加大,但比较单纯的企业管理规则,和敬业的员工倒是很大的优势。

当时我印象最深、觉得最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居然书店中完全没有世界经典名著,连我们一九五几年在中学都读过的但丁、莎士比亚,迷恋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叶赛宁、雨果都完全不见踪影,更不要说马基雅维利、维特根斯坦等等,连中国的文化学术名著也不多。从书店内部说,跟文化学术界也很疏离。

北京三联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出版文化学术著作;1979年创刊的《读书》杂志更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园地;之后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继承了老三联和《读书》杂志的传统,完全是在文化学术界的支持下成长的。当时的香港三联确实缺乏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因此,趁1988年四十周年店庆,我们组织了第一次连接两岸三地的学术文化讲座。

时代周报:都请了谁?

董秀玉:余英时、金耀基、汤一介、李泽厚、杜维明、张灏等等,都是最优秀的学者。通过这一系列文化讲座就把香港三联推到和香港、两岸三地的文化界融合上去了。这对于香港三联来说,是个很大的改变。

杜维明就是在这个讲座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我们也曾策划过一个两岸三地的《文化中国》杂志,但时机尚未成熟,杂志最终没有办成。但“文化中国”的概念却传播了出去。

时代周报:老三联的传统就是搞“读书日”,大家在一起聊天。这种传统也用到香港的文化讲座上了?

董秀玉:还是有点不同。“读书服务日”是《读书》杂志时范用提出的。起先是为了组织书评,每月陈列当月出版的新书,请一些作者和朋友来看书,清茶一杯,不管早来晚走,也不规定一定要写书评。喜欢的书可以带走,写书评万分欢迎,不写也没有关系。不过,当时带走书的,不用说,多半都写。再后来,慢慢演变为雅聚,依然无主题、无开场白结束语,多了点咖啡小饼,图书编辑也参与了进来,以文会友、交流组稿,很是散漫自由,但每每收获甚丰。而香港三联系列文化讲座却是有主题、有讲稿、学术性很强的专题报告,且都是大家,影响很大。这之后,我们趁势做了一套“三联精选”,这是一个学术系列,林道群负责的,当时的香港出版界似乎从未做过这类书。

时代周报:香港的出版商一般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董秀玉:不盈利难以发展,有时连生存都困难。但以盈利为目的,又易八卦当道,平庸的书甚至黄书坏书泛滥,完全背离了出版传承文化的本义。所以,首先必须是出好书,然后也必须是认真经营努力盈利。

我在香港第一年,和中文大学一些教授一起聊天,问我到香港一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笑:感觉香港难出思想家,空间太小了,物理空间思想空间都太小。“三联精选”试着想推动这个思想空间。实际上,我发现认认真真做还是会被人接受的,也不见得一定亏损。

警惕文集千万不要做滥

时代周报:三联是大陆第一个出版《金庸全集》的出版社,是什么情况?

董秀玉:我离开香港的时候,中国刚刚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之前,金庸作品在大陆都是盗版,所以金庸先生很想委托一家严肃的出版社正式在大陆出简体字版,我和沈昌文先生都很喜欢金庸先生的作品,我也认为这是可以进入文学殿堂的一流大众文学。由于我在香港,沟通比较方便,三联品牌又不错,金庸先生就授权给我们了。正式签约是在1993年我接任北京三联之后。由于盗版太多,我们在图书设计和经营上花了不少心思,关键是定位高端、坚持整套推出,效果很好。我也坚持不上订货会,因经销商的订货款每次就那么些,如果金庸作品上订货会,那么订三联书的款项大多会被占去,三联是个文化学术的出版社,文化学术图书是我的根本,我必须在订货上给予保证。金庸作品有知名度,我们只要之后做好推动,使之没有市场漏洞,仍然能很好完成合约任务。

时代周报:三联还有两套书非常有价值,《陈寅恪集》和《钱钟书集》。

董秀玉:三联做集子是很慎重的,我不喜欢动不动就做文集,必须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历史上影响了整代人的。这是历史智慧的文化积淀,出版必须慎之又慎。也不敢叫全集,不全嘛。《陈寅恪集》《钱钟书集》是我最先想做的,以后又做了余英时、钱穆的。也陆续做了黄仁宇的。也开始做李泽厚的。但我一直警惕千万不要做滥。

时代周报:当时你为什么想要办《三联生活周刊》?

董秀玉:三联就是刊物起家的。尤其是韬奋先生的《生活》周刊,是生活书店的前身,对当时的时代进步,对生活书店以后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作为三联的后人,我们梦想恢复当年老三联的辉煌。

瞄准周刊,因为它是我们三联发家史上的第一名;同时,也是感受到了时代的需要;另外,我在香港看到,只要做得好,周刊就是印钞机。刚接手的北京三联太穷,无地无房无钱,我要为以后的发展培植一棵摇钱树。

当时很多人说我想法太疯狂,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一分钱投入,而且当时的政策还不允许合资。现在回过去想想,确实也真是够疯狂的,又是那么不管不顾的顶着雷子一头扎进去。结果生生死死4个轮回才走出生天。

《读书》风波到现在搞不懂

时代周报:为什么《读书》杂志前后会有那么多人关注?

董秀玉:因为从1979年“读书无禁区”开始,《读书》成为知识界的思想园地,在中国思想界刊物中的影响无可替代。许纪霖在一篇批评三联的文章中说:“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我想,那么多人关注的就是这种尊严不能被亵渎和玷污。

时代周报:《读书》的前主编汪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董秀玉:汪晖在1996年接任《读书》主编前,就已为《读书》写稿10年,是忠实而优秀的作者,是我从香港三联返京时沈昌文先生为我介绍的。请他接任,是学术界不少人的推荐。请他出山,更是费了不少力气。

10年多,汪晖克服了种种难以言说的困难,在传承和提升杂志的思想和学术水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学理上的把握、在思潮方面的前瞻,是非常准确和有眼光的,这是作为《读书》主编最为重要的能力。杂志能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及跨世纪的过渡中继续深入和提高,汪晖、黄平功不可没。

时代周报:汪晖退了让吴彬来做,为什么成了一场风波?

董秀玉:这真是很莫名其妙。我认为这跟汪晖和吴彬都没关系。2002年我退休前,汪晖就想退,我挽留。我退休后,汪晖又提出过退,他的研究任务越来越重,时间太少,但三联管《读书》的领导还是挽留。汪跟我说无论如何满10年就不能再做了。所以从2005年开始就着手编“《读书》十年精选”,准备退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三联个别领导突然发难,急急忙忙堵在办公室门口要求限时退出,无中生有地弄出一场风波。而吴彬当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做了一年就退出了。所以,这做法实在很奇怪,我到现在也搞不懂。

中国传统从来讲究义和理,人家一个优秀学者,不计报酬为你漂漂亮亮做了10年多杂志,不说知恩,起码的理、义总是要有的。可现在这样,不但无理,更涉嫌负义,令人心寒。

时代周报:有人讲,后来的《读书》杂志不好看了。

董秀玉:对,不少人有此意见。这意见有过两次较为集中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有过一次,主要由于一代作者的更替,新的一批作者文章相对生涩。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这次,“不好看”的意见更多,编辑部也十分重视。这不但有作者的梯次问题,还有侧重人文到侧重社科的转化。法学、经济学就是比较不那么好看,有些新学科真也很难懂,是内容本身的转化。但作为编辑还是应该从读者出发,认真改进。我也很期盼大作家、大学者们多写一些好看而发人深省的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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