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抄底，中国资本怎样“走出去”

2019-08-16 15:28:45

来源: 时代在线

危机来临的时候，许多人都会以保守的姿态观望，只有智者才能够穿透迷雾，把握时机。

最近美国市场不利的消息虽然持续存在，但认为近期美国经济运行已经见底的看法也不断涌现。原油价格没有如预期地跌破30美元每桶，相反反弹到了每桶50美元左右，美元也没有像一些人士预计的那样出现剧烈贬值以至崩溃，反而有所企稳。而黄金价格亦弱由于世界经济的见底，而减少了储备的效用，停止继续攀升。美国房地产新开工数量也出现上升。当然，奥巴马总统仍然表示，下半年美国的失业人口可能继续扩大，通用等三大汽车公司的重组也尚未成功。一些固定资产价格等指标也还没有出现明确的好转迹象。

危机来临的时候，许多人都会以保守的姿态观望，只有智者才能够穿透迷雾，把握时机。此前中国的一些航空公司，往往在油价高的时候去囤积，而在价格低的时候却畏首畏尾不敢买进，被人耍惨。

虽然仍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过乐观的态度正在蔓延。在这个时候，国内的许多人士都认为中国应该办好自己的事情，但是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向松祚则认为，办好自己的事情与去海外进行扩张收购并不矛盾，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而金融危机则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收购抄底的好机会。

对于海外收购，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孟庆轩则认为，中国现在没有明晰的国家战略，海外扩张时，用的还是外资投行和顾问，应该有中国自己的收购团队。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表示，从两年的时间来看，目前应该是一个低点，一些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值已经低于其本身的价值，有海外发展战略的中资金融机构，可以在这个时候有所行动了。

海外收购时机隐现

时代周报：现在全球经济是否已经见底，是否已经到了中国企业到海外进行并购的最好时机？

连平：这个谁也说不清哪个时候买是最好的，但是从两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现在是可以考虑的时间段。

孟庆轩：现在有关抄底的论点，得从长期来讲，如果从十年来看是一个底，从一两年、两三年来讲就不一定是一个底。具体到海外收购资产，是从资本市场、私募市场、三级市场、四级市场进行收购，这需要探讨。中国现在现金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现在确实存在着底部这样一个机会，不过中国到海外收购的主动性战略方面现在还不够。

向松祚：见底不见底，这是一个主观判断，到底底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没有一个人是神仙，能说得清楚。石油30美元每桶是底还是10美元每桶是底？现在的情况是，石油价格没有到30美元，已经回到50多美元了，大宗商品的价格现在也在涨。

时代周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资本是不是应该走出去，加大对海外资产的并购力度？

连平：现在去海外并购的环境和过去相比大为改善，也就是说是到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但是具体的收购，涉及很多风险，同时也有很多机遇，就看怎么把握了。

当然，也不是说宏观层面好了，并购环境好了，就应该去收购。这个方面，恐怕还是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事实上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中国对海外的投资速度在加快，尤其是去年到今年，步伐在明显加快，资本流出也在加快。

向松祚：中国是一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要发展经济，就要充分利用海外的资源。我们的能源、矿产、土地、森林、高科技，我们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大量地到海外购买，这与办好国内的事情毫不矛盾，办好国内的事情也必须要这些东西。

去年10月份，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不是地主，但是也不能做替罪羊》，其中我就讲，现在中国应该把外汇储备拿去购买矿产、森林、土地，这个应该是一个国家战略，具体可以由某个企业去做。

中国的外汇储备那么多，外汇储备不仅是一堆钞票一本账，这个没有办法为中国经济服务，终究得把它买成东西拿回来用。

比如中国每年进口的农产品，相当于用了世界上4亿亩的土地。实际上很多国家的土地可以出租，可以买了之后，在那里种植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豆油或者很多中国的农产品，都是需要进口的。在那儿可以长期租下来或者买下来，甚至把中国的农民工送到那里去上班，这是有很多办法的。

我们那么多外汇储备是怎么换来的，本质上那是我们牺牲我们的环境和资源，用低廉的劳动力生产了实实在在的产品卖到国外去，卖到美国去换得的美元资产。从本质上来说，最终需要把别国的资源拿过来，让我们使用和享受，这才是一个等价的交换。

财务投资现在是机会

时代周报：国外金融机构的市值跌得比较低了，对于中国的金融企业来说，是否就有了收购的价值？

向松祚：我反对去购买金融企业的股权，因为金融企业本质上来讲，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人。金融企业的股权与通用汽车和微软的股权是不能比的。摩根士丹利就是一堆人，如果文化不合适，这堆人走的话，公司就垮了。微软每年有那么多专利，那么多高科技，人走了，它以前积累的科技专利还在这儿。这个是不一样的。

科技不一样，买完这个公司，公司所有的知识产权也有份，最坏的情况是人都走了，还是能够享有科技的知识产权。我反对中国拿钱买金融企业的股权，应该买这种高科技公司的股权。

金融企业，从它的核心竞争力、从结构上来讲，和科技公司是不一样的，买金融公司的股权，还不如和美国人去谈，中国的金融企业到海外设分点就可以。买股权，包括美国公司买中国工农建这些银行的股权，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一个财务投资，时机合适的时候就卖掉了，不是想控制中资银行，它控制不了，因为金融企业有个文化的问题。

另外，如果收购海外银行的股权，要想清楚，是不是有能力去应付文化上的问题，能够确保当地的员工为你服务。

现在看看世界各国银行在中国的做法都是本地化。除了一个头儿以外，其他的员工都是雇佣中国人。微软这些公司，在中国就可以投资一个生产基地，因为技术全是本土的，英特尔在大连设了一个厂，投资25亿美元，技术就是它的，中国本地人都是干活的，控制权在它手上，这两种企业的股权的性质和你对它的掌控能力是不一样的。

中国去买海外金融企业的股权是要非常慎重的。中投买摩根士丹利的股权，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一开始就反对，买来干吗，除非你短期炒一下可以，一买就套进去了。

金融企业的股权买了之后又控制不了，只能是当成炒股票，不能当成一个战略投资，当成一个战略投资是没有意义的。海外这些人占有工商银行的股权，他们不是战略投资，忽悠说是战略投资，实际上就是为了赚这个差价，他知道他控制不了。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比如说美洲银行把建设银行的股权也卖了，什么是战略投资，战略投资是要分红、长期持有的。中国企业应该去买股权，但是不应该买金融企业的股权，对于你来说这个没有用，除非你是炒股票，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另外，有的金融公司，你特别想买它的股权，美国政府不一定会卖给你，这有很多外交方面的问题，要综合考量，具体分析。有的需要拿到国家层面去谈，公司去谈根本谈不清楚。最近中国五矿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产公司的股权，澳大利亚就给否了。

连平：如果论收购的价格来说，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在是最好的时期，价格比较便宜了，但是问题也是不少的，怎么对它的资产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掌握，到底资产实不实？

但是如果从市场收购的角度来看的话，很显然，很多金融公司的股票的价格是偏低的，一定会有不少是低于它的实际的估值。关键是怎么把握好这个机遇，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中国的金融机构，有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件事，这个很重要。

但是对海外大型金融机构的收购难度比较大，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法律的限制。大型的骨干型的金融机构，一般来说比较困难，不会轻易地出售给你，要经过国会，到了国家层面，由立法机构论证、投票决定。很多法律纯粹是以金融安全与否，这个标准也很难说，以这个理由来限制。

小的银行收购会放得相对比较松一些。中资机构应该结合各自的目的，比如有的根本不想到海外去干什么的，只是想在国内发展，那就不必要做这个事。有的中资金融机构本来就有这个想法出去的，现在是好机会，至少你应该去寻找机会，但是也不要勉强。

在中国，如果是纯粹私人金融机构的话，可能胆子大一点，因为资产都是他的，成与败，压力相对小一点。越是国有程度高的，可能这方面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一些，在作出决策的时候，更多地会考虑风险，考虑未来一段时间内出现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对有些金融机构来讲是很难承受的。

中资金融机构应如何看待海外投资机会？要看金融机构本身的战略，想不想在海外有比较大的发展，希望能够有较大发展、长期发展的，有这个战略的，当然你就长期持有了，甚至还要扩大持有的比例，从形式上来讲控股或者是掌握实际的控股权。

如果纯粹是财务投资，现在也是一个机会，持有两三年或者三五年以后再撤出股份，相信也会有比较好的回报。

从国家战略层面走出去

时代周报：中国的企业在进行海外收购的时候应该与国家的利益有什么契合点？

孟庆轩：国家的一些投资机构，做得最典型的是中铝集团，一直在国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做资本化扩张。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整体战略，往往取胜也是挺难的。比如中铝是从一个产业集团过来的，它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从经验上来说是没有的。它去收购，还是外国的投资银行在中间当顾问。

为什么中铝从去年到现在，浮亏挺多的，一是现在中国自己还没有国际化投资经验。二是虽然现在外汇储备非常多，但是一半还是买的美国国债，是长期的。

现在做实物投资，如果是很零碎的，意义不大。如果做大宗的，有贸易保护的问题。去年中钢集团去澳大利亚收购了一个矿业，付出很高溢价之后，人家还是不卖的。所以怎么了解国外的投资市场，获得有用的信息，并且熟悉海外的市场操作，这对中国企业来说还是一个问题。

过去的资本化扩张，都是在外国投行的顾问下来做，外国投行有自己的利益。过去我们受到的教训，包括IPO以后的财务顾问、重组顾问、战略投资人，我们都有一些吃亏的经历，所以中国需要自己的战略研究部门。

国外的资本市场毕竟有几十年的丰富经验，我们现在一时出击，搞不好的话，会付很大的代价，走很多弯路。

在国家层面，我们既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国家的投资部门就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指导和战略。

我的思想就是形成一支混合舰队，这个舰队里是多种所有制的，既有国家的主流金融机构，又有产业部门。

比如中铝能够出去，中石油、中移动能不能出去，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可以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民营企业方面，我刚从湖南回来，三一重工在德国做了一个突破，1亿欧元的资本化扩张，做的比较不错。

中国个人的存底外汇也挺多的，国内没有什么投资工具，收益率都很低，现在正在考虑实物资产。这个时候就应该增加市场的有效性，迅速提高它的有效性。这可以有一系列复杂的办法。

国家在海外收购方面没有清晰化的整体战略。战略形成需要一个周期，因为中国这么大，现在自己也存在很多问题，怎么建立主动性，经验、人才、框架、制度，都需要慢慢摸索。

向松祚：去海外扩张收购，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要在国家层面做这个事，去谈。美国企业到海外去收购国外公司的股权，从来也不是单打独斗的，背后有一套国家战略在支持。

美国人自己讲得很清楚。收购企业，先锋队是美国国务院。保尔森作为财长，到中国跟中国对话，对什么？对的就是中国要开放资本市场的哪些行业，开放给我们美国的企业，这个谈好了，政府都已经同意了，民营企业再去。不然民营企业自己怎么去？

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比如说商务部、国务院等，它有一整套的鼓励办法，这还要包括外交部。这是一个国家战略，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年中石油想购买美国的尤尼科啊，美国政府就否决掉了，这就是国家层面的问题，不是哪个企业能解决的。

向松祚

北京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先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著作曾经荣获吴玉章奖学金、中国图书奖、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奖。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系主任、远东国际金融学院院长、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外汇与汇率、离岸金融、商业银行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国际金融中心及世界经济理论等。

孟庆轩

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回国前任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斯坦福大学“杰出学术成就奖”。

研究领域：投资管理学、公司理财及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