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萌动

2013-12-31 21:41:49
过去几年间,一场席卷全国的实体书店倒闭潮让传统出版业陷入严冬,部分书商被迫转向电子阅读领域。不过,2013年新成立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消了书号总量调控这一职能,还是让坚守者感

过去几年间,一场席卷全国的实体书店倒闭潮让传统出版业陷入严冬,部分书商被迫转向电子阅读领域。不过,2013年新成立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消了书号总量调控这一职能,还是让坚守者感到兴奋。毕竟,此举将打破国有出版社垄断、售卖书号的畸形市场,大大降低出版成本。未来,唯有对整个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更深层次改革,才能让文化的春天真正到来。

本报记者 崔烜 发自北京

北京地坛书市消失了,对于北京的不少出版人来说,这是2013年最为让人沮丧的事件。

“不仅仅是很多重要回忆没了,而且它像一股扑面而来的寒风,让我们怀疑是不是还应该在这个行业坚守下去。”吴佩(化名)沮丧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吴佩是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每年春秋两季的地坛书市她都必去。

“我是2008年来到北京的,一开始我也是慕名去淘书的,到后来我自己也做书了,就去里面看大家都爱买什么书。”吴佩回忆,“后来我们也在上面租了个摊。但也没赚到什么钱,只是凑个热闹罢了,每年人都那么多,没想到突然就做不下去了。”

地坛书市的消失只是书业寒流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著名地面实体书店结业关闭,仅存的或者选择缩小营业面积,或者选择把书店改成书吧,以其他经营项目来弥补书店的亏损。而这些书店,绝大部分都属于民营性质。

书店的倒闭潮传导到出版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也是民营出版商。

“不仅是铺下去的书少了、回款明显慢了,现在我们每做一个品种都特别小心,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很多选题都只好放弃了。”吴佩说道。

而另一方面,各省出版集团都在摩拳擦掌谋求上市,资金雄厚的出版集团都以书号资源、发行渠道为条件,邀请优秀出版公司加盟合作。在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书号的开支对于不少民营出版公司而言成了举足轻重的筹码。

但对于出版业来说,2013年也许是个转折之年。这一年,主管部门变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成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于出版人而言,影视、网络也许是一片蓝海。

2013年7月出版的广电蓝皮书显示,全国广播影视总收入在2012年便已经突破了3000亿元,达到3268.79亿元,同比增幅20.29%,2013年将突破4000亿大关。并且中国电影也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消了书号总量控制,书号不再是奇货可居。

从地坛到奥体中心

“(北京)奥体的书市我也去了,可是感觉就像图书订货会一样,都是图书圈子里的人在,也请来一些名人做演讲、搞签售,但其实去的人也不怎么多,很多大(出版)社都没去;同时买书的也少,很少见到像原来地坛那种来逛集市的、来玩的人。”吴佩将奥体书市与地坛书市进行了对比。

北京地坛书市原名叫北京特价书市,由北京团市委、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共同创办,至今已经举办了22年,在北京人的文化生活中拥有特殊位置。

地坛书市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名字更为洋气的“北京国际图书节”,地点选择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地方嘛确实是干净,因为奥体公园新,而且大。但同时各种卖小玩意的小摊贩也没了。其实就是摆不起摊,而且因为偏远,就算没收门票也没让原来那些老北京过来,他们才是每年书市的主力。来的都是外地游客。”吴佩说,她所在的出版公司2013年也选择了观望,后来他们觉得,这个决定十分正确,“一来是成本高了,二来是原来的个别主办单位退出了,不知道他们能办成什么样子,所以看看再说。”

据了解,北京国际图书节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主办,而原来在地坛书市上居主导地位的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则退出了。

“其实2008年左右地坛书市已经不如前了,很多都因为是老关系所以才来的。至于民营书商,其实他们也是抱着做广告的心理来的,摊位都很小。”地坛书市的策划人李进考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2008年开始,地坛书市就已经不赚钱了,都是在勉强维持,“跟网上的书店相比,地坛书市的价格吸引力没有了,来的人都不怎么买书,都是来游玩的多一些。而且场地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从一开始的几十万涨到后来的500万,我们也觉得吃力。”

书店倒闭潮来袭

2013年消失的不仅仅是北京地坛书市,更多的实体书店也在持续数年的书店倒闭潮中应声倒下—当年12月,始创于厦门、国内最大的民营书店光合作用书房重组失败,创始人孙池最终放弃最后的希望,转而投入到电子阅读领域。

而在高峰时期,光合作用书房在全国的门店一度达到40多家,营收超过亿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书店。

但2011年末,因为资金链紧张,光合作用书房被迫陆续暂时关闭旗下门店。虽然其后厦门市政府出面挽救这一文化品牌,但最终还是在两年后宣告失败。

而在2013年12月,国内另一家颇有影响力的书店—深圳购书中心也宣告结业。

几年来,相继倒下的著名书店有北京第三极书城、风入松书店、上海诚品、季风书园等。

“每一次倒闭的消息传出,都引起读书人一阵哀叹,最后都见怪不怪了。”吴佩说。

剩下的坚守者选择了转型—从单纯的卖书变成了经营书吧、文化沙龙,或者直接从实体店转到网络书店。

如北京最著名的万圣书园,几年前便已开辟出一个咖啡厅,并且时常在其中举办文化沙龙,邀请名人聚会,以聚拢读者的人气。而龙之媒书店的创始人徐智明,则在坚持了18年后也关闭了他的实体书店,将精力集中到自己的网络书店“快书包”上。

“连我自己的买书习惯也悄悄地变了,到书店只是看最近有什么新书,通常我都会记下来到网上买,因为网上便宜很多。”吴佩常常觉得,她应该用行动支持实体书店,但往往看到二者的价格差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上网购买,“实体书店完全就是展示了,而且更是小型图书馆,让人免费看书;再加上他们都在最旺的地段,铺租随着房价节节攀升。而网上书店完全就没有这样的烦恼。”

事实上,实体书店经营者数年来一直在呼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以保住地方文化品牌。

2013年7月,财政部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开展实体书店扶持试点工作,中央财政将对试点城市符合条件的优秀实体书店给予奖励,用于帮助其购买软硬件设备、支付房租、弥补流动资金不足等,所需资金从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扶持政策首批试点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12个城市,每个城市可推荐不超过5家实体书店。11月,中央财政下拨2013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48亿元,并且新增实体书店扶持试点。

“有扶持资金当然是好事,但这个是有限的支持,只给予城市推荐的书店。但很多时候政府推荐的书店很难说是最好的5家,很多事情就不容易说清了;或者说这5家书店其实经营得还可以,这扶持资金到了手上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广州学而优书店总经理陈定方向时代周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想法是不如一刀切免除实体书店的13%的增值税,因为现在做书店已经很带有公益色彩了。”

书号成本有望降低

吴佩现在对自己当初的职业选择感到有些后悔。

“我是2008年来北京的,文科学生,只有出版和媒体两个选择,媒体还需要很长的实习期,就选择了容易上手的出版。但5年过去了,工资基本没涨过,到现在还是跟朋友挤在一个屋子里。”吴佩说,对于文科毕业生来说,民营出版本来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相对容易进入,都按市场需要运作,不像出版社,基本都要考试,有时甚至还要托关系。

“我们跟出版社之间,是比较奇怪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的书是互相竞争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得用他们的书号出书,一个书号一两万,并不包括印刷成本。”吴佩介绍。

在出版业,出版社与书商之间的书号买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民营出版商本身没有拥有书号的资质,只有出版社才能够申报书号,于是双方的买卖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市场。

“就算是作者自费出书,书号费用也是要承担的,也不比我们自己出书要少,有品牌价值的出版社往往贵很多;而那些没有品牌价值的出版社很多都自己不出书了,专门卖书号。当然也有出版社跟书商长期合作的,书商的书一直就在一个社里出,这样也有利于建立他自己的品牌。书商也可以把自己的标识放在书里稍微不那么显眼的位置。”吴佩说道。

但在2013年以后,书号的成本有望降低。

新成立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3年7月取消了其部门职责20项,涉及出版领域13项、广电领域7项,其中,取消书号总量调控的职责一项让出版人感到十分兴奋。

“没有书号总量就是说出版社拿到书号更容易了,可能我们的成本会低一些;另一方面还注明说要创新书号管理方式,也许将来我们可以获得取得书号的资质?”吴佩认为,只要书号真正放开,那些空壳的出版社必然会被民营出版所代替,“至少可以这样联想。那样我们跟出版社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放开书号还很远,不是近期的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要放开书号,首先是必须建立新出版社的准入机制,并且要建立出版社的退出机制,完全将出版社交给市场,这样的改革在目前还很难做到。但目前已经允许出版社和民营出版公司互相参股、合资,其实有条件的民营出版完全可以以这种方式获得书号。”

肖东发所说的出版社合资早在2009年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便已经实行,其中提到“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

但由于出版社与民营书商之间实力差距巨大,往往是组建后的出版集团出资后收购改组书商,如原来的共和联动被凤凰出版集团收购后更名为凤凰联动,就是典型的案例。

但更多的民营出版商并不想将自己辛苦建立的品牌拱手相让。北京时代华语董事长朱大平就坦言,自己曾多次婉拒了几家出版社的合作意向。

“第一,很多民营公司缺乏规范,国有资本能否控制得住?第二,合作初期双方有新鲜感,但国有出版社的一些劣势是否会渗入民营公司,也是我所担心的。我认为出版社不能涉足太深,否则会拖累合作;第三,如果国有控股而民营弱小,双方可能互相不放心,也会产生问题。”朱大平曾表示,书号的资源对于时代华语而言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

而另一家知名民营出版商新经典文化则选择了风险投资—2013年,由红杉资本向其注入1.5亿元人民币。在出版业,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国内的大型出版集团资产基本在百亿元左右。

“在国内,摸爬滚打了20年后,有品牌价值的书商也就是那么几家了,他们的目标都是上市筹资,除了出版策划之外,还要建立自己的发行体系。而对于一般的公司,像我们这样的,跟出版社合作是很不错的选择。”吴佩说。

文化产业新憧憬

出版业主管部门的变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是2013年文化圈最无法回避的话题。当年7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方案正式公布。

尽管管理方式差别甚大,但出版和广电两个部门所主管的报刊、图书、广电行业都同属于准入困难、管理严格之列,并且在文化体制改革大潮中都有着尚未完成的任务。

“这对于激发文化产业的活力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新的总局仍需要对整个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更深一步的改革,这样文化的春天才有可能真的到来。”肖东发说。

根据“三定”方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机关行政编制为508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4名、国家版权局专职副局长1名,司局领导职数77名。虽然领导职务减少了一半,但与原来的编制相比,实际上只微缩了10个左右的编制,其实基本上还是两个部门的原班人马。

而实际上,广电和出版两个部门至今仍分开办公,甚至连部门网站也依旧分开,丝毫看不到整合完成的迹象。

但人们认为,新总局的机构在完成合并之后,也有可能与文化部一起组成真正的“大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的转企改革基本都已经完成,新部门主要是进行行业管理。但文化部涉及到很多无法改企或者难以改企的单位,比如博物馆等,暂时难以合并也是情理当中。”肖东发分析道。

“相比较而言,新总局的成立更为顺理成章,一来两者在行业管理上的共性比较多,二来是合并管理的呼声都比较高,目前出版和影视的互相跨界已经屡见不鲜了,如果还分开管理,就会出现问题。”肖东发表示。

“人为的机构分割、产业分割,往往会束缚发展的手脚,从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六大行业,乃至网络,完全可以用文化这条主线,一以贯之。”著名出版人海飞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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