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年代,已不复存在”

2009-07-15 14:59:17

陈奕迅又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容纳数万人的虹口体育场几乎座无虚席。在现场,他宣称年底将会再度回到上海举办个唱。

不久之后的59,黄舒骏也将在上海举办自己的演唱会。但不是虹口体育场,也不是八万人体育场或者上海大舞台,而是一个商厦的功能厅。全场只有不超过2000个座位,主办方却忧心地说,出票情况不太理想—同一天,是在上海大舞台开唱的“今天”许巍2009上海演唱会。

今年4月,“耳膜上的刻痕—台湾流行音乐黄金20年”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黄舒骏的“为你疯狂 上海演唱会”成为其中的第一场演唱会。这个以他1994年的专辑名字命名,看上去颇有些暧昧的演唱会其实是黄舒骏在大陆的第一场演唱会,事实上,也是他音乐生涯的第一次个唱。

就在几天前,黄舒骏还作了他在内地的第一次演讲,题目叫做《国父的手机和李白的短讯》。成为噱头的不仅是演讲的名字,他在现场从量子力学说到蝴蝶效应,从薛定谔的猫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话题的归宿最终依然落向流行乐坛。

情歌难写,但情歌好卖。虽然被广泛地视作人文主义的创作歌手,在全部84首歌曲中却也有69首是情歌。在哲学家们看来,情歌是人类的情感、欲望和思想相交错的文化形式。黄舒骏却揭露说,情歌曾被唱片公司赋予了“3S”的原则,越是“short”、“simple”、“stupid”,越是容易被大家接受。

而黄舒骏从一开始就是,并且最终都会是一个歌坛的异类。这个大学三年级就出道,21岁就发行第一张专辑的创作者,从来不肯把自己妥帖地安放在一个流行歌手的位置上。尽管他已经一再辟谣,告诉大家当年他并没有跑到罗大佑演出的后台,说出“将来我一定会超过你”这样的狂言,大家依然愿意相信这个传说。

因为他是黄舒骏,是一个在歌里有尖锐到刻薄的调侃,也有忧伤透入骨髓的吟唱的人。他从《两岸》、《三代之间》、《三跪九叩》到《改变1995》,歌曲中所透露出来的宏大叙事的野心,几乎就是要将时代的轨迹纳入他的音轨,将社会纷繁流动的冷峻规律化入他或冷静或动情的歌词。

音乐上,黄舒骏停留在他的“1995年”,而有的人依然在用他的歌追女朋友,有的人依然将他的歌曲文本当作诗歌来读。很多人将他看做了某种意义上的最后一个偶像,一个永不复返的时代的背影。

自从在2001年发完最后一张专辑《改变1995》之后,黄舒骏似乎已经置身于乐坛之外。他回到台湾大学读完硕士,但毕业论文的题目却是《数位时代台湾流行音乐产业之竞争动态与商业模式》。歌曲创作者,几乎成了他的前身份。看上去,他似乎已经在致力于研究网络时代中如何拯救已经死亡的唱片工业,或者如何开掘出新的业态。

几年没有发新唱片的黄舒骏依然很忙,他那只已经有些旧的旅行箱上贴满了机场安检的标签。这见证了他多年来的“马不停蹄”,但不知是否依然“忧伤”。

“我不做唱片真的很久了”

时代周报:你甚至在《改变1995》歌词里也写道,“歌星越来越多CD越做越好唱片却越卖越少”,真的如你所说,唱片工业已经死亡了吗?

黄舒骏:是的。我在各种场合一再宣称过,唱片工业已死,而且死了很久,唱片公司现在都改名不叫唱片公司了,剩下几家连改名的钱都没了,可能过不久就要关门倒闭了。在唱片工业当年的好时光,2000万人口的台湾能卖出上百万张的唱片销量。这对于今天的歌手来说是不可企及的。现在是网络传播的时代,很少有人会去买唱片了,从网络上下载音乐多方便,而且应有尽有。从卡带到CD,又从CDMP3,介质变化了,我也会听MP3,但我是IPOD的合法下载者,我必须去尊重别人的创作。

时代周报:你所唱的“属于我们的精彩,早已经不复存在”,说的就是这个景象吗?想象一下你现在这个时候出道,会遇到怎样的情况?

黄舒骏:这句歌词肯定包括了这个方面的意思,但也不是全部。我很难想象如果现在我才出道会面临何等的境遇。因为今天的歌手们,表达和成名的欲望、所处的业态环境都不一样了。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网络的流传带来了新的状态。就算你让周杰伦这个时候出道,也难以保证他就会红。大家现在看周杰伦,都是用结果论在看,潜在的前提就是他红了。2000年他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下一张。但是他幸运地抓住了唱片工业残存销量的尾巴。

今天这个时代里,写出能引发广大共鸣的音乐非常难了。当年罗大佑、我、陈升,写出各自风格的歌曲的时候,都还是能感受到有那么一群人会有共鸣的,但现在很难说。网络时代,网上的各类事件极其短暂。而不是以前,一件公共事件的影响会持续、停留很长时间。信息的过剩导致了情绪的分流。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以前信息相对不那么丰富的缓慢的时代,让你自由创作了那么多风格迥异的歌曲。从《窗》到《恋爱症候群》,从《雁渡寒潭》到《改变1995》,你的歌曲差异为什么这么大,尝试过总结自己的风格吗?

黄舒骏:我依然没有欲望去总结自己的风格。创作者其实都是被别人界定的,自己无法界定。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我表达出了很多类型的歌曲,而其中人文气息比较重的那些歌曲被大家接受并记住了,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大家所说的人文歌手。被喜欢,被界定,这是歌手和听众相互塑造的过程。就像在面对异性的时候,你希望自己长得帅,还要有内涵,要风趣幽默,还要风度翩翩,但实际上你还是你自己。

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不想写那个时代的那种流行音乐。所以开始的打算是写打油诗,没有诗歌的精致和密度,用叙事诗的方式来唱歌。这种风格被大家接受,成为了对我的定位。

时代周报:因为你写的是叙事诗,所以歌词都特别长。会不会导致歌词溢出了音乐呢?就像罗大佑对你的评价:“词第一,曲第二?”你为什么会写出那么长的歌词,强烈的表达欲望来自哪里?

黄舒骏:我所有的歌曲都是自己写的。作为自己的创作者,我是不会把词曲拆分开来看的。我觉得词曲无法分开。事实上,在写这些歌的过程中,词和曲已经互相磨合协调过很多遍了。所以最后呈现的,已经是我认为最好的状态。

我的歌词确实都很长,大家都说这导致在KTV里很难唱我的歌。这么长的歌词我也很担心开演唱会那天会不会记住(笑)。我认为,我的歌的确不是你在轻松的时候想听的那种歌。但在你困惑的时候,听听这些,肯定能有些启发和帮助。我写那么多歌,那么长的词,相当部分还是情歌,并不是因为我是情圣。实际上我觉得失恋的人因为痛苦才会写情歌。我开始创作的时代,内心有很多的不满、不解,想要表达,手里正好有发唱片这样的表达的渠道。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机会出下一张唱片,所以就不管了,把自己所有的想法拼命往里面塞。每一张唱片都好像是最后一张似的。

时代周报:你的唱片里,音乐风格和词的风格十分多样。有很诙谐调侃的,也有惆怅伤感的。甚至还有像《我是谁》这样充满形而上的思辨的歌。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歌曲唱片公司也给你发出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

黄舒骏:的确是这样的。《我是谁》这样风格的歌曲现在几乎不可能发出来。在做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肯定卖不好,但还是必须发。因为对于我的创作来说,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阶段。我无法跳过这个阶段,不然我走不下去了。像范晓萱,唱儿歌很红了,但是她自己不想唱了,想要转型,后来她就必须重新开始,走得很艰难。

我发这张专辑的时候还有个背景,当时唱片工业还很兴盛,唱片公司手里有强大的资源平台,他们有很多很红的歌手在赚钱,所以他们愿意让你尝试。老板本人也许有一些音乐上的理想,期望音乐能多元一些。这多亏了台湾曾经有过的庞大的正版唱片市场,2000万人口能卖出百万张正版唱片。很遗憾这个市场没有能够移植到大陆来。现在正版市场为主的台湾,反而受到更严重的网络下载冲击,唱片公司举步维艰。

时代周报:你的那首《未来的街头》,似乎在隐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关系。是这样的吗?一些艺术界的人有时候也会引用到这首歌的歌词。

黄舒骏:这首歌的来源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台湾有一位叫做奚淞的画家,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自己的这段经历。从小受到传统绘画的影响,想要学画,后来长大了就觉得艺术的中心在西方,去巴黎留学。但是在巴黎依然找不到自己内心要的那个状态。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罗丹博物馆里看到了一幅中国画的达摩像,他得到了感悟,他文化的根源还在中国,因此他回到了台湾。我觉得这个故事这首歌讲的问题不仅仅是对艺术而言。在很多文化的领域都是如此。

时代周报:自从《改变1995》之后,你再也没有发过唱片,已经8年了。你现在还在写歌吗?

 

黄舒骏:我不做唱片真的很久了,这些年来都没有什么兴致。我一直在写歌,但确实不太有兴趣去发表。这个时代混沌不清,我看不清它的走向。也许以后,这几年沉寂期写的歌还是会有机会发表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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