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争议指向文化强国路

2019-08-14 15:39:54

来源: 时代周报

中国学争议背后，其实是当下中国需要一场什么样的文化建设、什么样的文化输出的大问题。

一场燕京学堂风波让“中国学”这个词从学术圈的孤岛飞入寻常百姓的汪洋。如钱理群先生所言，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而在“中国学”。

“中国学”的提法，显然是有意与久已存在的海外“汉学”或“中国研究”划开界限，可以确认它将成为显学，因为它切中这个历史转折年代的要害—如何重建“中国”的历史和当代叙述，以及如何确认中国文明主体认同。

中国学争议背后，其实是当下中国需要一场什么样的文化建设、什么样的文化输出的大问题。告别弱国心态，建设强国文化，建设强国的国民性格，都将是未来中国思想界致力解决的问题。民族复兴，需要这样的人心建设工程、思想建设工程。而这些，都要依靠市场，通过真正激发民间活力来完成。（韩十洲）

白彤东：让中国传统回应西方挑战

时周特约记者高扬发自广州

今年5月，北大设立燕京学堂并开设中国学专业，一时惹起各方争论。其背后，争的是经济崛起后中国如何进行文化建设的大问题。作为一名儒家学者，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白彤东力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能为中国的许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更能回答人类的一般问题。

和西方比较谁能解决普遍问题

时代周报：你对北大设立燕京学堂与中国学专业怎么看？

白彤东：这里包括决策程序、设立的地点（静园）和校中校等都有一定问题，但更大的在于中国学这个专业依然延续了西方的话语体系。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中国主体性”的提法？

白彤东：解决中国问题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照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这么提。但我自己是研究哲学的，哲学更多地谈普遍价值，所以我更强调中国传统思想里的普遍价值。这跟西方占主流的普遍价值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要比较一下到底谁是真的普遍的，或者说谁能更好地回答人类的一般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中国传统思想里能被全世界利用的东西，而不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事物。所以说其实也谈不上什么中国主体性。

时代周报：很多人提“中国主体性”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了，但文化上还没有获得别人的认同，你认为传统文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白彤东：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我自己的学术和一些实践都在做这个事情。中国的经济崛起了，但在文化、政治上没有给世界一个正面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去找这种形象的资源。西方民族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对外具有排他性和侵略性，因此世界担心中国崛起也很正常。中国需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能消除别人忧虑并且抑制国内激进的民粹主义的语言和文化。中国历史上有一套很好地融合各族的儒家模式，因此回到中国传统的模式是很重要的。

时代周报：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文化体系是否应首先复兴儒家文化？

白彤东：不一定吧。我自己是趋向于儒家的，但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里各家有各家的优点。比如说法家在当代就有一定的适用性，现在的很多社会事件，比如医闹、小贩杀城管之类，凸显出法律和国家权威不被人们尊重的问题。而在秦朝的时候国家的尊严和法律是被绝对尊重的。

当然，西方的自由、民主在儒家文化里也会找到部分与之相对应的内容，但是儒家的某些独特的内容或许能更好地解决现代性问题。

儒家认为要精英治国。但孟子同时会强调，国家要为人民服务，人民要自己来表达他对服务是否满意。儒家同时认为，人民没有能力判断什么政策能导致他们幸福。所以既要有民意充分表达的机制，又要有精英根据表达的民意作出政治决定的机制。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在对外关系上，儒家更强调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把所有人都连接起来，但恻隐之心也是分等级的。对儒家来说，爱国是正当的，爱国最终是建立在爱人的基础上的，爱本国人超过爱外国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为了本国人的利益就不管不顾外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一套模式比民族国家要温和得多，但同时又不是西方另一套人权高于主权的欧盟模式。后一种模式往往会适得其反。

从台湾、韩国借鉴经验

时代周报：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依附于政治系统，没有独立的传统，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白彤东：我不这么看。中国科举制度有它自身的问题，就是把知识分子都挤到了当官这一条道路上。但我并不同意什么泛泛地讲“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因为儒家教导人们为了道德、为了政治理想要敢于对抗现实，从乡绅到士大夫都要敢于对抗专制和强权，这是很强的独立传统。

不过，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多数还是对传统抱有偏见和敌意的，这是让人担忧的一件事。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要正确理解传统，一方面也应重新理解西方的政治演进过程。通过比较来明白中国传统的特色在什么地方，以及真正的缺陷在什么地方，让中国传统去回应西方的挑战。

时代周报：刚才你谈了知识分子群体，那么如何在普通民众中间恢复传统文化呢？

白彤东：我觉得真正要做的是要让传统跟工业化社会，流动社会适应起来。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传统彻底被断掉了，没有跟着社会演进。另一方面，台湾、韩国这些地方的儒家就是跟着工业化、全球化社会一起演进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它们那里借鉴经验。

我希望哪一天人们能到天坛去祭天，敬天法祖，把国家祭祀恢复起来，同时民间也应该恢复起来。当然，这还要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为什么要敬天法祖，就是要让人们有一种敬畏感，希望人们能超脱狭隘的个人自我，想着自己的祖宗和子孙后代，而不会为了一时的幸福去干些缺德的事情。所以恢复祭祖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对改变人心会有很大的影响。

“建设文化强国应发展强国文化”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李光金发自广州

如何看待文化建设在整体改革中的作用？在传统文化传承，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上继续破局？带着这些问题，时代周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富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王鸿刚。

中国特色，世界气派

对于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彭富春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建设文化强国，应发展强国文化。只有强国文化才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才能强国。”他说：“我们需要的强国文化是要有强大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利于国家复兴的文化；源自传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气派。”

“面对传统文化，不能为了继承而继承，要使得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有正能量，在当代世界有生命力。”彭富春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

对于目前国民“信仰”缺失或者说危机，彭富春提出了“人心建设工程”，他认为应该从法律意识、道德层面、信念三个方面实现。亦如习近平著作《之江新语》中所讲：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智、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升华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

前段时间，北大校方准备用静园做学堂和学舍，建燕京学堂，培养“一年制中国学硕士”，这件事从校内事件变成公共事件。彭富春认为：“国学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最糟糕的是商业化，拿本三字经、弟子规就是国学，就开班挣钱，非常荒唐；其次是‘宗教化’，借儒家、道家、佛学的一些东西装神弄鬼，对人进行精神禁锢，以至骗财骗色；再者是表演型的国学，例如以为穿汉服、叩头就算尊重传统了，很可笑；还有一种是‘政治型’的国学，宣传主奴意识，例如有些老板，在办公室、厂房里挂满弟子规、孔孟言，通过这些控制员工思想，其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需要的是遵守法律、尊重市场。”

如今文化立法工作开始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仍未跟上现实需要，彭富春认为：“我们当前的一些立法还存在很多空白地带，例如面对国学热，什么是国学都尚无定论，开设国学班，应该用什么教材，课程怎么设置，师资配备要怎么，都没有明确规定，还比如面对互联网，传播方式的变革，版权保护立法也没跟上。”从具体原因来看，他认为，这与文化体制仍处于混沌状态，很多仍是事业单位，与市场经营还没有实现分开，整个文化市场主体多元化，分工不明确有关，需要加快改革步伐。

用市场手段助力文化走出去

目前，在中国和各国政府的支持下，各种文化交流机制陆续搭建，并形成文化展示、学生互访、智库交流等多种形式。汉语热当下已经成为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一个重要现象。王鸿刚认为这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从经济方面看，全球化背景下的就业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经济体之一，如能通过学习汉语为自己增添一项就业技能，无疑对各国青年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从社会背景看，随着各国对中国文化的交流日渐深入，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文化中所倡导的“反求诸己”、“天人合一”、“处虚守静”等哲学思想，也会引起各国学者和一般民众的强烈兴趣。

提到“文化外交”，必谈及孔子学院。其作为对外交流的“文化大使”，已经走过十年时间。其设立是中国主动、系统地对外展示文化形象、推广文化理念的重要尝试。在过去10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其传播内容仍主要以语言教学为主、缺乏系统的文化理念灌输，文化内容主要以传统为主、缺乏现代气息等。王鸿刚认为：“这是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国际地位等深层因素决定的，同时也与整体的文化外交和文化传播战略有关，属于阶段性的现象。未来，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战略部署更加主动和更加成熟，这些都是可以适时改进的。其关键，乃是从内部做起，充分利用市场手段，积极鼓励创新精神，提升文化产品竞争力，切实将中国打造为现代文化强国。”

链接：

457所孔子学院和707个孔子课堂

2004年11月21日，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截至2014年9月，中国国家汉办已在全球122国合作开办了457所孔子学院和707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20个国家（地区）。根据《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到2015年，全球孔子学院达到5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达到10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