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涛：科学、民意与社会公信力

2014-04-10 03:49:46

来源: 时代周报

站在“科学”一方的人士往往基于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精英感来指责对方愚昧、反智、文傻、群氓、民粹；而反对方的则经常质疑“科学幌子”背后的资本、阴谋与剥削。

本报评论员孙乐涛

最近，百度百科上演的一场所谓“科学保卫战”引起广泛关注。6天之内，关于PX“剧毒”还是“低毒”，被反复修改达36次。在十余位清华化工系学生的“捍卫”下，百度百科PX的毒性描述，被定格在“低毒”。“清华化工系誓死守卫词条”、“我们以专业知识担保”、“科学事实无关乎政治”、“清华化工有责任捍卫科学阵地”，这样的留言，也让人们对这些90后的清华学子印象深刻。

近年来，所谓“科学”与“民意”的冲突似乎已成为一个难解的社会问题。在PX、转基因、核电、垃圾焚烧、疫苗等问题上，均有所谓“科学共同体”与“群众”争执不下的现象。“科学共同体”以为真理在握，造福于民，且有国际上成功的实践经验可以援引，但在国内却遭到相当广泛的民意“狙击”。

“知识专政”的限度

在这些争执中，站在“科学”一方的人士往往基于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精英感来指责对方愚昧、反智、文傻、群氓、民粹；而反对方的则经常质疑“科学幌子”背后的资本、阴谋与剥削，他们高举公正的大旗，以“反强权”自居，以为弱势群体代言自居，满腔道德上的优越感。

这些愈演愈烈的争执，又因为缺乏具有强大公信力的社会仲裁机构，而愈发难解。而不论“科学”还是“民意”，当他们习惯性地求助于政治支持时，又都难掩失望。因为，当代中国，政治已越来越回归它的本来面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地覆天翻、杀伐果断的革命传统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的要义在于在多元利益、多元主张中寻求平衡、妥协与和谐，依靠强力来一劳永逸地压制、铲除另一方的做法已不可行。

“科学”与“民主”无疑是现代世界最具正当性的权力话语，在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两者也深入人心。从思想史来看，这两者在现代世界的兴起，都是启蒙运动的后果，具有同源性。按照一些近代哲学家设想的理想状态，科学与民意应该是统一的：民众如果充分启蒙、充分理性，就都会赞成那个唯一正确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真理，人类历史将会进入如数学一般精确、完美的和谐时代。

然而，不幸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科学与民意远不是统一的，而是经常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的真理可能是统一的、“唯一正确的”，关于社会、生活方式，乃至道德情感、审美趣味等方面的“真理”却可能是多元的、因人而异的。另一方面，民众也不可能都是“充分启蒙”、“充分理性”的，人们的智商、教育是有差别的，认识水平是有差别的，真理，比如科学真理，确实可能只是一部分人才能理解、把握的，精英与平民、专家与大众的区别与对立可能永远都会存在。

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当“科学”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听谁的呢？单纯从理论上来说，作为公共决策依据，科学应该优先于民主，因为科学是事实、真相、真理，而“民意”，即使广泛集合了众人的意见，也可能是谬误。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对这个问题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

在柏拉图看来，政治家之所以有权力来治理国家，是因为政治家的知识，政治家懂得治国的知识。柏拉图说，政治是一门依靠准确知识的艺术。世界上有关于国家的“准确知识”存在，这样的知识是唯一的、不变的、超越时空而始终如一，像数学一样纯粹。这样的知识存在于理念世界，只能由哲学家通过沉思来把握，而无法从现实世界的经验、风俗、惯例以及群众意见中发现、总结出来。只有哲学家才可能具备这样的知识，因而，在《理想国》中，也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成为政治家，即哲人王。

《理想国》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知识专政”。区别真假政治家的唯一根据就是他是否具有了“知识”，而不在于他是否获得了民意的认可。柏拉图经常把政治家与医生相类比，政治家知道国家的善、如何达到这种善，就如医生知道什么是健康并如何使人恢复健康一样。医生如何治病，无需征求病人的意见，同样，哲学家治国，也无需征求群众的意见。权力来自于知识、真理（truth），而不来自于意见（opinion），不来自于群众的授权。

显然，柏拉图的“知识专政”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是赤裸裸的“反民主”的。他的论证，深刻但片面。精英、专家、知识分子具备较多的知识素养，他们治国，有其合理的理由。然而，人并非活在纯粹的理念世界中，精英可能自肥，在知识与道德上绝对纯粹的哲人王千古难觅，精英的权力需要健康的制衡，民众并非完全被动的“病人”。更重要的是，《理想国》所依据的理性主义独断论也是不成立的。公共决策不能完全从不食烟火的理念世界中演绎出来，现实经验是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至于国家应追求什么样的福祉，也离不开现实经验的随时校正。而民众对幸福的定义与幸福感的切身体验，也是各各不同的，不能被强行“给予”。

“民意”无疑应在公共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席位。事实上，在古希腊哲学中，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种极端的精英主义已被扭转。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制，是尊重社会习惯与经验、融合寡头制与民主制的混合体制，这是“共和”政治的先声。

到罗马时代，共和政体发展得蔚为大观。“共和”笼统说来就是国家中各种力量、各阶层、各集团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享有利益并互相制衡的制度，它经常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混合，是精英治国与平民治国的融合，这被认为是罗马政体的基本特点。至今美国政制还被一些学者称为“新罗马主义”：总统可类比元首；而最高法院与古罗马的元老院类似，体现了贵族制的成分——大法官非选举产生、终身任职、总统无权罢免；民主方面，古罗马有公民大会，美国有大选，有议会。

在成熟的现代共和体制中，“科学”与“民意”、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是有健康的平衡机制来约束、协调的。社会发展，在大多数时候，需要各种社会力量、不同认知水平的群体之间的妥协。

在美国，如干细胞的研究与利用、课堂中是否讲授进化论等问题，也都在妥协之中。科学上固然无疑义，但也要考虑到民众的宗教与伦理感受，须知宗教与伦理是人类的深刻的精神需求，它们与科学往往不在一个维度上，不能完全以“科学”与否来评判、决定去留。妥协，不见得就是懦弱的退让，很多时候，它是一种高超的智慧，是心智成熟的表现。而近代以来，中外历史上都有非常惨痛的例子，以“进步”、“科学”之名杀伐果断、移风易俗、地覆天翻，结果却是进一步退两步，得不偿失。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高楼大厦不能在一片沙土上建成，当社会认知差异巨大而深刻，妥协，在妥协基础上努力填平差异，以期水到渠成，这种稳健的改良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难得。因为，这是一个习惯“革命”的民族，一个自古以来权力缺乏制衡的民族。

“信口谎言不倦”

中国近年来“科学”与“民意”的冲突事件，不论PX、转基因、疫苗安全等，都不涉及伦理或宗教问题。这些冲突相对简单，主要是人们的认知水平、科学素养的差距所致。而这其中，许多问题在科学界、在国际上并不存在多少争议，但搬到中国，就争议四起，甚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非常诡异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既在于民众的科学素养不高，甚至没有正确的“科学观”，也在于公共信任的严重缺乏。

科学的灵魂在于求真，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而，中国的科学传统或者说求真的传统历来就比较薄弱。在近现代西方科学蓬勃发展数百年之后，中国仍停留在“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文以载道”要求学者的学问著述必须价值先行、道德先行，这使得学问研究很难保证独立性，经常沦为为特定的价值体系、伦理道德甚至政治目标服务的工具。而社会的简单、贫乏，也使得粗陋的道德信条能够代替严谨的技术手段，维系国家的运行。

礼教治国、词赋选士、科学不彰，长期以来，国人对“真”缺乏必要的敬畏。20世纪的激进革命，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氛围，也严重影响到国人正确科学观的形成。在诸多国人心目中，“科学”实际上被降格为“技术”，是为我所用的工具，而非一种以“求真”为目的、无关功利与道德的研究事业。

在有关PX、转基因、疫苗等争议中，可以看到许多用谣言来“彰显正义”的例子。当事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立场正确，就毫无愧色地引用谣言、甚至编造谣言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篡改百度PX词条的网友未必不明真相，把转基因说成生化毒剂的人也未必真这么认为，或者未必相信有这么严重，他们可能是为了起到更好的抵制效果，才故意夸大、歪曲。

“信口谎言不倦”，为某种自以为正当的道德或功利目的而罔顾事实、歪曲事实，与国人科学观念薄弱、对“求真”缺乏敬畏的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近代早期的西方人的游记等作品中经常讲到 “爱说谎”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与这种传统也应该大有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华学生捍卫词条的行为值得褒扬。事实就是事实，低毒就是低毒，不能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改为剧毒，就如同不能因为同样的需要而宣称水稻亩产数万斤。以谣言彰显正义，不会获得正义，这恰恰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另外，公共信任的缺失，也是上述问题中出现科学与民意严重冲突的重要原因。首先，有公信力的民间或官方机构，是社会稳定与理性化的重要基石。当民众困惑之时，可以求助于它们，信任它们给出的答案。而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行政化无所不在、法治精神缺失等因素严重破坏了各种社会机构的公信力，专家变成砖家，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在一些初级的、本不应成为问题的科学问题上聚讼不已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公共信任的缺失还体现在，对很多公众来说，正规渠道的声音，不敌各种小道消息、阴谋论。他们对有关部门的解释与承诺习惯性地不信任。这与他们的判断能力不高有关，也与他们的现实经验密切相关。无风不起浪，环境保护不力、食品药品不安全、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

面对科学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人们需要妥协，更需要建设。妥协是为了更好地推进。而建设，当务之急或正在于公共信任的重建。当然，这早已超出了科普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