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慈柔的人最坚强

2015-03-10 03:51:14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何华

就从这本书的封面谈起吧。书封选用了沈从文自己画的一幅速写，左侧是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桥上是黑压压的庆祝五一的游行队伍；右侧下角则是黄浦江里的一只小小艒艒船。沈为这幅速写配了一小段文字：“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1957年五一前后，沈从文参加了全国政协安排的南下视察活动，此行他在上海逗留了十多天，其间一共画了四幅速写，每一幅都有文字说明，封面所选是其中一幅。五一国际劳动节，照例要游行庆祝。这天一大早，沈从文从他所住的上海大厦窗口俯瞰外白渡桥上走着的红旗队伍，场面热闹，歌声飘荡，锣鼓喧天。这样的场景下，沈从文简直像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电影里的人物，从“后窗”窥视外界，居然把焦点定在了黄浦江里的一只艒艒船，非常不合时宜。

作者张新颖是个严谨且冷静的学者，写这本书，他基本用沈的书信和日记“说话”，很少加入自己的想法，不过在此处，张新颖还是忍不住发挥了一下：“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不妨就把沈从文看做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

这本书从1948年写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从他的46岁写到86岁。虽说是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但如果没有沈在前半生赢得的赫赫文名，他后半生的意义也就打折了。“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这本书，时时也在观照沈从文的前半生，如同一面镜像的效果。沈从文一生的两段，看似不同却又统一，可断章分开也可重叠吻合。因为，无论创作还是研究，沈从文这个“人”是不变的，他的历史观、文艺观、人生观是不变的。

1949年，许多作家准备迎接新时代，但最会创作的沈从文却一下子沉默了。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标语和壁报，其中包括转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全文—加上收到恐吓信等多种因素，沈从文的压力到了“最高点”，随后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几近疯狂和崩溃。实际上，1949年之前，沈从文和郭沫若等一批左派作家就有过文学观念上的针锋相对。沈从文不怕文学争论，怕的是文学背后的东西，他忧心忡忡，“逐渐陷进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境界”。朋友们把他接到清华园休养一阵，但不见好转。3月，他两次自杀均及时得救。

自杀获救后，沈从文反而松下来了，不再紧张。这个劫，算是过去了。自杀未遂，在某种意义上对他来说是个转折，从此，他获得新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悲剧转入谧静”。他这样写道：“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1950年3月，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期间，一天早起散步，看见“天边一星子，极感动”。他晚年的时候，给张兆和写信：“从早上极静中闻鸟声，令人不敢堕落。”沈从文的境界到底高出同时代作家一大截，“星子”及“鸟声”之句，简直就是高僧禅语，令人回味。沈从文的后半生，如同“天边一星子”，也似极静中的鸟鸣声，看了闻了让人感动且令人不敢堕落。

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磨难史，更是头陀僧的苦行记。他放弃小说创作，改行做服饰及文物研究，兢兢业业，从不懈怠。他对民间工艺品、俗文化尤为钟情。他没有读过大学，他的研究方法不同于科班出身的学者。他的知识结构不仅来自书本，更多是来自生活实践。他对“实物”和“实地考察”非常重视，曾向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建议，让年轻人多学习文物知识，以文物和文献结合的方法，尝试研究几个专题，改变古典文学研究只重文献忽略文物的习惯。他批评大学问家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注解，说他尽管博学多闻，但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

有一次，我和白先勇先生提到沈从文，他当即说沈从文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甚至超过张爱玲。他也提到1981年初，曾在美国西岸听沈从文演讲，“他说起女人头上的饰物真是头头是道”。

一个人的知识构成和人生经历，确实会影响到其治学方法。像启功、阿城、扬之水，都是沈从文一路的，他们的研究都带有民间性、世俗性，是从下到上的，别有特色。沈从文的改行虽是被动，但不乏前奏和铺垫，湘西早岁生活、短暂从军岁月、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期，在上述三个阶段他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文物收集的丰富经历，是他改行的另一个内在驱动。他对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这些“杂文物”有着发自本性的嗜好。接下来的漫长日子，他要做的毕竟是他喜欢的事，他是享受的。

那么，文学在他的内心是否就此一去不返？

1956年11月，沈从文到长沙视察，这次出行，他是病号，病中读了赵树理的《三里湾》，觉得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由此足见他对自己作品的肯定、对自己隐姓埋名的惋惜与无奈。不过，到了六七十年代，沈从文认命了。元遗山诗句“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成了他的写照。

张新颖的这本书出来后，评价很高，张本人在媒体访谈中，非常得体，不夸张，不居功，一再表示他的成果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此书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沈从文）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但“引述”别人的话，并不容易，这就要显示作者的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单单17章共103个小标题就够考功夫了。张新颖功力深厚，每一个小标题都正中下怀。第十七章第六节他用了“老泪”二字为题，恰到好处。沈从文晚年行走不便，话也越说越少，外表看来就是一个老病的生命状态。心理也随着改变，最大的迹象就是越来越容易流泪，眼泪表达了很多用语言没法描述的意思。他只有流泪了。

沈从文的后半生让我们看到：尽管时代氛围、政治气候这些外部环境对他不利，但天才是压不住的，他要做事、不愿虚度光阴的事业心是压不住的。回顾沈从文最后四十年的学术人生，会发现他是多么坚韧、强大。这又让我想到了“慈柔”一词：慈柔的人通常是最坚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