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农商行年报迟到 资本充足率不及格
截至目前，贵阳农商行的高级管理层已落定。2011年就已出任行长的安德治主持全行的经营管理工作，以及三位副行长余文渊、汤明芳和彭睿，另有风险总监和营销总监。
时代周报记者 罗仙仙 发自深圳
在延期三个月后，贵阳农商行近日发布了2018年年报。2019年一季度报。今年4月底，贵阳农商行发布公告称，因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无法在4月30日前发布2018年年度及2019年一季度信息披露报告。
贵阳农商行的资产规模增长14.07%至808.84亿元，并在年报中披露了上市计划—“为完成五年内公开上市的目标，努力提升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走好小型农商行到上市银行再到中型上市银行的发展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年末，贵阳农商行的不良率从2017年年末的19.54%下降至9.88%，拨备覆盖率同比提升27.13个百分点至61.16%，而监管部门公布的2018年年末全国农商行不良率仅为3.96%、拨备覆盖率为132.54%。
时代周报记者联系贵阳农商行采访，该行党群部门有关负责人仅表示：“近期暂无采访安排，关于我行发展情况以公开信息为准。”
压降不良指标
公开资料显示，贵阳农商行由多家农信社改制而成，是贵州省第一家股份制农商行，2011年正式成立。
据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贵阳农商行自2013年以来的资产扩张并不算快。该行在2013年年末至2018年年末的资产规模分别为337.90亿元、437.38亿元、449.11亿元、548亿元、765.10亿元、808.84亿元，增速平均值为19.87%。
从盈利表现上看，贵阳农商行在2016年与2017年的营收出现了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11.83%、-19.37%；净利润也在同期出现大幅下滑，在2015年尚达到4.29亿元的净利润，在2016年、2017年分别为1.19亿元和1.77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72.26%、48.73%。
对净利润侵蚀最为明显的是，贵阳农商行在2016年以来大幅提升的资产减值损失。2015年年末，该行资产减值损失为3.02亿元，同比下降29.44%；但2016年年末的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长154%至7.68亿元，2017年再升至8.66亿元。
2016年年末，贵阳农商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3.7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4.13%；但在2017年年末，该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了78.43亿元，不良贷款率也大幅提升至19.64%，拨备覆盖率在2017年同比下降127.1个百分点至34.15%，远远低于监管要求。对于资产质量的下滑，中诚信国际在对该行的评级报告中指出：“2017年年末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计算，导致年末不良贷款激增。”
实际上，贵阳农商行的贷款行业集中度高，受宏观经济影响大，使得资产质量承压。截至2018年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为该行发放贷款和垫款的第一大行业，占总贷款的比例为29.08%；其次为房地产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占比分别为17.03%、11.4%、7.48%和7.01%。
值得一提的是，贵阳农商行还存在前期合作的担保公司出现问题。某上市农商行的高层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称：“担保公司为多家企业提供担保，一旦某一家中小企业出现风险，代偿金额累积，实力不足或曾存在违规操作的担保公司就无法进行代偿。另外，中小银行还存在上下游或同行业企业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风险的传导不仅影响了企业经营，更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
这也彰显出贵阳农商行在内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上述评级报告指出：“该行前期对信贷业务管理较为粗放，客户经理队伍整体业务素质偏低，分支机构审批权限过大且总行政策指导不明晰等问题也导致资产质量大幅下滑。”
2018年，贵阳农商行停止新增担保公司担保贷款，另外在2017年起收缩一级支行和上收二级支行授信权限，建立了大额贷款风险调查制度，即由总行公司金融部协助支行参与3000万元以上大额信贷业务风险调查。另外在消化原先资产风险方面，贵阳农商行2018年内自主处置化解存量不良贷款 33.64 亿元，通过非批量转让、债权转让等方式处置不良贷款14.99亿元；同时该行2018年年末的资产减值损失达到“新高”，为11.71亿元。截至2018年年末，该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46.2 亿元，同比下降41.09%；不良贷款率9.88%。
尽管资产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在贵州三家区域性银行中，贵阳农商行仍远不及贵阳银行和贵州银行。截至2018年年末，贵阳银行和贵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35%、1.2%，资产规模也分别为5266.62亿元、3412.03亿元。
高层多来自贵阳银行
2018年11月，贵阳农商行董事长王大鸣退休，几乎同期，贵阳银行行长李忠祥因工作调动离职，一个月后李忠祥出任贵阳农商行董事长。
王大鸣在加入贵阳农商行前也在贵阳银行任职，2010年起升任贵阳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贵阳金融办原主任罗佳玲在李忠祥离任后曾公示拟任贵阳银行行长人选，不过在今年6月20日，贵阳市政府发布的文件中，推荐罗佳玲为贵阳农商行监事长人选。目前，罗佳玲贵阳农商行监事长的任职资格尚未获监管部门批复。
贵阳两大银行之间高层调任如此频繁，一位不愿具名的贵州地区银行业人士认为，支持贵阳农商行的发展是重要原因，并表示：“罗佳玲是在‘正行级’的职位上平级调动。”
从股权结构上看，国资持有贵阳农商行股份占比近60%，其中贵州金融控股与贵阳市金阳建设投资（集团）为贵阳农商行并列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均为10%，其中前者实控人为贵州省财政厅，后者实控人为贵阳市财政局；贵阳农商行的第三至第五大股东，分布为贵州轮胎、贵阳市旅游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和贵州神奇药业，分别持股占比8.82%、4.93%和3.62%。
截至目前，贵阳农商行的高级管理层已落定。2011年就已出任行长的安德治主持全行的经营管理工作，以及三位副行长余文渊、汤明芳和彭睿，另有风险总监和营销总监。
对贵阳农商行高层来说，他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在2019年同业存单发行文件中，贵阳农商行称将在一年内主要监管指标达标，即“流动性比例达到40%以上、资本充足类达到10.5%以上、拨备覆盖率达到150%以上，不良贷款率降至4%以内”。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以来共有11家农商行遭第三方评级机构下调主体信用评级，其中就包括了贵阳农商行。在中诚信国际2019年1月的评级报告中，该行的主体信用已由原先的“AA-”下调至“A+”。
在资本充足率方面，贵阳农商行2018年年末仍远低于监管要求。据该行年报，2017年年末由于不良贷款攀升导致该行的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达到了51.75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净额降为负值，至-7.28亿元，彼时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41%和0.91%；时至2018年年末，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4.1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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