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步入深水区 部际联席去杠杆 发改委挑大梁
“降杠杆涉及一些大型项目，因此，理顺涉及降杠杆间各部门的权力关系以及资源调配，是此次联席会议成立的主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时代周报记者 杨凯奇 实习生 张晨露 发自深圳
10月16日，中国建设银行与云南锡业集团携手，签署了一份价值50亿元的投资协议。在北京这一央企总部云集之地，这原本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却引起了外界关注：这份市场化债转股投资协议，标志着全国首单地方国企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成功落地。
据了解，建设银行与云锡集团的债转股协议，是落实两家企业之间“全面降低杠杆率框架协议”走出的实质性一步，并由此成为此次密集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先遣部队。
过去的一个月，降杠杆迎来了密集的实质性举措。
今年10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日前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及其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作了介绍和解读。在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说：“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高度对降低企业杠杆率相关工作作出决策部署，把去杠杆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降杠杆工作涉及多个部委。该发布会邀请了发改委、财政部、中央人民银行等部门负责人—多部门的联动机制，此时已初露端倪。
10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同意建立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建立起由发改委牵头，包括央行、财政部、银监会、中宣部、网信办、工信部等17个部委共同组建的降杠杆部际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拟定《意见》相关配套文件，其次则是组织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试点。联席会议还将负责研究降杠杆的具体政策，办公室设在发改委—这让发改委成为未来中国降杠杆的大本营，颇受外界关注。
时代周报记者为此电联发改委，询问联席会议的开展情况，得到回应为：“暂不方便接受采访。”
“降杠杆涉及一些大型项目，因此，理顺涉及降杠杆间各部门的权力关系以及资源调配，是此次联席会议成立的主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在10月15日披露的最新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债务率高达131%，大幅超过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水平。非金融企业降杠杆因而显得至关重要。
在《意见》中，降杠杆的核心措施主要为：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依法破产、发展股权融资三种，每一种举措都有潜藏的风险。高风险的举措与杠杆率高企的现实境遇，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避免“创造”新的风险—初创立的联席会议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7个部委联手
部际联席会议是国家行政机构最高层次部门间的互联互通机制，多位专家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国务院同意成立降杠杆联席会议，表明了政府对降杠杆工作的重视与决心。
时代周报记者通过公开资料了解到，当前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非罕见。这些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就某个具体方针政策建立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外交层面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及对某一地区特定项目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此次降杠杆部际联席会议属于第一类。
在制度设计上，降杠杆联席会议的召集人是牵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成员则多为各部委副职，如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等。
徐绍史是典型的技术官员，从长春地质学院水工系毕业后，一直在地质、国土部门任职，曾任地矿部办公室主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等职，2013年始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在今年6月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徐绍史在回应“中国经济杠杆率是否过高”时称，“中国的债务或者说杠杆率还是可控的，因为处在中等水平，而且不像有些媒体形容的那么可怕，我们出现债务的违约，这个对打破刚性兑付还是有好处的。”他还表示，相信不久就会有“积极稳妥的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措施出台。
参与降杠杆联席会议的部委多达17个，包括人社部及国资委。坊间解读认为，人社部的参与是为了协商解决破产清算后的员工安置问题，国资委则对应降杠杆的主角—国有企业。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的看法时佐证了这一点：“这次降杠杆的主要目标是国企，尤其是一些重点的大型项目。”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发改委在多项部际联席会议中都起牵头作用，包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联席会议、新型城镇化联席会议和服务业发展联席会议。在今年《国务院关于落实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中，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重点工作达18项，其中包括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
“发改委负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管的方面比较广泛，和各个部门都有交集，因此比较适合在各个部委间居中协调，”刘春元表示，“而且发改委是产业规划主体，资金是发改委统筹，从部级协调、资源调配两个方面看，发改委都是适合起牵头作用的”。
事实上，此次向国务院申请成立降杠杆部际联席会议的发起者也是发改委，发改委牵头水到渠成。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主动开展工作”。同时，联席会议还承担上传下达的使命：“联席会议应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银行、实施机构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
头号任务
“一家企业使用杠杆不可怕，可怕的是大量的企业都在大量地使用杠杆”。宋清辉认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市场氛围不佳的情况下，即便是一点小的危机都会推动杠杆出现连锁型的崩盘反应，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前文提及的云锡集团就是典型例子。云锡集团董事长张涛证实，之所以要债转股，“是为了摆脱当前周期性困难”。他直言，此前云锡集团未聚焦主业而是投资房地产，给云锡集团资金带来了压力。加上有色金属价格动荡，融资成本比较高，造成了资金链紧张。
刘元春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中国的杠杆率快速上升来源于2009年到2010年的后次贷危机时期，当时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稳定中国经济，“所以我们的债务融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速，这也带来越来越多的债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会看到资本收益的增速并没有那么快，所以杠杆率就在上升”。他介绍，通俗来讲，一旦杠杆率增速超过GDP增速，债务就呈一个持续上扬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总债务/总供给从2008年的140%到现在的260%，“上涨确实太快”。
《意见》要求，各级国资部门将国企降杠杆“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企的业绩考核体系”。
“目前全国杠杆率依然高企，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刘元春表示，“近两年国有企业投资加速，尤其是一些重点项目上投资力度加大，拉动了杠杆率继续抬升。最近几个月的杠杆率虽然有所回落，但这种回落和资产回落以及价格波动都有关系，并非没问题了。企业融资这块，债务融资表现尚可，而股权融资整体效果则很差”。
根据宋清辉的预测，降杠杆联席会作出的配套政策篮子里，将囊括债转股的落实方案、兼并重组的框架、破产清算等等，并为这些规划提供相应支持，例如为兼并重组提供资金注入方案，以及安排破产清算的安置费用。
“路是越走越明晰的。好比之前人们不知道究竟什么企业才能算是僵尸企业，现在僵尸企业的标准慢慢出来了。这也为我们进行破产清算提供了依据。”刘元春表示。
破产清算同时也是“五大任务”中去产能的关键举措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破产清算面临来自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会压力。破产之后，人员和设备安置是很大的考验；从地方来讲也有压力，为了税收和解决就业，地方政府都想尽量避免本土企业破产。”
刘元春则认为，大量经营状况不很好的企业，从技术和生产效率来讲“其实还可以”，因此也不能一破了之。
早在去年10月，刘元春已就“降杠杆”问题接受过李克强总理的询问。
2015年7月1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刘元春在总理邀请的专家之列。
发言中，刘元春建议，要充分吸收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创新成果，“比如当代‘去杠杆’、‘去泡沫’理论对于‘宏观去杠杆’的新认识”。听完刘元春的建议，李克强总理立刻追问：“你的意思是说，去杠杆、去泡沫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挤’，第二种‘反向’的，提高生产率，做实质量，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消化泡沫和杠杆问题？”刘元春回应说：“没错，‘勒紧裤腰带’现在有人认为不一定是一个挤泡沫的好方法，但如果在逐步释放潜在生产率的过程中消化泡沫，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降杠杆不是简单地降低所有企业的杠杆率。对高杠杆、财务成本过高的企业当然必须要降低杠杆率，但对低杠杆、高成长性的企业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杠杆。这个问题上，《意见》没有搞一刀切，也不会搞一刀切。” 在10月13日发改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辰表示。
但在执行层面上，各地的表现各有不同。
一名接近贵州省国资委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贵州经济规模相对较小，降杠杆的工作量不像河北、东北那么大，但也面临着“过犹不及”的问题。“今年上半年，企业普遍反映融资难、慢、贵”，该人士还表示，“信贷政策‘一刀切’的问题很突出，一些质优企业也面临限贷甚至断贷的局面”。
刘元春建议，对这类资质不错的企业，应该适度注入资金、瘦身增效。万不得已时，也应以兼并重组为最优选项。
市场化“债转股”
《意见》与国务院同意设立降杠杆联席会议的文件函都对债转股着墨颇多，债转股的形式本身也在发生裂变。
1999年，我国开展了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工作，采取了政策性剥离不良贷款，把不良贷款按照面值拨给彼时成立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收回和有选择的债转股。
与17年前相比，建行与云锡集团的这场债转股，看点就在于“市场化”。建行债转股项目组负责人张明合表示：此次股权定价由市场定价，在转股对象选择、转股实施机构设立、转股条件和价格、转股资金来源及退出等方面都必须坚持由相关方自主平等协商来确定。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本轮债转股的债权范围也包括正常贷款等，并非专门针对不良贷款，而是为有效降低企业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市场化、法治化是本次债转股的突出特征，与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完全不同。本次债转股，转股对象企业市场化选择，转股资产市场化定价，资金市场化筹集，股权市场化管理和退出，并要依法依规规范有序开展”。
连维良强调：并非与二十多年前一样，以政府为主确定。云南省国资委主任罗昭斌也证实，对于云锡集团债转股，政府不托底。
宋清辉认为，债转股可以看做是一个有效的降杠杆手段，但在顶层设计上，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还是要进行必要防范。“一是须防范僵尸企业参与债转股，二是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以此托底肆意举债，然后把债权转为股权，将损失转嫁给银行。”
建行的做法是：把云锡集团未来有潜力的板块，作为股权投资目标；至于“僵尸板块”，将会积极的进行市场出清。
而据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在采访时表示，近期降杠杆的主要手段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又分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目前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总额远远超出股权融资总额。刘元春据此呼吁，应该推动部分债务融资转变为股权融资。
“从债务融资转变为股权融资，一方面降低分子的规模，一方面增加股本的量。这的的确确能起到降杠杆的作用。”刘元春评价。
亦有不同意见。有评论认为，直接融资可能让降杠杆变成转移杠杆。转移杠杆可以使一些形式的、主体的债务减少，局部来看是推进了降杠杆工作，但总体来看，总负债率并不会减少，反而可能继续上升，从而风险继续积累，且可能积重难返。
刘元春认为，债务增长太快导致很多问题：“第一个面临的就是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第二是债务负担导致总体资本形成能力下降的问题；第三点也是更重要的，由于实体经济收益率下降，希望利用债务促进投资，最后发现导致泡沫上扬，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因此加大。”
他表示，中国企业的股权融资最大难题在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股权融资扩张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良性运转，而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不完善，还有一些缺陷。资本市场缺乏正常运行的状态，这使利用IPO、股权增发手段来解决资金池面临实际的困难。”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