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合力的深圳秘诀

2018-09-27 11:03:51

来源: 时代周报

华强北既是过去时代“深圳速度”的象征，深圳市政府认识到聚集众多小型企业的华强北是深圳主流产业的活力所在，而追求“深圳质量”不一定要以牺牲活力为路径。

时代周报记者杨凯奇实习生邢卉发自广东深圳

中国正经历着愈趋复杂的经济转型期，8月26日刚度过36岁生日的改革试验田深圳，这一次依旧扮演着探索中国发展路径先行者的角色。筚路蓝缕的拓荒模式让深圳走在前列，成了350多家上市公司的超级总部。但时至今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已不足恃，如何转换发展模式，继续担当中国改革“尖子生”，是深圳面临的一大挑战。

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强调了深圳正进行的创新试验对全国的重要性。“深圳的实践和成就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生动缩影，充分印证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一条希望之路、成功之路。”他发表在8月12日《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这样说道。

7月14日，深圳市长许勤在时代周报记者出席的一场座谈会上，向与会媒体介绍“深圳质量”。许勤担任深圳市长6年来，深圳的发展主题从速度转变为质量。“以质量引领速度换挡、以创新推进动力转换、以转型推动结构优化、以绿色低碳构建发展新优势。”许勤这样概括深圳近年来的转型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许勤认为“深圳质量”契合了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

“深圳的实践，最重要的是落实中央的要求。”许勤在会上说，“总理专门讲到，质量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和转型之要，这是提到非常高的高度”。

新常态下，注重质量为曾以制造业为主的深圳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深圳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8608.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增幅位列广东第一，在全国一线城市中处于领先位置。正如许勤在记者会上所强调的：“片面追求速度只能维持短期增长，很难取得更可持续更加长期增长，所以追求质量才能带来更加长远、更加可持续的速度，才能带来更加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4》指出，2015年，在综合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深圳位居第一。知识城市竞争力十强榜单上，深圳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而在宜居、宜商榜单上，深圳也都忝列前十。这说明深圳正从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验区，逐渐完善自我功能，日渐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社会成熟的一流城市。

“总结深圳，不仅仅是为了深圳”，许勤认为，“如何去挖掘它（深圳模式），如何进一步去提炼它，进一步形成一些大家能够看得懂，理解得了，同时能够复制的一些做法，是非常有意义的。”

有质量的增长

因无人机声名鹊起的大疆科技，当初之所以选择扎根深圳，大疆科技公关张梵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华强北—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成熟电子市场。

华强北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也曾一度饱受争议。“深圳很多企业是从华强北走出来的”，深圳市科创委主任陆健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而一度，华强北还是“山寨”的代名词，“华强北模式”是媒体质疑的焦点，华强北打假行动直至2016年仍在继续。

2002年，央视记者暗访位于华强北的深圳通讯市场，曝光华强北“水货”手机的交易链条，有关华强北的负面消息不断：刷机产业、维修暴利，以及知名的山寨产业。华强北一度成为国内手机行业乱象的代名词。

在华强北最受诟病、人人喊打的年代，深圳市政府却没有把这个“小、散、乱”的模式一棒子打死。陆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当时华强北的确存在偷税漏税、侵犯知识产权等种种问题。“如果按照一般地方主政者简单的处理方式，媒体一报道，我们记下来，全改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这体现出政府对这种复杂问题的处理。”他说道。

陆健透露，当时深圳市政府“顶了很多压力”，通过改造、引导的方式，让一部分企业从下游往上游走。一批处于行业低端的电子商家主动退出，一批个体户转型成企业继续进驻，从而为深圳的电子工业继续提供基础性的服务。

今年年初，当央视再次播出有关华强北的新闻时，用了这样的标题：《华强北的创客：外国创客扎堆涌入华强北》。一家国外孵化器公司的员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华强北的创客文化也得益于深圳市政府的力推，在华强北举办的国际级创客论坛，许多都由深圳科创委、福田区政府指导或主办，重视程度在全国鲜见。

华强北既是过去时代“深圳速度”的象征，野蛮生长的生机至今犹现；同时也承载着深圳转型的嬗变，它表明，深圳市政府认识到聚集众多小型企业的华强北是深圳主流产业的活力所在，而追求“深圳质量”不一定要以牺牲活力为路径。

“市政府、区政府的同志对经济的熟悉程度、对经济的理解比较高。否则怎么能规划我们的产业？”陆健认为。

例如深圳市长许勤，是一位“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主政者。他在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工程系本科、硕士毕业后，又先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香港理工大学进修，并取得了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成为深圳市委常委中唯一具有港校博士背景的官员。在深圳担任副市长期间，他一直主管改革、科技、重大项目、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带、留学生创业以及电信运营等工作。

在7月14日的座谈会上，许勤表达了他对速度与质量辩证关系的理解：“在一定发展阶段，如果还是追求速度，还是在原来的产业层次和经济层次，最后结果是不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如果生产结构高于消费结构，生产可以引领消费，才能解决内需的问题。”

质量的提升，在新常态下恰恰带来了速度的增长：今年上半年GDP增长8.6%；财政收入在1-5月份，营改增尚未实施的情况下增长32%。

来自政府的多样支持

在全国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深圳已经领先一个身位，而高新产业优势，使得深圳必须考虑得更远。

大疆无人机是深圳“创客”文化诞生的一个典型，业界笑谈：无人机分两类，一类是大疆，一类是其他。2016年，大疆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但张梵晞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他们的野心不止于份额。“无人机有很多未知的潜力，不断有用户使用大疆的产品做出新的应用，如无人机搜救、巡查、动物保护等。”目前他们正在探索无人机的应用空间，用于农药喷洒的大型无人机，出现在深圳举办的第11届文博会上。

“深圳市政府对大疆发展给予了很大帮助”，张梵晞表示，除了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外，政府还会通过走访调研、座谈等形式，了解企业诉求，解决企业困难。

大疆是高科技民用量产的成功案例，而深圳还在布局更尖端的产业领域，比如入选孔雀计划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和柔宇科技。光启的产品主要有隐形衣和飞行器，包括被极客们形容为“黑科技”的喷射包；柔宇科技则以柔性屏为代表。柔宇科技CEO刘自鸿向时代周报记者称，“技术上，我们有信心地说，至少领先同行业两至三年的时间。”

但尖端科技需要大量投入，看到成效相对也比较慢。因此，在这两家企业创业早期，深圳市政府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资金支持。刘自鸿亦肯定，深圳市政府给予的资金在其创业初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如今，这两家企业已经小有成就。2014年，光启科学借壳在香港上市；2015年2月，光启控股的马丁喷射包公司在澳洲交易所上市。而柔宇科技，则已成为估值11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

许勤称，中国制造要成为全球消费者心目中最优秀的品牌，要成为“信誉”的代名词。“早期德国产品在英国市场卖需要写上德国制造（当时德国制造产品质量很差），这种故事对我们启发很大，现在德国产品成为消费者心中的品牌和信誉，那为什么中国制造不能？”他又以深圳本土品牌、在今年春晚大放异彩的优必选机器人举例：“优必选机器人最近登陆部分苹果零售店，上面用六种文字写上中国制造，如果这种产品多了，中国制造将成为全球最优秀品牌的代表。”

目前在国内，仅有大疆科技的无人机和优必选的机器人以非苹果产品方式入驻苹果零售店。

政府发力基础研究领域

陆健认为，光启和柔宇所代表的尖端科技，比受人瞩目的无人机、机器人更为重要。“无人机其实并非不可复制的技术，大疆是把量产做到了极致。但柔宇和光启则代表着国际一流的技术水平。”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深圳不仅重视高科技企业，对于科学研究本身，也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推动。

深圳正从一座政策驱动的城市转变为技术驱动的城市。

陆健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政府在产业方面一直聚焦，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政府聚焦互联网产业，是因为深圳有一个非常好的互联网环境。聚焦环境科技相关产业政策是因为深圳需要这样的产业，而不会去搞化工若干政策。”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向深圳抛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政府不需要创新；创新完全是企业的事情。对此，陆健认为，这种观点所讲的主要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需要产业界来参与，需要企业的共同努力；但是基础创新，知识领域的创新，这一部分的创新成果要给社会共享，让社会共享的东西让企业来做，谁也不会愿意来做，企业和政府此时要进行分工，知识创新多半交给政府。”陆健直言。

深圳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关注始于上世纪90年代。曾于1995-2000年担任深圳市长的李子彬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提到，“我当时倡导大中企业建设自己的研发机构，中小企业可以与大企业或者高校合作，研发创新。这个体系，应该说深圳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他在任时，深圳就已经有570多个研究机构。此后，政府主导的研究所也陆续出现。

许勤在前述座谈会上提到，深圳要与以色列等国合作办十个基础研究所，目前方案还在筹划阶段。“有的已经成立，比如说数学、神经、细胞诊断治疗基础研究所。”陆健透露。

这批基础研究所将依托部分院校的科研力量，但有些研究，诸如数学，由于国内没有很强的科研单元，需要从零开始。

“深圳为什么在现阶段建数学研究所？这说明深圳的思考已经跳出了当前的产业问题。”陆健认为，基础研究所首先考虑在国家战略层面多做些贡献。“这些基础研究所没有5年是建不成的，引进人才都会花很长时间，这说明深圳市主要领导对科技创新这件事在做长远的规划。有些事虽然短期内看不到成效，但一定要做。”

树立人才地标

深圳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是科技园最显著的地标。除了这栋大厦，临近几栋写字楼的若干楼层也被腾讯包下。到夜间，下班的腾讯员工排起长队，从下午六点到晚上九点半，川流不息的班车成为一景。这些员工大多出身国内外一流高校，经历过严格的选拔。高等人才选择以腾讯、华为为代表的深圳高科技企业，除了这些企业自身的吸引力，与深圳的人才政策亦密不可分。

“深圳提供优秀的创新创业环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这种氛围和土壤是深圳市政府对企业发展最有力的支持。”张梵晞这样评价。她欣赏深圳市的落户政策以及大学生住房补贴，“对来大疆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昨天我去一家企业，他们就不了解这个政策—本科生来了以后，政府给予1.5万元住房补贴，研究生给2.5万元，博士生给3万元，这是政府给予的，与企业无关。所以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使政策惠及人群。”许勤介绍道。

此外，深圳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高层次专业人才引进计划和“孔雀计划”。

孔雀计划的典型例子正是光启和柔宇。两家企业各获得数千万元的启动资金。此外，孔雀计划还为深圳延揽了众多中外院士、长江学者、世界500强企业研发高管。其中，从美国回国的专家张绪穆，去年带领他的重大药物绿色合成团队成功入选深圳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团队，并获得无偿资助1500万元和股权投资1500万元的“厚礼”。

回报丰厚，标准自然严苛。孔雀计划A类人才的认定标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奖）、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国内外一流的科研人才，B类人才也需要成为省级以上科研团队或高层次人才团队。截至目前，深圳已累计引进“孔雀计划”团队64个，累计认定海外高层次人才1583人。

对于这些高层次人才来说，深圳的软实力比资金支持更为重要。刘自鸿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深圳和美国硅谷的共同点在于都有开放多元的移民文化及活力四射的各种环境，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敢闯敢试的人聚集起来，碰撞出创新的火花，这是很多城市所不具有的特征。而深圳的电子产业链非常发达，这在美国硅谷是没有的。”

在“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外，深圳的本土高等教育也在发力。北理莫斯科大学刚刚奠基，清华与伯克利、天津大学和美国佐治亚理工，以及重磅项目中山大学深圳校区，都将使深圳“制造”的人才从数量到质量都能大幅提升，缓解了深圳作为一线城市高等教育乏力的窘境。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希望在深圳建设校区，过去是我们找人家，现在是人家找我们。”对于深圳培养人才的前景，许勤不无自豪。

“过去我们说效率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那么现在是创新驱动发展，质量成就未来。这是新常态下我们推动的价值追求、理念和口号。”许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