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哭着喊着说没钱?缺人?这个创客从卖棒棒糖开始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6-03-08 01:59:14
  • [摘要] “这种绿色重卡,使用的都是瑞典产的斯堪尼亚豪华重卡,每一辆的造价都在100万左右。”费天艳开玩笑说,“司机们开上这样的卡车后,连宝马奔驰都不想开了。”

    时代周报记者 付聪

    一切从“鸡毛换糖”开始。

    “鸡毛换糖”是浙江义乌的一项古老“传统”。明末清初以来,无数义乌人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用自家的红糖换取鸡毛。广州城市之星物流公司董事长金健生就是这样,从江西婺源一路换到了广东。

    作为土生土长的浙江义乌人,金健生个头不高,穿一身西装,握手有力,聊天时爱笑。他一边喝茶,一边讲起了自己的创业故事:从只有2个网点的小型货运部,发展到如今站点遍布全国各省、日吞吐量6000余吨的大型物流公司,金健生的创业之谈只有两点:一靠把握商机,二靠诚信经营。

    货运黄金期,一车赚2万

    20世纪70年代,义乌还是一个穷乡僻壤。17岁的金健生,将家里的红糖熬成圆球,插上一根木棍,做成棒棒糖的形状,再带上些针线类的日用小百货,偷偷跑到江西的婺源贩卖——万一被抓到,在那个禁止买卖的年代,就要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但这些危险拦不住义乌人。据统计,“文革”时期,仅义乌廿三里镇,外出“鸡毛换糖”的人员就多达5000余人。

    “婺源山里头的人,看到我们这些东西,都觉得很好奇。”金健生笑着回忆。山里的村民也没有钱,金健生就让他们用公鸡毛来交换。换来的鸡毛,品质好的加工做成鸡毛掸子,甚至可以出口。为此,义乌的廿三里镇还开起了一家羽毛厂。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几年时间里,金健生做过油漆匠,开过食品厂,“搞了几年,但始终没有赚到钱”。

    1983年,中国彻底取消布票制,老百姓对服装的需求巨大。瞄准商机的金健生和妻子黄爱娟开起了制衣厂,自己还当起了服装设计师,他对服装的款式一点都不担心。“当时的衣服根本不讲款式,只要能穿就会有人买。”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的服装业生产与出口量都成了世界第一,当年搞“鸡毛换糖”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逐步加大开放力度,中东人开始来义乌买东西,服装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金健生猛然发现,与自己的制衣厂相比,义乌的货运业更赚钱:“‘万元户’是20世纪90年代富有的代名词,但和义乌的货运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的货运利润很高,一车货能赚一两万。一年下来,都是几百万的利润啊!” 金健生将当时的义乌货运比作8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上海滩》,“争抢货源异常激烈”。

    1992年,金健生和妻子将义乌的服装厂变卖,搞起了货运。谈起自己来广州创业的原因,他回忆:“一个是当时的广州经济很好,发往义乌的货特别多,政府的政策也非常灵活。”

    “一个广告都没打”

    十个人、两台车、两个网点—这就是金健生在广州起步做物流的全部。“也不是开公司,就是搞货运部,一点一线那种,也没多少货源。”金健生说。1993年的中国,物流管理专业第一次成为本科专业,35岁的金健生时常需要自己开车运货。

    仅仅时隔一年,金健生的创业之旅就迎来了重大转机。“我发现了一个商机,”金健生顿了顿,充满兴奋,“广东短途物流市场一片空白!”

    当时的广东,省内所有货物运输都必须经过广州;省外的货运流入省内也必须经过广州,“地方的老板来广州发货,自己开车,光高速收费都要两三百。我们就去经营广东省内的短途运输,一公斤的运输才1毛5,比他们自己运便宜多了。”几个月后,来金健生公司办理省内运输的客户,已经需要排队了。金健生很得意:“我们一个广告都没有打,就靠客户口口相传,把品牌做出来了。”

    占领省内的短途运输市场,让金健生的物流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999年,金健生创立广州城市之星运输有限公司,团队也从当初的10人变成了175人。目前,城市之星在广东省内的网点多达100多家,“就连东莞市的一些小镇,也有我们的网点。”

    此时,中国物流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1999年,“现代物流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大会上讲话,强调重视发展现代物流—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在公开讲话中谈及现代物流。

    《中国物流年鉴2002》显示,“2002年后的物流产业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广州的物流业也进入“黄金时代”。截至2010年,广州拥有较大规模的专业货运配套市场 61 个 ,运力总量居全国第一。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13年,在广东的物流业法人企业中,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大型企业达48户。

    2007年,城市之星进入广东省服务业100强。城市之星总裁办主任费天艳介绍说,“金总和他的妻子黄爱娟,也因此被业内称为‘黄金组合’。”
    作为优秀的企业家,金健生开始受到商务部的邀请,随国家领导人四处出访。十八大后,他随习近平出访的次数多达6次,先后到访过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地。

    在公司会客室的墙上,挂着12幅照片,都是金健生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合影的时候,我就站在总理的旁边,向他打招呼,‘总理好啊!’,总理就对我微笑。”金健生指着一张他和李克强总理握手的特写照片说。“我随习近平主席出访了6次,随李克强总理出访了2次。但西餐我吃不惯,到当地都是吃中餐的。”金健生又笑。

    紧跟国家步伐

    城市之星的发展一直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

    2009年,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人大会议上提出,“2009年是中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的一年”。同年,城市之星成为世界银行&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中心在国内唯一的一家绿色重卡车试点单位。

    在城市之星华南分拣基地的工厂里,一辆辆卡车正在装箱。费天艳指着一个卡车头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这就是绿色重卡,通过设备的改造,最终可以实现百公里油耗下降6.9%”。华南分拣基地还是首批国家甩挂试点项目。所谓甩挂,即运输的卡车可以和运输集装箱分离,有效提高道路货运率。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城市之星甩挂运输项目已开行1.3万余个陆地航班(指货运拥有空运的速度),累计减少2000余吨标准碳排放。“这种绿色重卡,使用的都是瑞典产的斯堪尼亚豪华重卡,每一辆的造价都在100万元左右。”费天艳开玩笑说,“司机们开上这样的卡车后,连宝马、奔驰都不想开了。”

    十八大报告明确把“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纳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城市之星2016年的规划大纲里,“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规划纷纷在列。

    城市之星总裁黄爱娟介绍,“我们知道很多客户常年发什么货以及货物发向哪里,我们会根据这些信息实行精准营销”。目前,城市之星正在开发属于自己的物流APP,“以后,我们的客户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完成订单,让我们的货运更加高效。”

    谈起整个广东公路物流行业的发展,金健生说:“和过去相比,现在可能多了一些大型物流公司,可实际上,现在的整个广东公路物流行业依然是以小型货运部为主,全广东加起来可能有几十万家。城市之星、德邦、新邦等几家大型物流公司合起来所占的公路运输市场份额,可能还不到1/10。” 资料显示,2008年,广州经营储运的企业有 700 多家,但大多弱小分散。金健生对此解释,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零售业被很多寡头公司垄断,因此物流运输也相对集中,他摊开手继续讲笑,“但现在国内很多公司就喜欢成本低的货运部嘛。”

    谈起公司发展的不足,黄爱娟说:“公司这几年发展比较慢,因为融资比较少。之前我们一直是全国直营,所以现在打算建设一个平台,让很多企业可以加盟进来。”“随着高耗能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比如鞋厂、制衣厂在珠三角地区的不断淘汰和转移,未来的货运市场也会随着产业机构调整而改变,物流货运将会以运输高科技产品为主。”金健生眼光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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