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大学师道论

2015-09-29 04:47:57
来源: 时代周报
“我在此宣布:郝相赫从现在起,已经不是我的弟子。”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的一封绝交信在网上火了起来。

“我在此宣布:郝相赫从现在起,已经不是我的弟子。”9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的一封绝交信在网上火了起来。事情源于孙教授新招硕士生郝相赫在其微信朋友圈对一些教授“无端嘲讽”,极尽攻击之能事。不过,当晚当事学生发布的署名为郝相赫的“致歉信”则承认错误,恳请导师原谅。对此,人大外宣一负责人表示,暂不了解情况,但如果导师不愿意带学生,学生可以再选择导师。

事情并不复杂。是非则令人唏嘘。一个年轻的学生动辄攻击老师为“汉奸”,已经超出了一般言论自由的范畴。导师的“干脆利落”亦让人惊愕。为什么不对外说“吾生尚幼,还请各位长辈多多关照”?透过这则师生关系“礼崩乐坏”的“新闻”,我们走入两代人的内心世界,看看道义中的师生关系、法律层面中的师生关系、学术层面的师生关系应该如何维系。




——头条——
 

重拾传统,导师 应拒绝当“老板”

黄 岩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门事件已经平息。公众对高校的师生关系尤其是研究生师生关系的现状表达了更多的关注。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对其他老师进行不礼貌的评价,导师宣布与该学生断交,最后以学生道歉和导师接受道歉结束。

公众的主要疑惑在于,学生基于社交媒体的道德攻击是否必须受到导师的规训?如果这种规训是正当的话,又是否可以由导师通过社交媒体来实行?导师对学生的规训是否有边界,学生的自主性又如何在师生互动关系中得到体现?如果把上述追问放在当下的学术生产体制中来看,这些问题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型师生关系不同,当下的师生关系正在异化为老板导师与打工学生之间的关系。这种功利型、实用型的师生关系正在把学术传承和知识生产转变为劳动关系,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责使命日益演化为劳动交换和劳动控制。传统型的师生关系是基于知识传授、人格养成和道德教化三个基本使命之上的,更是一种基于知识传授基础上的责任。师者所承担的道德教化责任将持续在自己的整个教学生涯中,也将持续在其全部学生的教育之中。老板型师生关系正好淡化了教师的责任伦理,将师生关系格式化为劳务承包关系,将以往的道德教化和责任伦理被简化为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守则。

这种师生关系的变迁与全球学术生产体制的精细化是密切相关的,学术传承正在被精密化为工厂的流水作业,大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正在异化为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工的专业化、学术生产的功利化、经费考核的短期化和经费使用的效用最大化正在剥夺传统学术研究的尊严。在这种学术生产体制下,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导师演变成为包工头,对外承接各种课题项目,学生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实验室成为劳动工厂。即便这种师生关系表面上看来是学生追求知识的一种自愿选择。

老板型师生关系与传道授业解惑型师生关系存在着内在冲突。学术生产或知识生产逐渐沦为一种谋生或赚钱的工具,学术成果也逐渐地以课题经费和项目评估方式来体现,传统以知识传授和道德教化为主的师生关系在逐渐沦落。因此,我们只有从学术生产体制的角度重新反思当前高校的师生关系,特别是研究生师生关系,才能观察人大师生门事件的积极意义。

人大师生门事件把中国大学校园里隐藏很深的师生关系摆出来让公众公开讨论。人们可以不断追问,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才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师生关系?什么样的导师才是一个合格的导师?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基于知识传授还是道德规训,是基于流水作业的项目课题生产还是学术训练的过程和学术能力的提升?也许是因为过去发生在校园里的新闻大都聚焦于师生恋、性侵害和学术不端行为等负面事件,公众才希望从人大师生门事件进一步检视中国高校的教育和教学环境,进一步反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景和出路。

根据我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亲身经历,研究生师生关系绝不只是老板型导师与打工型学生之间冷冰冰的关系,师生关系还可以是精心指导与潜心学习的师徒,一起读书讨论交流的朋友,共同做科研项目的伙伴,甚至是一起爬山打球运动的兄弟。这种师生关系不仅是一种具有共同经历和情感交流的事实关系,还涉及导师和学生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

就此而言,导师利用公开信的方式、通过社交媒体解除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不恰当的。如果导师想要解除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之间的师生关系,不仅要考虑双方的既成事实与情感基础,还要考虑自己为人师表的道义责任和学生的正当权利。至少,师生双方要本着诚信的原则双方协商一致,在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与学生解除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否则,害人害己。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劳动关系研究中心教授)


——另一面——


宽容乃大学之本

李松锋
 
近日,人大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恼于弟子出言不逊,评点前辈,斥之为“狂徒”,公开与其断绝师生关系。此消息一出,瞬间刷爆“朋友圈”,引发各方争议。有人批评学生羁傲不逊,缺乏尊师之道,有人指责孙教授家丑外扬,缺乏对学生的关爱之情。

学生评点老师,发表不同意见,间或口出妄言,固然有失品德,但即便学生有错,亦是常事。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师也不是圣人,不免犯错,何况学生呢。学生有错,师长教诲,耐心引导,以成有教无类,恰恰是学校的价值所在。主张学生敬爱老师,并不为错,但强调学生对老师言听计从,与老师观点不一致,便遭驱逐,不仅违反教育的真谛,也不利于学术自由,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教师应该凭着爱心,鼓励和引导学生。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为师当如父,将爱的教育推至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至纯至真的爱。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是发自爱心。即便孩子多有叛逆,父亲也不会将其逐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而是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真正的教师也应当能让学生悦服,而不是使学生慑服。逐出师门纯粹是推卸教育责任,放逐学生,撇清自己。

今日师生关系,仍应如古人所言,“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仿佛大海,师生如大鱼小鱼,教育的过程类似带鱼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教育需要重视行动的力量。为师者不仅言传,更应身教。回顾个人求学历程,不论是专业知识,还是为人之道,老师讲授的内容大多忘记,但为师者的身体力行则如影随形。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为师者重在以身作则,而不是责罚,更不能断绝关系,弃之不顾。

逐出师门案发生在大学校园,不仅关乎师生关系,更涉及大学之道。

宽容和自由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人品格。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有过短暂的辉煌,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自由宽容的精神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上个世纪80年代,刘道玉主政武汉大学期间,倡导自由开放之风,一时间引领时代潮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一个标杆。

已故语言学家吕叔湘曾经说过,“教育的性质类似于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大一统是教育大忌。教育本是要顺应孩子的自然发展,为学生营造宽松的氛围,让他们在独立、民主和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说今天的中小学教育还受制于应试的压力,那么,大学则更应肩负起培养自由人格的使命。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曾说过,“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宽容异己,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音。孙教授将出言不逊的学生逐出师门,其结果并不是学生们尊师之道见长,更可能是阿谀之风日盛。孙教授的弟子们自此之后必将对老师亦步亦趋,不敢妄加评议。孙教授也将很难听到学生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即便是认同老师的观点,也很难判断究竟是对老师的讨好之计,还是学生的肺腑之言。

宽容学生的不同观点,还体现出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每个人必定有,也应当有自己的审美旨趣。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尊重学生人格,就应当允许学生自由发展其个性,宽容每个学生的选择。

总而言之,自由已成为大学孜孜以求并赖以立足的宝贵根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恰在于宽容自由之风。失去了这一点,大学也便不成为大学,反成了思想的监狱,学术的墓地。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CFP 供图



——第三方——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

尹振球
 
孙家洲教授的做法显然欠妥。既已为师,就当尽责;学生若不需要教导乃至管教,何必拜师?该生能从一所省属院校考入人大读研,而且读书之后有感慨,评点学界前辈为学中的问题,虽言辞尖刻,但年少轻狂中仍可看出他有追求学问之道的志向,更重要的是尚未沾染今天的年轻人更容易具有的世故、油滑和精明;孙老师若再耐心一些,精心陶造,或许能培育出才俊一位;若果“道不同不相为谋”(引孙老师语),孙老师完全也可以到学院悄悄让官方为该生换一位导师,真的没必要“发布公开绝交信”,毕竟年轻人这些冒傻气的话也就是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说说而已。如今经此一闹,满城风雨,满国风雨,不仅这位年轻人前面的求学之路令人担忧,而且所有旁观者不能不人人自危!

但我心中最大的感动,还是想和这位冒傻气的年轻人说说心里话。

郝相赫同学,你的作为让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一个弑父的悲剧。小说中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的确该死,他被作者描写成了俄罗斯陈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他自私自利,毫无道德与责任,生活放荡,厚颜无耻;深受伤害的儿子们对他的仇恨隐秘而又必然性地发展为弑父心理并最终付诸实践。然而,作者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主题:弑父的儿子们恰恰正是通过弑父,表明他们在悲剧性地延续着父亲生活方式的本质性内涵!唯有小儿子阿廖沙因着自己坚定的信仰,虽历经痛苦挣扎,最终却宽恕、谅解了父亲,使自己完全与弑父之罪无份。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告诉我们,阿廖沙的作为正是走出黑暗时代的不二法门。

郝相赫同学,我想,不管是孙家洲教授还是阎步克先生,也都不会否定中国学术的确存在一些痼疾。或者完全无视,盲目乐观;或者纵身跳入,弄潮搏击;或者服服帖帖地仰望“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引孙老师语)……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都不可能改变现状。然而,更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恰恰是你的态度。无论你的褒贬、“嘲讽”是否合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揭示出来的逻辑,你也是在延续这种秩序,而且是最危险的延续方式。因为,你内心中或者自认为是要去改变,你要“革命”,要超越;当你满怀忧患、出言褒贬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正义的类似审判者的位置上了。然而,你真的能与这个秩序区别开来吗?假如你有机会博士毕业后进北大历史系,你真的会放弃这个机会吗?假如你才能平庸,但却有机会获得如阎步克教授一样地学术地位,你会拒绝吗?假如你的论著(比如你的博士学位论文)尚未达到如李凭先生《北魏平城时代》相似的水准却又可以出版,甚至也有机会获奖等,你真的能拒绝吗?

我相信,你很可能做不到。当然,我也做不到。还有很多人也都做不到。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对这种状况“口出狂言”,说别人“平庸”、“垃圾”的时候,我们正在显示自己的“平庸”,表明自己也正在步入各种各样的“垃圾系”。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像阿廖沙一样,不要去“弑父”,不要去与“父亲”为敌,不用去论断“父亲”,真正有意义的是让自己的人生方式与“父亲”彻底区别开来,活出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我们应该首先让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走下来,不要去审判任何人。作为学生,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尊重你的导师,我们更没有权利攻击导师;作为学生,尤其不能以“汉奸”等词汇攻击别的学者,不论他是不是我们的老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我们要在一个清晰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关系中活出一位现代公民的身份;我们既要明白自己的权利,更要尽上自己当尽的义务;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人文建设还在艰难进行中的社会,作为知识分子,更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大学就是大学,我们要让大学精神真正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要在学习、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按自己认为真正正确的方式来行动。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改变。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我们要在这种伦理关系中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作为学生我们应当尊重导师,更没有权利攻击导师。因为,“尊师”往往与“重道”相连。不是因为导师是否值得尊重,而是因着“重道”我们无条件地“尊师”。

无论如何,当我们从自己做起,我们就有信心面对未来。

(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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