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宜基地：日军强征战俘劳工中转站

2015-08-18 03:42:20

来源: 时代在线网

这座战俘营在日军的所有战俘营中是比较独特的。

季我努

樟宜战俘营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在马来半岛建立的最大的战俘营，这座战俘营在日军的所有战俘营中是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是其主要的角色还是充当日军的劳工中转站，樟宜战俘营的绝大多数战俘都被日军强迫劳役，其中大多数人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死亡率极高。本文集中笔墨介绍樟宜战俘营内部的情况，尝试梳理出数万名战俘是怎样在日军及印度伪军的刺刀下，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挣扎求生的。

日军的统治术

樟宜战俘营原本是英军在新加坡最大的军事基地—樟宜基地。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樟宜基地被认为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条件最好的军事基地之一”，虽然新加坡战役期间，新加坡遭到日军轰炸，但是樟宜基地几乎完好无损。

1942年2月15日，日军进攻马来亚仅仅70天后，英军就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日本方面也没有料到英军的投降会如此之快，因为新加坡要塞号称英国远东永不沉没的堡垒，粮弹充足，兵力强大，武器精良。这么迅速的投降，让日军措手不及，为了安置数万名英军战俘（包括英军、澳大利亚、印度军队，当时他们都是英联邦的成员），仓促之间，就决定让他们全部进入樟宜基地。

截至1942年2月，樟宜基地关押的战俘（主要是英军和澳大利亚战俘）人数为45562名，荷属东印度被日军拿下后，荷兰远东部队的官兵以及美国派往爪哇岛协防的陆军36师第131野炮团第2营和美国“休斯敦”号重巡洋舰上的被俘官兵也被送到了这里。但是，由于日军不断抽调战俘参加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到1942年10月，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数量下降到15744名。到了缅泰死亡铁路修建的高峰期—1943年6月，只剩下了5339人，樟宜战俘营充当劳工中转站的效用可见一斑。

日军对于樟宜战俘营的管理看似非常松散，配置的看守兵力也不是很多，甚至一开始也没有在战俘营周围设置铁丝网，他们允许被俘的英军军官管理战俘，战俘甚至可以在战俘营中开办培训学校，进行演出、讲演会等活动。

这样一种自治局面，随着日军加强对于战俘营的控制，产生了两点改变。一是日军为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策动了战俘中的印度战俘“反叛”，组建了印度伪军，日本人向印度伪军发放枪支、刺刀，让印度伪军站岗放哨；二是日军为了削弱战俘的凝聚力，降低战俘反抗的可能性，将上校以上的高级将领全部转移出去，好在这些将领都制定了接班人负责战俘的管理工作。

在樟宜战俘营，战俘时常受到威慑。日军在新加坡、马来亚有过大规模的屠杀暴行，日军刚刚占领新马，就对华人展开了所谓“检证大屠杀”，数万名华人华侨被屠杀。1月22日，日军在巴力士隆对印度和澳大利亚伤员大开杀戒，并在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杀害了200多名手无寸铁的医护人员。日军时常对战俘采取震慑手段，他们时常组织战俘组成劳动队外出劳动。英军炮手W.H.米金斯就参加了这样的一次劳动队，日本人把他们带到一片海滩，战俘们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海滩上密密麻麻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告诉战俘们，这些中国人是被他们用机枪打死的，理由是他们“抢劫”。

食物非常匮乏

日军对于樟宜战俘营表面宽松是建立在几乎不为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提供必要食物和医药的补给的基础上的，日军给澳大利亚被俘部队通知如此写道：补给只能支持两个月。日本方面还不了解新加坡的物产产出能力，两个月后，除了大米，澳大利亚被俘部队必须自给自足。

战俘们从新加坡赶到樟宜战俘营的时候，带了不少食物。英军的军官们见到日军的通知，便也命令战俘们把自身携带的食物上交，统一分配。

英军高层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努力地维持战俘们的口粮，伙食不断减少，战俘们不得不适应日复一日的米饭，以至于战俘们编了一部讽刺剧《又是大米》进行调侃。日军在1942年2月25日，颁布了一份所谓食谱：大米500克，肉/鱼50克，面粉50克，蔬菜50克，糖20克，油5克，茶5克，盐5克，奶15克。这是一天的伙食，实际的发放缩水严重，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几个月后，战俘们的食物被消耗殆尽，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日军又不断强迫战俘外出充当奴隶劳工，饥饿和疾病成为了樟宜战俘营的主旋律。

缺少食物直接导致了战俘营出现了黑市，由于日本人只提供白米饭，也不提供必要的蔬菜和调料，长期吃没有味道的白米饭，让战俘们无法忍受，此时残存的罐头很受欢迎，在白米饭里拌上一点罐头里的汤汁，或者将罐头作为菜食用，简直成了战俘最幸福的事情。战俘食堂的大师傅们也开动了脑筋，他们把白米饭做成了饼干、小圆面包、馅饼，给战俘们调剂口味。蔬菜的缺乏让战俘们的免疫力下降，病号越来越多。

由于缺少食物，英军高级军官多次向日军当局提出，外出采购食物，多次被拒绝。后来日军只允许他们派人到新加坡采购给伤病员食用的食物。1942年3月，日本当局公开宣布，由于供应短缺，无法按照食谱向战俘提供食物，他们明确要求战俘自给自足。于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军官们开始组织战俘在战俘营内开荒种菜，澳大利亚战俘最先行动起来，后来被推广到整个战俘营，1942年11月，军官们组建了菜园生产队，他们种土豆、木薯、菠菜、苋菜、空心菜、豆子、辣椒、茄子等蔬菜补充食物。

这种自给自足产生了效果，英军工兵军官扬中尉在1942年7月5日写道：“进入战俘营19周了，吃不下饭真是糟糕透了……我在最近吃过的8顿晚饭中，有7顿是我们在自己园子里种出来的粮食。面包也是我们自己种的小麦做成的面粉烤的，日本人缩减了面粉供应，每两周供应三次，每次一小袋，里面面粉的高度不足四分之三英寸。”

缺少医药

由于肉类、鸡蛋等营养品和新鲜蔬菜缺乏，战俘们的免疫力大为下降。脚气病开始在战俘营中横行。于是战俘们开始流行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可以让身体获取维生素D。

和别的日军战俘营一样，痢疾在樟宜战俘营中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疾病。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战俘营中患痢疾的人数非常多。由于苍蝇传染痢疾，英国军官就号召大家打苍蝇，500只死苍蝇可以换10支香烟，于是全战俘营都被动员起来打苍蝇。和缅泰死亡铁路沿线的战俘营一样，日本人也不向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提供医药。得了痢疾的战俘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来自愈。

疟疾在樟宜战俘营也是杀手，单单在1942年7月，得了疟疾的战俘就有250人之多，英军高级军官组织了人手，去查找战俘营周边容易滋生蚊虫的地方，想来进行一次集中扑杀，但是效果不明显，失败告终。战俘们为了应对疟疾，只好在夏天穿起长袖和长裤，尽量减少蚊虫叮咬。

日本人有应对痢疾和疟疾的药品，他们自己并不紧张，日本看守每人都有蚊帐，可以抵御蚊虫叮咬，降低患病率，但是日本人害怕霍乱。日军在新加坡大肆屠杀华人，杀掉的华人尸体，他们要么推入大海，要么匆匆掩埋，霍乱在新加坡大规模爆发，为了防止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染上霍乱，再传染给日本看守，日本人给战俘医院提供了200万片维生素B1，并给在食堂工作的战俘接种了霍乱疫苗。霍乱最终没有在战俘中流传开来。

但是由于缺少医药，死亡率还是在增加，1942年8月，死于疾病的战俘有45人，绝大多数是死于痢疾。进入战俘医院的患者，患痢疾的占35%，脚气病的占10%，皮肤病患者也开始增多。白喉也成为了新的恐怖杀手，患者人数增加迅速。几经交涉，日军还是不提供相关医药。不过此时，战俘营的人数也在减少，由于大量战俘被日本征入工作，到8月底，樟宜战俘营只剩下18790名战俘，25100多名战俘被调到外面充当苦力。

史拉兰广场事件

除了参加缅泰死亡铁路的修筑外，史拉兰广场事件是樟宜战俘营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了，也是战俘与日本当局关系的分水岭，日军之前表面上让战俘自治的面纱被彻底撕下来。史拉兰广场事件是战俘与日军当局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这个对抗性事件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1942年3月7日，日军开始逼迫战俘修建铁丝网，但是这个铁丝网并没有对战俘造成实际上的行动的限制。3月21日，日军突然发布命令，决定处死3名试图越狱的战俘，日军最高司令部下令，不准战俘逾越铁丝网，对于逾越铁丝网的行为要执行连坐政策，战俘要到铁丝网外面必须得到战俘中师级以上军官的许可，并携带日军发放的通行旗帜。当天，日本人在印度俘虏中策反的叛徒组成了印度伪军，开始在铁丝网边站岗放哨，日本人规定，无论战俘什么级别，都必须向印度伪军敬礼，遭到战俘一致抵制，战俘们拒绝向叛徒敬礼。

随即日军取消了军官佩戴军衔的权利，并开始用日语下达口令，并要求战俘作出相应回应，日军不断强化统治地位，战后被缴获的一份日军管理当局的文件显示，日军“要向对待广东苦力那样对待战俘”。

日军不断将战俘营的骨干力量编成劳动队，派到新加坡以及其他地方劳动，日军认为战俘营的凝聚力和斗争能力大幅度削弱。劳动力大量被抽调，战俘们不得不加大劳动时间，以维持粮食和蔬菜的生产，军官们发布指示：“捕鱼和耕作成为战俘营头等大事。”

8月31日，一名印度司机给英军弗兰西斯·马吉少校传递了一张纸条，纸条显示，日军准备处死英军俘虏布里文顿下士、盖尔列兵、沃特斯列兵和弗莱彻列兵。马吉少校随即委派巴斯尔·卡德伯里·琼斯上尉赶往日军驻樟宜司令部，向日军当局递交请愿书，日军高级军官当场把请愿书撕碎扔到了琼斯上尉的脸上，随即又将碎片捡起来，塞进琼斯上尉的腰带。英军抗议无效，4名战俘随即在樟宜海滩被印度伪军枪毙。日军强迫战俘观看行刑过程。

9月2日，日军将战俘集中到史拉兰广场，强迫战俘签署不再逃亡的宣誓书，战俘们予以拒绝，认为是极大的侮辱。于是日本看守当局派遣了荷枪实弹的印度伪军，将广场团团围住，只要有人越过日军设置的警戒线，就会被印度伪军刺杀。日军则在广场四周架起机关枪，并切断了主要水源。广场上没有任何遮阳的东西，战俘全天在烈日下暴晒，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铁丝网中，广场地方狭小，他们无法躺卧，只能站着或者蹲着。

为了逼迫战俘签署宣誓书，日军看守将战俘医院里的病号也赶到了广场上，病人中有很多是痢疾、白喉等高传染性疾病的患者。

战俘中的高级军官们为了避免疫情的全面爆发，决定让战俘签字。史拉兰广场事件告一段落。

1942年9月至1943年9月，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被日军强征充当奴隶劳工者越来越多，樟宜战俘营战俘人数从1942年的21154人，下降到1943年的5307人。

樟宜战俘营的高死亡率

1943年秋天，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战俘回到樟宜战俘营，随即所有战俘又在1944年5月，被移到樟宜监狱。他们在樟宜监狱迎来了解放。

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中，英军的死亡率是26%，美军是33%，澳大利亚战俘是36%。据美国学者加万·道斯统计，在太平洋战争中约有27%的战俘丧命于日本人之手。细分到国别，美国战俘的死亡率大致为34%，澳大利亚战俘为33%，英国战俘为32%，荷兰战俘为20%。樟宜战俘营中关押过的战俘拉高了死亡率。在日军从樟宜战俘营抽调的奔赴缅泰死亡铁路工地的“F”工作队中，英军死亡人数是60%，澳大利亚是29%。澳大利亚在二战期间有25000名军人死亡，其中8000名死在战俘营，在这个数字中，樟宜战俘营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占相当大的比例。落入日军手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差不多有一半死在日本战俘营中。

以上数据统计的都是以在樟宜战俘营关押过的战俘为标准统计的，并不是说所有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丧生，事实上，樟宜战俘营是一个中转站，参加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英、美、澳、荷等国战俘，都在这里关押过，而且缅泰死亡铁路只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地点。事实上，他们很多人被送到了日本本土、台湾、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等地充当奴隶劳工，很多人死在了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去的路上丧生。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季我努学社社长，系列文章总顾问为张宪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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