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8)

2015-08-18 03:38:16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与缅甸丛林相比，桂河大桥工地的生活就像天堂”。

季我努

在卷帙浩繁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盟国最重视三个战争暴行，分别是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这三个战争暴行是判决书中具体提到名称的日本战争暴行。西方历史学界将之通称为日本远东三大战争罪行。

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领衔的72卷本巨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国所能发现的全部南京大屠杀史料，然而对于缅泰死亡铁路和巴丹死亡行军的研究，国内尚处于空白阶段。

“失落营”的故事

亚洲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在西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对其分布在南洋的军队实施补给，日本不顾气候、地形等不利条件，使用盟军战俘和缅甸、泰国等国的劳工，强行在热带雨林中修建起连接缅甸和泰国的铁路。这条铁路北起缅甸的莫尔门，南至泰国的曼谷，里程大约为400公里。从1942年8月起的18个月中，日军强征了4.6万名战俘参加铁路的修建，其中超过1.6万名战俘死亡，这个死亡数字还不包括当地劳工的死亡数字，因而这条铁路被称为缅泰死亡铁路。

美国陆军第36师第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的官兵在爪哇岛被日军俘虏后，连同美国海军“休斯敦”号重巡洋舰上的官兵，被送到日军在马来半岛的战俘营。第131野炮营2营在美国被称为“失落营”，这支由得克萨斯国民警卫队改编的部队，在被日军俘虏后的很长时间里音信全无，就像失踪了一样。他们是美国战俘中仅有的参与缅泰死亡铁路修建的官兵，总人数为668人，其中有173人因受虐待死在马来半岛的湿热丛林中。

“失落营”和“休斯顿”号的被俘官兵，先被送到了新加坡的樟宜战俘营，后又在1943年1月27日被送到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现场—18公里营。这个战俘营没有水电，周围也没有水源，营房用竹子搭建，厕所是旁边就地挖掘的土坑。缅甸的丛林湿热异常，非常适合蚊虫的繁殖，战俘到达后蚊虫愈发猖獗—它们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可供吸食的对象。集中营根本没有修建栅栏等防范战俘逃跑的设施，因为日本人不担心战俘们逃跑—在毫无人烟、瘴气弥漫的热带雨林中逃跑，又没有食物充饥，简直等于自杀。

战俘们的食物是质量很差的白米饭，一天只有一碗，饭里常夹杂着蛆和其他蠕虫，此外还有一碗可以看到碗底的“汤”。18公里营关押的战俘有2500名，由于附近没有水源，战俘们只能派出人手，到远处的溪流中抬来溪水，煮沸后饮用。由于所需饮用水数量很大，另有一些战俘不断运来柴火烧水，他们还把餐具放在沸水中消毒。

战俘缺少衣物，身上穿的还是他们被俘虏时的衣服，在热带雨林工作几个月后，这些衣服都破烂不堪了。美国战俘后来被送往40公里营时，绝大多数人身上都只剩下短裤，很多人只有数条仅能遮羞的残破布片围在腰上。澳大利亚战俘将这些剩下来的遮羞布称为“日本小乐趣”。大多数人的鞋子也坏了，他们就想方设法自己做鞋子，有些用破损的轮胎，有些削了一些木头当鞋子。“失落营”勤务连的托马斯·怀特海德回忆说：“我赤着脚，光着上身，下身只有一条打了15层补丁的满是虱子的短裤。”

每天的工作就是修建铁路。日本人首先让战俘把铁道周边的树木砍伐殆尽，然后开始铸造路基。缅甸的丛林地形复杂，战俘们不仅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遇到低洼地形的时候，还需要运来土石把低洼的地方填平。日本人并不提供任何机械设备，这些工作全都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的战俘以及缅甸、泰国当地的民工徒手完成。

铸造路基是最辛苦的，因为路基需要尽量稳固，所以大量使用石头来铸造。日本人将战俘和民工分成四人一组，战俘和民工首先需要将路基处的泥土挖走，四人通常是一个挖土，一个装土，两个抬土。工具是锄头和铲子，外加一个铁丝绑口的米袋和一根六英尺长的当作扁担使用的竹竿。美国战俘罗伊·阿姆斯特朗将之戏称为：“日本人用一个篮子和一把铲子来修建铁路。”日本工程师给战俘的工作定量是每人每天1立方米的土方，一个组就是4立方米，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战俘还有剩余时间，就加大了工作量，一开始是1.3立方米，后来是1.5立方米，最后是2立方米。战俘当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要工作到太阳落山。

把土方挖走后要夯实泥土，然后抬来石头铸造路基。日本人制造的打桩机是用金属做的，约450斤重，战俘们用绳子、滑轮和竹子做成机械，将打桩机拉到一定高度，然后放下来，让打桩机用自身的重量夯实路基，如此不断重复。在陆地打桩还比较好一点，遇到河流的时候就变得很危险很辛苦，日军用原木当作铁路桥的木桩，战俘们通常要下到齐腰深的水里面，费力地拉起打桩机，然后放落打桩机把木桩打下河道，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看守经常虐打战俘，如果哪个战俘弄丢或弄坏了工具，又或老是生病，工作落在后头，就要遭到看守的痛打。有一个看守惩罚战俘的方法是，让战俘站着不动，抬头紧盯着太阳。如果战俘眨一下眼睛，他就用枪托打他们的后脑勺。

丛林五大杀手

疟疾、登革热、痢疾、脚气病和热带溃疡是美国战俘遭遇的五大杀手。热带丛林潮湿不已，蚊虫滋生，更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蚊子携带着多种可怕的病毒和病菌。

日军从未给战俘提供过对抗疟疾的奎宁。如果战俘得了疟疾，除非能从战俘们的地下黑市中换到奎宁，不然只能运用自己的抵抗力干熬。如果他能熬过一星期，在经历了高温和脱水后还能存活下来，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由于没有彻底治愈，几个月内疟疾又会复发。

几乎所有的美国战俘都得过疟疾，最可怕的被感染了脑型疟。这种可怕的疟疾非常凶险，战俘死之前往往会被折磨得发疯，疟疾原虫聚集在脑部血管中，造成剧烈头痛和神经紊乱，时常发高烧，动辄昏迷、惊厥；登革热同样令人难以忍受，它造成高热、肌肉和关节剧痛。美国战俘胡德·赖特将登革热称之为“断骨热”，他说，“你每动一下，就会感到骨头像断了一样”。

营地的卫生条件极其糟糕，露天坑厕总是爬满蛆虫，在雨天屎尿横流，蛆虫遍地，这造成美国战俘痢疾发病率很高。得过痢疾的美国战俘詹姆斯·赫夫曼这样描述：“你感到身体里的水分快要流干了，拉肚子拉得直肠都要翻过来，你身上剩不下一点肉，空留一副骨头架子。拉肚子拉出来的全是黏液，而且源源不绝。”大多数罹患痢疾的战俘要拉肚子的时候，都来不及赶到厕所，他们控制不住，往往拉在自己身上，而一天可能要跑几十趟厕所，由于没有药，战俘中的医生只能让他们吃一些烧焦了的锅巴，有些战俘还会吃一些木炭，这些东西都能清理肠道，吸收引发痢疾的微生物，让病菌排出体外。

脚气病横行。这里的脚气不是脚癣，而是一种可以夺人性命的疾病，它破坏神经系统，造成心脏肿大。脚气病分为干脚气病和湿脚气病两种。干脚气病造成战俘四肢剧痛，几乎丧失对四肢肌肉的控制能力；湿脚气病造成体液在身体不同部位皮下组织的积聚，皮肤会失去弹性，用手指按上去就是一个印子，要过很久才能平复。湿脚气病还喜欢侵蚀睾丸，塞卢格·怀特回忆说，他当时的睾丸肿胀得有柚子那么大。

热带溃疡是最厉害的杀手。即使小小的擦伤，也会发展成溃疡，溃疡会深层侵蚀肌肉，把活肉吞噬，留下发黑的死肉，如果得不到控制就会大面积扩散。战俘腿上很容易擦伤，因此腿上的溃疡也最多，很多战俘因为溃疡扩散到整条腿，而不得不接受条件简陋的截肢手术。截肢后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他们丝毫没有存活的机会。马克斯·奥费莱的弟弟奥斯卡得了严重溃疡而去世。马克斯永远忘不了弟弟弥留前的悲惨景象：“热带溃疡蔓延到他的大腿小腿、膝盖、脚踝，他的腿上满是污血、脓液和黏液，两英寸的骨头白生生地露了出来……还有说不出来的什么东西滴到他的脚踝和脚尖上，而那儿还有另外一块大面积溃疡……我一两天后过去看他，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浑身发烫。我把他的头放在我膝盖上，很快，他就死了。”

由于没有药物，战俘们自己摸索出一些土办法自救。对于痢疾，前文说过，战俘们的土办法是吃烧焦的锅巴和木炭，据说这些东西有止泻的作用，但这些土药里又有很多致病的微生物。战俘们对付溃疡的方法五花八门，一种是用热水反复冲洗溃疡创面，把死肉冲掉，这种办法不容易奏效；第二种有点恶心，但效果不错，就是将蛆虫放在溃疡表面，让它们把死肉吃掉。最有效的是“勺取”，但也最痛苦。荷兰医生亨利·赫金和菲利普·巴奥马斯玛弄到了一把小咖啡勺，他们把咖啡勺尖端磨快，做成了一把小小的手术刀。不过用这种办法清理溃疡特别痛苦，由于没有麻醉剂，要硬生生地用咖啡勺把腐肉挖出来，手术时往往需要四个战俘按住病人才行。另外两种方法就比较非主流了，一些战俘用当地草药或者泥浆敷在溃疡创面上，一些战俘站到溪流中，让鱼儿吃掉腐肉。

严重的食物短缺

在“加速运动”期间，美国战俘的食物短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日本军队减少了战俘的口粮，战俘们一天只能吃到象征性的两顿半食物，病号则一天只有一顿。

季风裹挟着暴雨，中午时候往往更加肆虐。战俘们在工地上必须迅速把食物囫囵吞下，要不然吃饭的家伙里很快会积满雨水。美国战俘雷蒙德·里德回忆说：“别说吃饭的家伙湿透了，你全身都要被雨水淋透。要赶紧吃，否则饭团的米就会被雨水冲走。”

战俘们用尽办法来填饱肚子。为了补充维生素，他们在丛林中寻觅野生辣椒和可食用的树叶和野草吃下去。他们吃掉了一切可以吃下的活物。有一次一只狗窜到了战俘居住地，战俘们把它打死了，打了一回牙祭。艾迪·冯和同伴们早上出工时遇到一条巨蟒，巨蟒因为吃得太多而行动迟缓，艾迪和大伙一拥而上，三下五去二把它打死了，后来把它煮熟美餐了一顿。他们最想捉的动物是树上的猴子，可惜猴子跑得太快，根本逮不到。本·邓恩用他一直没舍得丢掉的拳击手套和一个路过集中营的当地人换了几个鸭蛋和一些糖。阿罗·哈德用他的美军军用包和一个日本看守换了一包25磅的生满蛆虫的鱼干，这包令人作呕的东西原本是这个看守准备丢掉的，不过在阿罗看来，它却救了不少战俘的命，他得到了这包鱼干后，分给了大家一同“享用”。饿极了的昆塔·戈登，冒着极大的勇气，吃了一个死去了很久的水牛的牛肚。面对即将到嘴的“美味”，他竟然“十分激动”。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他妈的当时就是一群饿极了的秃鹫！”

少数胆大的战俘敢冒着枪毙的危险在日本看守的厨房里偷东西吃。偷窃实在太厉害了，日本看守偷偷埋下了地雷。好在战俘中的塞卢格·怀特在日本看守的厨房工作，他暗暗记下日本人进出厨房的线路，随后把这条安全的路告诉了伙伴们。“地雷没有让我们停止从日本人的厨房里偷东西，只是让我们偷得更加小心了。”他说。

飙升的死亡率

1943年5月，由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节节败退和盟军对海上运输的打击，日军不得不加快修建缅泰死亡铁路，以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向中南半岛的各个占领区输送兵员和物资。日军为抢工期，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加速运动”。日军采取分散修筑的办法，把盟军战俘驱赶到不同路段筑路，美国战俘也被分开了。从5月到9月，日本看守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操着生硬的英语“speed！speed！”，逼迫战俘们干得更快一些。

此时的美国战俘正遭受着热带疾病的折磨—几乎所有战俘都掉了1/3的体重。日本看守仍然不断加重他们的工作量，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完成2.5个土方，不完成任务不准回营地休息。他们逼迫战俘在天亮之前开始工作，晚上10点以后才能结束工作。战俘们工作时常常还要遭受日本看守的殴打。日本人取消了战俘们原本可怜的休息时间，美国战俘马丁·钱伯斯回忆道，在“加速运动”期间，日本人强迫他连续工作了133天，有些时候是干通宵。

为了保证每天都有足够的战俘劳动，日本看守每天早上对用棕榈树叶搭成的简易病房内的战俘伤病员进行“突然袭击”。美国战俘本·邓恩就目睹过这样一次“闪电战”，日本看守把病号从棚屋里赶出来，为了让他们往前走，灭绝人性地用棍棒敲打战俘们身上的溃疡创面，他们用这种办法把战俘赶到工地上干活，很多病员就这样死在了棍棒之下，或者死在去工地的路上，抑或者死在工地上，总而言之，遭受日本看守虐待的伤病员很少能活着回到病房。

这个时候，战俘们最头疼的是大雨时常将他们辛苦做好的路基给冲毁。大雨来时，潺潺小溪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河，河流淹没了堤岸，将沿途的一切都冲刷殆尽。大雨冲垮了铁路周边摇摇欲坠的木桥，日军强迫战俘在狂风暴雨中把它们重新建立起来。

那些进行挖方和填方的人在大雨中搬运的是淤泥而不是散土。他们把箩筐填满后，在“哟嗬”声中将其抬起，步履艰难地在没膝的淤泥里跋涉，运到公共的倾置场，并爬上泥泞的土丘把“土”倒出来，可等到他们刚回到土丘脚下，大雨已经把他们刚刚倒在土丘顶上的泥土冲刷得无影无踪。

囚犯们每天要这样往返无数次，他们不断地和大雨及淤泥斗争，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劳动被季风雨无情地冲蚀。“有时候我会祈祷雨停，”卢瑟·普兰迪说，“无穷无尽的雨！就是下雨、下雨、下雨！几乎要把人赶到深渊绝境”。托马斯·瑞特海德说：“这对日本人来说没什么区别。他们得继续下去，而且他们确实继续这么干了。而我们要像外面有阳光照耀一般出去在雨里干活。”

如果看不出来有明显的疾病，生病的囚犯也要干满一个整班，即使是疟疾患者也要像健康人一样干活。“如果日本看守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干活。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军队，病人也对他们没好处。他们只会尽快走开，让病人躺在沟渠里自生自灭。所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战俘组成工作组，他们就会把病人找出来，逼迫他们去干活。”加思·斯莱特回忆道。那些分派到轻活的人一般坐在地上，用榔头和大锤击碎石头，作为铁路的道砟材料。飞起的碎石片会在战俘们裸露的腿上割开小口，而在缺医少药又无比潮湿的战俘营，这些小伤口几乎总是会变成溃疡，进而可能要了他们的命。

“加速运动”中，47名美国人死在80公里营，另外52名美国人死在100公里外的致病河湾。死亡每天都光顾这些营地，有时一天就要带走12名战俘的生命，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1943年10月，缅泰死亡铁路终于完工了。在“加速运动”中，有100多名美国战俘悲惨地死去。美国战俘本·邓恩，被送到桂河大桥工地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与缅甸丛林的生活相比，桂河大桥工地的生活就像是在天堂上一样。”

东京审判判决书中认定，日军驱使了大约15万名劳工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其中有4.6万名盟军战俘，而在这15万人中，最少有6万人死亡。仅仅是泰国路段方面，日方统计的战俘和劳工死亡人数就从1941年11月的每月54人，增加到1943年8月的每月800人，每月都在显著增加，加速运动期间死亡人数倍增。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8)

樟宜基地：日军强征战俘劳工中转站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