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欢: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是转型危机,而非治理危机

    观点 > | Time Weekly - 2015-08-04 02:37:34
  • 张欢

    经济危机大体分为两种,一种单单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另一种是从金融危机到政治危机的全面危机。前一种主要是治理不善导致的,可称为“治理危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一种经济危机的成因颇为系统,可称为“转型危机”。治理危机往往发生在局部地区,这类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不足,金融体系不稳定,其脆弱性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种危机时间周期较短、程度较低,相关国家很容易从危机的阵痛中恢复,然后继续发展。转型危机往往在更大经济共同体中爆发,时间持续较长,危机不断深化,经济长期难以复苏,甚至容易引发社会变革。例如从2007年华尔街金融危机转移到欧洲和中东地区并引发政治危机之后,已经超出希腊和相关国家的应变能力。

    为何转型危机是可以预判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比如与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进行对比分析;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更长时期的历史研究,通过现代文明的演化路径发现其中的规律。从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来说,这是由社会大转型引发的。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大约已有1000年的历史。这期间已经发生过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是由农业资本主导的社会向工商业资本主导的社会转型,发生于17-19世纪之间,当时的人类文明史的中心在欧洲,推动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一波自由市场国家。第二次是社会资本与工商业资本共同主导的社会,两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剧烈程度的集中体现,此后资本主义向全球推进,福利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多中心秩序成为二战后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结构。两次大的转型最终表现为资本要素与资本结构的变化,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因为资本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属于现代文明社会的第三次大转型,最终的结果必将表现为新的资本要素的形成,并产生新的资本结构。

    现代文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与技术变革有关,往往是新技术的发明和复制推广,然后产生新暴富阶层,形成明显的贫富差距,从而由经济危机深化为社会的甚至是政治的危机。但是这一次,技术革命的影响力并不大,以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为代表的新生产力领军者,并非在技术领域出类拔萃,甚至很多是像马云这样的非IT技术出身的“门外汉”。

    这是社会转型的新特点,也是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展现出的新特点,即来自知识领域的创新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主要力量,“知识资本”这个要素正在生成,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正是因为知识资本的推动,才有了我们对DT时代(DT是数据处理技术Data Technology的英文缩写,现在已经代指基于大数据、知识经济、利他主义、组织公共性等特征的新社会形态)的概念和认知。我们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正朝着DT时代转型。

    市场似乎从未如今日这样全力去思考组织的公共性。哪怕是一个企业,如果无法在哲学和价值观层面赋予其正当性,包容多样性,重视大数据,终将淹没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

    在这潮起潮落的变革时期,金融、经济领域只是较其他领域更敏感罢了,其深层次的问题来自于正在发生的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即使是实体经济的困局,也不单单是实体经济本身的问题。给实体经济造成的最大伤害可能是来自于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差距,那些大城市尽管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但是互联网商业模式无情地把城市商务成本转嫁给了实体经济,底特律市的破产是个很好的例证。可是,实体经济不适应于这个信息技术的时代,又能如何?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终结有赖实体经济的振兴,但是实体经济必须在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新的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才能真正振兴。从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角度来说,中国应当积极推动基于工商业资本、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本三要素构建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良的社会形态基础。而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美国为什么仍然较之老欧洲有其创新优势,正源于其新科技革命与实体经济的联盟;美国的困难正在于其似乎难以避免老欧洲式的福利主义摧毁年轻一代的创造力,难以阻止金融投机群体洗劫中产阶级财富。

    (作者系政治学者;本文系其著作《现代文明的密码—破译全球经济危机》的核心观点,该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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