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巨头琶洲广州“总部”猜想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5-07-14 10:18:43
  • [摘要]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地块实质上属于“量身定做”。广州最大程度“让利”建设电商集群,以升级会展业与传统商贸。

    时代周报记者 赵妍 发自广州

    像广州完成城中村改造后的许多新城区一样,重建后的琶洲新村耸立的高层住宅中,保留了“祠堂”这一岭南风物。复建的郑氏宗祠和徐氏宗祠内,保留着昔日的旧砖、旧时的陈设,回迁的居民如往日一样,会来到这里聊天、见面。不时有外国租户从祠堂附近走过,画面奇特而有趣。这里位于琶洲岛的东边,距离广交会展馆仅一个地铁站,住进了不少参加外国贸易的商人,广交会期间出入的外国人尤其多。

    琶洲岛西边,在“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的新定位下,这个位于珠江中心仅10.4平方公里大的小岛,迎来了阿里、腾讯、复星、国美四大巨头企业入驻。以会展业为龙头的琶洲,在未来几年将借此完成会展经济和传统商贸的转型。

    6月30日下午,腾讯、阿里巴巴、复星、国美等四大电商、计算机巨头,以“每块地均只有一家企业报价,没有竞拍,底价签约”的方式,拍下了位于广州琶洲区域的七块地,共花费78亿元,折合楼面地价每平方米1.3万-1.8万元。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地块实质上属于“量身定做”。根据广州市国土局的招拍挂公告,这些地块的竞拍企业2014年的营业收入至少是100亿元以上,甚至要求达到国内企业500强。此外,每块地还分别规定竞拍人的资格,比如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企业、电商平台企业、中国企业500强,以及从事连锁经营或电子商务的企业等。

    广州市国土规划委这一系列卖地动作,可以视为将广州近年来集中资源打造电子商务发展战略落到了实处。同时,也是在近年来“杭州有阿里,深圳有腾讯,广州有什么”追问下,一次有力的回答。

    “再过5-10年,琶洲就将代表未来的广州。”土地拍卖当天上午,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如此描绘对琶洲的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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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巨头占一线临江地块

    从拿地规模看,腾讯与阿里所拿地块均有一线临江商务办公楼。

    腾讯所拿AH040207和AH040226地块,占地面积分别为5054平方米和6617平方米,总地价176361万元。阿里所拿地块AH040208和AH040230地块,占地面积与开发强度与腾讯相当,总地价177218万元。

    这意味着,两大互联网巨头公司未来将在琶洲岛上,以相等的规模相邻办公。

    此外,复星南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拿地块面积最大,AH040223和AH040237地块占地面积分别为10075平方米和12047平方米,地价总额也高达32.05亿元。国美拿下的AH040241地块,位于腾讯地块南侧,占地面积10258平方米,总价106337万元。

    随着琶洲A区7宗商业地成功出让,琶洲千亿级电商总部集聚区吹响了开发的号角。

    按照规划,未来3-5年,琶洲A区电商总部区将形成一个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营业收入达1000亿元、就业岗位约8万个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按照规划,未来琶洲工作人群可达33万,仅A区就聚集8万人次。

    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琶洲定位“互联网创新发展集聚区”,是考虑在“互联网+”时代,广州要引进一些国内外互联网龙头企业,带动广州的互联网产业加速发展。

    “我们在琶洲西区,华南快速干线以西珠江啤酒厂周边规划了一期工程,0.3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20万平方米建筑,可容纳一大批企业。”陈如桂说。

    为了吸引人才,方便各种业态对接,广州市政府工作部门还专门对琶洲西区进行了互联网创新发展集聚区的规划优化,还针对互联网从业人员做了公寓配套、生活配套和文化休闲配套。“就是这小小的0.3平方公里区域里,我们谋划了快捷便利的对内对外交通服务体系,以及富有特色的慢行体系。”陈如桂透露,有4条轨道交通服务该区域,有新增的隧道把琶洲西与珠江新城连接起来,有高速地铁通达南沙自贸区和火车南站,时速超过200公里,今后从琶洲西到南沙自贸区只需半个小时。

    “广州有什么?”

    除上述规划的“用心良苦”外,广州市还对入驻企业做了最大程度“让利”。

    据时代周报记者统计,此番四大巨头企业除却“底价”成交外,还可享受“竞买地块后,在符合相关条件前提下,经与政府协商,可以享受土地出让金分期付款优惠”、“未来建设办公大楼时,如果是自用,政府将按每平方米500-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返还,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未来建设办公大楼时,如果是出租,政府将对承租单位,每年按市房地产租赁管理所公布的租金参考价的30%给予租金补贴返还,补贴期为3年,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等优惠。 一切都在表明广州发力“互联网+”的决心。就在琶洲7宗地花落腾讯、阿里、国美、复星四巨头企业之后不久,陈如桂便对外公布,第二批土地出让将在7月推出,大概5块地。

    一系列招商引资背后,是广州市乃至广东省布局电商领域的图谋。

    2012年7月,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撰文称,广东零售电子商务已出现倒挂生态。全国12.83%的网购者来自广东,与第二名的江苏省相比高出近一倍,但全国在线零售总额前十强中除了深圳腾讯QQ商城外,再无一家广东本土企业,排名最靠前的唯品会位居第13。

    该文称,这一倒挂生态的后果是,“外地商人来广东采购、用广东的物流、把东西卖给广东人,转了一圈,税收和差价都被别人赚去,自己只分到小头。”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上述文章也引起了当时省委领导的重视,并在文章上做了批示。“早在阿里没有上市以前,省委领导就曾邀请马云来广东考察,当时初步谈了几个项目,但最后没有落实。”

    此后的几年里,“杭州有阿里,深圳有腾讯,广州有什么?”这样的提问,在诸多场合被反复提及。即便“微信”在广州诞生并红起来后,这个“尴尬”的问题也还是会被抛出来。

    到了2014年,广州布局电子商务领域的思路越发清晰。去年7月,广州发布《关于全市电子商务与移动互联网集聚区总体规划布局的意见》,经贸委负责人首次直面这一提问,当时他回答说,“广州没有一只虎,却有很多狼”。

    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14中国城市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发展指数报告》资料表明,2014年广州市电商应用发展指数和电商服务发展指数排名中分别位列第2名和第3名。据统计,全国电商中,广东大概占25%,广州占广东的52%,广州电商占全国的13%。广州85%以上的品牌专卖店开展了网络零售,70%以上的制造企业普及电商。

    无法否认广州电商发展速度。公开的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广州市电商交易额近万亿元,而到了2014年全年,广州全市电商交易额超过1.3万亿元,限额以上单位网上商店销售额达509.7亿元,同比增长63.1%,接近百货店和大型超市零售额之和。这也表明,广州的网店销售规模已追赶上实体商店。

    此外这两年间,广州电商上市企业增加了4家,至2014年底全市共有9家上市企业。而广州入选“国家队”的龙头企业和基地数量也在增加。今年6月3日,商务部网站公示了第二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名单和2015-2016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名单,加上去年上榜的企业,广州有2个基地和8家企业榜上有名。

    一个值得被注意的细节是,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中共广东省委官方刊物《南方》发表文章《广东能否诞生另一个阿里巴巴》。该文称,“虽然广东起步晚,但并不意味着本土电商就没有赶超的机会。”文章称,“广州提出集聚区规划,正是要实现这一目标,以期培育更具竞争力的移动电商龙头。”

    在广州市电商协会秘书长张强看来,移动互联网正是广州想在互联网领域弯道超车的抓手。

    “广州的电商发展起步略晚,但后劲比较足”。张强认为,微信在广州的诞生,证明广州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可能超越其他城市。未来移动互联网90%的生意可能来自微信朋友圈。

    彭澎也认为,虽然发力电子商务的时间较晚,但广州传统商贸全国第一,深厚的商贸沉淀和中国第一展广交会是广州的优势。电商已是大势所趋,能帮助传统贸易转型升级,广州抓住电商机遇,才能与其他城市竞争。

    为什么是琶洲?

    “2000年左右我们做了《琶洲地区概念规划》,当时把很荒芜的琶洲定为‘RBD、城市副中心’;后来珠江新城基本建成后,又把它与珠江新城、员村地区联系一起打造‘一江两岸的泛CBD’;现在国际金融城开建,又进一步修改为‘一江三城的大CBD’。应该说,地位越改越高。”彭澎说。

    从清冷的珠江小岛,到被互联网大佬青睐的“宝地”、“广州城最具潜力的新CBD”,与珠江新城CBD仅一江之隔的琶洲,经过了整整17年。

    去年7月出台的《关于全市电子商务与移动互联网集聚区总体规划布局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广州电商“1+1+9”的区域发展格局时,琶洲被定位为电商总部示范区,是其中第一个“1”。

    事实上,要论电子商务的先发优势,传统商贸发达的荔湾区起步很早。电商企业落户广州,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

    当年,广州人的网购额在全国数一数二,但广州却没有数一数二的电商企业。广州市政府意识到电商是下一阶段经济热点,可带动社会消费和增加就业,于是各区开始“筑巢引凤”,通过建造产业园区、基地培育本土电商企业。

    2008年末,荔湾区政府打造广州最大电子商务园区花地河电商产业集聚区,以优惠的场地租金等吸引唯品会、梦芭莎等本土电商落户,两家电商成为广州首批本土B2C电商,荔湾区也由此成为广州首个电商收入占社会零售收入超过1/6的区。

    不过,在去年规划的广州电商“1+1+9”的区域发展格局里,荔湾白鹅潭是位列琶洲之后的第二个“1”。根据布局,白鹅潭的定位为产业集聚发展区。此外,“9”则是指黄埔、天河、白云、南沙等9个区将建设电商或互联网产业基地。

    上述文件对海珠琶洲和荔湾白鹅潭的功能做了清晰的分工。其中琶洲的发展定位为“引导集聚电子商务研发、支付、营销、运营等电子商务服务高端要素,吸引国内外电子商务与移动互联网总部企业落户,建设亚太地区电子商务总部示范基地。”而荔湾白鹅潭的发展定位为:“引导集聚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及中小电子商务企业落户,打造千亿级电子商务集聚发展区。”

    这预示着琶洲在广州布局电商领域的图谋中“重中之重”的地位。

    广州市工信委方面实际上对“为什么是琶洲”作出过公开解答。据称,琶洲是广州会展经济核心区,在琶洲规划建设电商总部区,有利于形成电子商务都市型总部基地,促进电子商务与会展经济、总部经济联动发展。再者琶洲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毗邻天河软件园、大学城,有利于完善相关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体系,推动该区域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延伸。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则认为,在琶洲发展电商,是对琶洲原本“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的延伸,能为会展业转型升级带来较好的条件,广交会在国际上的品牌效应也有助琶洲发展成中国高端的电商集聚区。因此,他认为,广交会和互联网集聚区的规划不能割裂,并且需要将规划延伸到南中轴,甚至海珠西部片区。

    此前,《南方都市报》也引用曾参与规划的政府人士解读,琶洲建设电商总部区,是考虑到近两年爆炸式增长的电商产业能与琶洲原有的会展产业形成“线上+线下”、“虚拟+实体”的结合,两者可以共享配套以及基础设施,形成超大型产业带,提升广州会展业的实力。

    其他企业或也将入驻

    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是四家企业未来入驻琶洲的部门可能为:腾讯的微信总部、阿里巴巴旗下核心教育培训部门淘宝大学和微商领袖联盟、复星集团南方总部、国美集团电商总部。

    国美的代表在土地签约后向媒体表示,国美非常看好广州以及琶洲岛电商总部的发展前景,国美刚刚获得地块,没有太多信息分享,“请拭目以待”。国美目前在广州没有总部地位的办公区域,该企业代表透露“未来会有”。另有该企业人士透露,国美在琶洲的项目定位“至少是广州总部”。

    复星集团旗下星健资本广州城市公司副总经理殷冀介绍,目前,复星集团总部在上海,未来该集团在华南地区的总部落户在出让的琶洲地块。殷冀同时称,“计划三年左右建成华南总部大楼。复星的业务较为丰富,在电子商务、保险、医疗等方面都将有所开拓。”

    而建设微信总部的计划, 则被业内视为比较笃定的事。此前已有腾讯内部人士对媒体透露,“腾讯正在琶洲地区筹建大楼,未来微信总部可能入驻。”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也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称,腾讯的微信目前在海珠区的TIT创意园,将微信挪到琶洲顺理成章。

    不过,阿里巴巴针对琶洲地块的计划至今尚未明朗。阿里巴巴集团公关部赵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电话询问时表示,截至目前对琶洲地块并没有更多消息可以公布。

    但业内对于阿里在上述地块的猜想也倾向于“华南总部”定位。彭澎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称:“阿里上市以后,因为企业规模大,目前在各地都有项目,具体要在广州做什么并不清晰。除了广州,阿里在佛山也有项目。不过,根据它此前在广州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布局,广州成为华南总部的可能性较大。”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阿里巴巴此番在琶洲拿地的项目公司系注册于2015年4月的“传富(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之一、阿里巴巴集团首席人才官戴珊为该项目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早年曾为阿里巴巴华南大区负责人、现任阿里巴巴董事局副主席的陆兆禧为该公司董事。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阿里巴巴集团在北京、成都等地均注册有以“传富”为名的公司,包括北京传富云宇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传富云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传富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四巨头企业琶洲拿地消息一出后,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林江提醒称,把互联网公司聚集起来只是第一步,未来这些公司依托广州的商业环境将如何发展自身、又将对其他行业起到的辐射带动作用才是最关键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始终跟互联网公司保持联系和沟通,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将巨头聚拢的效应最大化发挥出来。

    广州市政府对于电商巨头聚集琶洲的图谋则更为深远。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就曾说:“每一个大企业进来,除了总部发展外,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创业孵化器,每一个总部可能要培育几十个、上百个新企业,我们专门为这种创新片区提供企业创新发展的辅导服务,为他们构建以政府、金融、电商对接的服务体系,探索互联网监督实践体系,提供金融生态服务。”

    陈如桂进一步解释,在这里,小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市场拿到发展资金,包括各种风投、天使资金、股权交易等,长大到一定程度,可以通过债券市场获得更多发展资金,再壮大后可以上市。“这个过程,我们会提供比较完整的金融生态圈服务。”他称。

    时代周报记者同时从业内获悉,除却上述四巨头,苏宁易购、唯品会、UC、YY等品牌企业或也将入驻琶洲。

    7月,时代周报记者探访上述四巨头琶洲地块,目前地块区域已为一片工地,若干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

    “未来大家经过琶洲,可能会看到微信总部大楼、苏宁易购华南总部、复星南方总部、阿里巴巴华南运营总部、唯品会总部等大咖云集,还可能有小米和国际电商交易平台环球市场。”中原地产研究部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称。

     

     

    杭州:全城电商的城市

    时代周报记者 刘科 发自杭州

    沿着杭州文一西路一直向西进入余杭区,阿里巴巴的新总部“淘宝城”坐落于此,过万名阿里员工正在这块占地450亩的新园区工作。

    园区对面是另一块杭州政府投资建设的创业园区“海创园”。从“海创园”再向北2公里,是用以孵化早期项目的“梦想小镇”,这个面积十倍于“淘宝城”的新基地在今年异军突起(浙江省省长李强今年已两次到访),它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吸纳超过万名大学生创业者。

    像在中国其他全力投入发展创新经济的城市一样,这片统称“未来科技城”的新城被本地媒体宣传为“下一个硅谷”。包括未来科技城在内,杭州已拥有数十个电商产业园。从某种意义上讲,阿里巴巴现象就是“杭州现象”。

    民企发展氛围宽松

    “互联网成为杭州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为本地经济腾飞插上‘新翅膀’。”这样的观点随时能在杭州各级政府部门听到。一个在电商圈中广为流传的故事是:2005年,一帮年轻的网商办一个“网商节”,但找不好地方。最后有杭州市领导说,就放在杭州,放到白堤,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2008年,在电商产业被一些地区认为“看不见、摸不着、有风险”之时,杭州市政府正式出台《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工作计划》(又称“瞪羚计划”),拿出5.6亿元财政资金,承诺三年内每年扶持至少50家大企业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同时以财政补助的方式,扶持1万家中小企业开展电商应用。

    2010年4月,杭州市举办了“2010杭州电商产业政策解读会”,同年出台的《杭州市打造“中国电子商务之都”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将举政府之力,重点培育10家电商企业,5家电商类上市企业,以及5家营收超亿元的电商服务企业。至此,电商被列入杭州市重点扶持的支柱性产业。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周平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杭州市政府服务意识很强,为本土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氛围,很多地方在电商这块,工作对象、内容都远小于杭州,但人员编制、机构的庞大,可能远超杭州。”

    张周平说,杭州政府很少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从没有下达具体的指标给企业。“各地的优惠政策无非就是税收政策、土地政策,杭州都没有,但是杭州对创新项目支持力度大。鼓励企业申报国家的项目,申报后,政府立马配套跟上。”

    浓厚经商文化带动

    官方数据显示,杭州有网络经营主体47万家,规模居全国首位;杭州拥有全国1/3以上综合性电商网站。与其说是阿里巴巴带动了杭州的电商基因,毋宁说,是杭州乃至浙江浓厚的经商文化催生了一批商人。

    “早期杭州的电商企业,有两样很值得佩服。一是款式快速迭代,尤其是量小、价高的爆款,其次是电商氛围强,包括人才储备、企业认知和资金投入等诸方面。”长期研究电商产业的九号工坊创始人甘小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对于创业者来说,更直接的好处是政策支持。“譬如对架设VIE结构的公司,杭州外管局在结汇等程序上的操作相较各地更为简便。”甘小虎说。

    以近两年异军突起的未来科技城为例,在该产业园请柬上,明列着各种企业孵化的福利:前3年租金减免、新产品开发补助、场地保障,为A、B、C三类标准的人才提供高额的补贴,单个企业最高甚至可以拿到500万元的成果奖励。目前,未来科技城累计引进了1293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分散布局,丛林效应

    杭州电商产业呈现的一个特点是各个区位的分散。在杭州东南方向的滨江区,除了阿里集团总部外,还是网易杭州总部。在杭州西南方向的富阳区东洲街道,一个规划占地500亩、由京东投资13亿元的电商产业园正在建设中。坐标轴往北延伸30公里,百度在杭州的首家分公司—百度百付宝杭州分公司在去年即宣告成立。与之相邻的,是更早之前开园的腾讯创业基地(杭州)。

    2015年3月,杭州市政府与富士康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富士康入驻的是西湖区云栖小镇,该地的目标是打造“全国云计算产业中心”。

    杭州东北方向江干区的东方电子商务园,该园区主要聚集在化妆品、服装、家坊、电器等类目,在园区运营的电商企业超过300家,包括西子奥的斯、祐康、巨星科技、海明控股、龙达新科、新星光电等一批企业。

    除了城市不同区位的多点开花外,杭州还拥有数目繁多的产业园。据时代周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杭州目前拥有20个特色电商(软件)产业园。此外,还有数十家创业园和相关创业服务机构,如滨江高新产业园区、传媒梦工场孵化基地、杭州恒生科技园等。

    对阿里的重视一以贯之

    梳理杭州市政府近几年推出的电商政策发现,无论主要领导如何更迭,杭州市对电商的重视一以贯之,对阿里巴巴的重视亦然。

    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是,在2012年12月26日的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马云因为堵车迟到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互相致歉,夏宝龙当即表示要在5年内治堵。

    2013年底,杭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这是杭州市政府与本地企业签署战略协议的第一单。

    根据协议,杭州市政府将大力支持阿里巴巴在杭州打造电商全球总部及相关产业带,对阿里在杭州投资布局重大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双方将围绕阿里巴巴西溪园区(淘宝网)、西溪谷园区、滨江园区和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产业园区、“菜鸟网络”、阿里云和大数据业务、阿里巴巴集团网络信用体系和杭州公共信用体系等领域进行合作。

    覆盖全城、免费开放的公共Wi-Fi,在政务、商贸、文化、旅游、金融、医疗等领域不断普及深入的电商应用,标志着杭州成为全国电商生态链最完整、业态应用最丰富的城市。

    今年5月,杭州已明确建设“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的目标,目前战略是以“跨境电商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这个在3月获国务院批复的全国首个跨境电商试验区。

    目前,包括阿里巴巴、顺丰、圆通、探骊、邮政EMS、中外运、银泰、全麦、创梦谷等运营海外电商的300余家企业,已经入驻位于下城区石桥路的跨境电商园。

     

     

     

    广州创新中的破题

    时代周报特约评论员 孙不熟

    广州的琶洲日前很火,一口气卖了7块地给阿里、腾讯、复星与国美四巨头,志在广交会展区打造一个高规格的电商总部。

    再造产业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北上广的名头逐渐盖住京津沪,并很快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谈论大城市的一句顺口溜,广州也以“华南一哥”的名义坐稳中国第三城的宝座。不过,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天津、重庆等内地城市获得国家资本的高度青睐,发展势头迅猛,广州的相对优势大幅度减小。本届政府上任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经济主旋律,以深圳为代表的新经济强势崛起,更让广州这座产业结构偏旧的城市有些失色。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经济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商贸,这可以从广交会的号召力、琳琅满目的专业市场、稳居全国前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等方面获得印证。除了商贸,广州的另一个传统优势是制造业,近年来已形成汽车、电子、石化三大支柱产业,工业总产值位居全国前列,汽车产业尤为突出,其轿车产量一度超过上海居全国第一。

    然而,随着国际环境多变与新技术崛起,广州的这两大优势已然不再,商贸遭遇国家进出口贸易下滑与电子商务的双重夹击,制造业也面临产能过剩与创新不足的双重困扰。可以说,在内地城市跨越式发展和京沪深华丽转型的当口,广州这个“老三”却陷入了迷思,如何破题,亟须向标兵城市学习。

    可以看到,京沪深华丽转型的两大抓手,一个是金融,另一个是科创。借助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以及国家对金融业的战略定位,京沪深已变身为三个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并据此聚拢大量高端服务业,一洗传统工业城市的笨重色彩。在此基础上,北京、深圳更是借助人才优势与制度创新,培育出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产业,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个科创中心。上海的科创表现相对较弱,但在总部经济上的骄人表现,仍为其增色不少。

    相比而言,受限于国家对沪深的金融功能定位,广州的金融业产值始终处于二线城市水平。同时,受限于城市综合地位的差别,广州在总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与京沪存在结构性差距。科创领域,广州的表现也是差强人意,在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上,广州不仅远低于京沪深,还低于杭州与南京,而在含金量更高的PCT国际专利授权量方面,广州甚至不及京沪深的1/10。

    即便是广州向来倚重的制造业,也面临升级的难题。广州现在的制造业以汽车、石化与电子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偏旧,要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要向先进制造业转型,但大飞机、大火箭等高端制造业又被国家布局在上海与天津,广州在发展高端制造业方面同样面临政治话语权不够的问题。

    广州再定位

    因此,广州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不小,其突破口到底在哪里?广州今年初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便透露,广州的工作目标是要打造成国际商贸中心、世界文化名城、国际航运中心和华南交通枢纽四个城市功能。据此,广州淡化了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的提法,强调了商贸中心与航运中心两个定位。

    应该说,相比京沪深的优势,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战略选择。回顾广州2000年城建史可以发现,广州亘古不变的城市功能其实就是航运与商贸,一口通商与广交会的辉煌历史至今灼灼生辉。即便是今天,广州的这两个优势还在。依托广州港的区位优势,以及南沙自贸区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政策激励,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底气是足的。依托广交会与传统贸易的基础,广州打造国际商贸中心的胜算也是有的。

    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广州必须正视一些新的变量,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商贸业面临国家进出口贸易的下滑以及电子商务的双重夹击,即便是“中国第一展”广交会的参展商与交易额也接连下降。这说明,会展经济作为一种新兴服务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难题。

    与电商巨头联姻,给琶洲的传统会展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给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这还不够,广州还需要紧跟国家战略转型的大步伐。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这只是货物贸易的范畴,服务业贸易相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只有服务业贸易的崛起才能助力中国从贸易大国升级为贸易强国。广州的会展经济更多地还停留在货物贸易这个层面,服务贸易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近几年来,京沪深三个城市也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但思路和广州不同,例如北京力推以服务贸易为主的“京交会”,上海力推技术贸易为主的“上交会”,深圳也有以文化产业与高新产业为特色的“文博会”、“高交会”。这些展会在定位上与广交会错位发展,虽然交易量与影响力还不能与广交会媲美,但却极具成长性。作为中国传统展会的领头羊,“广交会”不能满足于现状,而应主动拥抱中国经济转型的潮流,提升广州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话语权。

    创新提速

    除了航运和商贸,广州就没别的牌可打吗?当然不会。如果说一个城市的金融、总部经济、军工等高端制造业是由国家意志决定的,但科创则不然,它的发展壮大往往出其不意,例如硅谷、深圳、杭州的科创产业很大程度上都出自国家的计划之外。

    事实上,广州发展创新产业的基础条件是不错的,无论是科研机构、人力资源,还是产业配套,在国内主要城市中都位居前列。广州过去也冒出了网易、UC、多玩等科技公司,今天也有微信、唯品会、极飞科技等新兴企业,在科创领域其实一直都有不错的传承。

    一般来讲,世界城市往往由两个指标来评判,一个是它连接世界的能力,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航运中心都是这个指标的具体呈现;另一个则是它塑造地方特征的能力,这个集中体现在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两个方面,例如,纽约、伦敦、新加坡、东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在配置全球资源的同时,还提出了建设全球或者区域创新中心的目标,希望塑造其地方特征。

    相比而言,广州在城市总体规划上一直对创新功能重视不足,在京、沪、深纷纷提出建设科创中心之时,广州的反应却较为迟钝,其研发经费的GDP占比不仅远低于京沪深,甚至还低于南京、杭州。而在2013年公布的十大重点产业规划里,文化创意产业连一席之位都未获得。不得不说这是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战略性失误。

    在“互联网+”席卷中国经济的背景下,城市竞争力的洗牌效应空前加快,广州终于紧张起来,勇于提升城市的创新功能。

    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岭南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务实,但“务实”有时候就是赚快钱的意思,这与创意产业要求的大格局不相符。幸好,岭南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开放、兼容,不会固步自封,这又是我对广州的信心所在。

    作者系城市规划从业者

     

     

     

    被撤回的论文

    时代周报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

    计件式的科研评价体制下,在中国,论文发表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巨大的灰色产业。中国研究人员论文发表数目越来越多,大量低质量论文随之而来,成为学术出版机构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为了应对大量“学术垃圾”,学术出版方近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理工作。

    不久前,专门监视论文被撤销的著名博客《撤稿观察》贴出了一篇投稿,指出IEEE数据库最近几年撤回了大量会议论文,而这些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地都在中国。从2009-2014年,来自中国的几十个学术会议的9000多篇会议论文被IEEE学术文献数据库撤稿。

    据了解,IEEE数据库隶属于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后者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性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协会,主要涉及计算机科学、电机工程学和电子学等领域,IEEE数据库也是该领域最有影响力、被科研人员使用最多的数据库。

    撤回原因不明

    在IEEE数据库的检索系统中输入“撤稿通知”,会显示9695条记录,如果根据分类查看,人们会发现除了一篇期刊论文外,9694篇论文全是学术会议论文,会议的举办地都在中国,其中以武汉、成都、上海三地最多。

    撤稿原因引发猜测。IEEE官方针对每一篇被撤论文贴出的通知几乎一模一样,称:“根据正式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仔细审查,该论文违反了IEEE数据库的出版准则。我们因此撤回这篇论文,我们也会尽力移除这篇论文的所有参考文献。”

    尽管包括时代周报记者在内的关注者都向IEEE官方询问了撤稿原因,但IEEE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在给时代周报的邮件回复中,IEEE表示,“对任何不符合标准的情况,我们都会采取措施”,并且表示“在当下的数字和文化环境下”,会对提交的论文实施“更严厉的准则”。

    IEEE撤稿受到人们的关注并非首次。前述《撤稿观察》的文章提醒读者注意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另一起撤稿事件:去年年初,法国约瑟夫傅立叶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西里尔·拉贝利用自己开发的识别程序,在IEEE数据库和德国学术出版机构Springer 的数据库中识别出了120多篇的虚假论文,这些论文是由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的,同样几乎全来自中国。时代周报记者曾以《虚构的论文》为题报道过这一事件,揭示了高校师生向中介机构“购买”论文发表,中介机构利用计算机程序“写出”论文再通过“学术会议”提交给出版机构的过程。

    虚假论文事件暴露了学术会议论文严重的审查缺位。去年8月,Springer发表了关于对虚假论文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公告,在公告中,Springer表示会加强审查,并且与西里尔·拉贝合作,使用技术程序对数据库进行监测。Springer还表示今后不会接受那些收取论文发表费的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集,只接受收取“注册费”的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集—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在中国举行的学术会议均以“注册费”的名义收取两到三千元不等的费用。

    虚假论文事件之后,IEEE数据库同样加强了自身的审核。IEEE也未回应或说明9000多篇论文是什么时候撤掉的,仅在对外回应中表示这样的“净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过关注此事的学者利用历史网页抓取工具得到了答案,历史网页快照显示,这些论文的撤回大致发生在去年3-7月之间。

    “我不认为发生这些撤稿是因为它们是计算机程序生成的假论文,也不认为是抄袭的原因。”西里尔·拉贝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是因为抄袭等学术违规行为,出版方除了撤稿外,还会贴出正式的说明,对相关作者予以警示,而这9000多篇撤稿的处理方式并非如此。

    事实上,IEEE还在撤稿公告中表示,接受作者的申诉。

    中国学者的不满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发现,在9000多篇被撤论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来自2011年举办的名为“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国际会议,多达1281篇,然而有关这一会议的信息大多已从网络上消失,官网也已失效。不过,时代周报记者发现了来自另一个与该会议缩写“ICEE”同名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国际学术会议”在2014年发表的一份声明。

    这一声明澄清自己与“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国际会议”是两个不同的会议,由于两个会议刚好都是在上海召开,很多论文作者混淆了两个会议。声明表示:“2012年5月份召开的电子商务的会议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完成检索,也有部分作者反映退款扣费的现象,但是皆与电气与电子国际会议无关”,并强调“2012年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国际学术会议大会所有文章已全部发表于Springer期刊,并全部完成了EI检索。部分作者由于文章质量问题被出版社退稿的,大会皆给予全额退款,没有胡乱扣除任何费用。”

    由此可见,该“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会议至少2012年还在举办,并且由于会议论文集没有成功发表,而引起交钱参会的人的抗议。

    在9000多篇被撤论文中,数量次多的是2011年举办的名为“生物信息与生物医学工程”的国际学术会议,共1084篇,这一会议今年仍在举办,发起人是美籍华人学者周国城,据公开信息显示,周国城是美国圣地亚哥戈登生命研究首席科学家。然而时代周报记者向周国城的工作信箱发信询问此事,未获回复。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9000多篇被撤论文中,涉及最多的作者是电子科技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教授黄洪中,搜索结果显示黄洪中是19篇被撤回论文的作者或共同作者,同时,黄本人也是“质量、可靠性、风险、维修性及安全性工程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而该会议2013年的论文集中有273篇论文在被撤回名单中。

    黄洪中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自己并未留意到上述学术会议的论文有多少篇被撤回,也不知道自己的论文被撤回,至于撤回原因,“他们有一个评审委员会,可能他们认为有的论文质量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比如英文水平不行或其他什么理由,他们就主观地把论文撤下来了”。黄洪中称自己没有收到IEEE的官方通知邮件,“他们就这样撤回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有的作者不知情,需要打印材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文章检索不到了。”

    当被问起上述“质量、可靠性、风险、维修性及安全性工程国际学术会议”是否有严格的审稿程序时,黄洪中称每年会有两个人负责审稿。

    “有的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便知道自己论文被撤也不去申诉。”黄洪中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但也有学者在自己的论文被撤回后向IEEE提出申诉,最后又得到恢复。

    长沙理工大学的蒋仁言便是提出申诉的学者之一。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今年2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了蒋仁言“入选2015中国最高被引学者榜单”,该榜单由出版公司Elsevier发布,榜单会根据研究者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总次数,评出某一学科所有中国(大陆地区)学者中处于顶尖水平的人,蒋仁言入选的是该榜单的“安全、风险、可靠性和质量”领域。

    在与时代周报记者的邮件来往中,蒋仁言告知,自己当初收到了IEEE关于论文撤回的邮件通知,得知自己有两篇文章被撤,后来申诉成功,并且告诉了另一名论文也被撤回的学者,后者也申诉成功了。至于撤回原因,蒋仁言也表示自己不知道。“感觉是过程不透明,评审的水平差或道德有问题。”

    垃圾战争和净化行动

    科研界的“论文交易”早已不是新闻,美国《科学》杂志2013年曾以“中国论文发表市场”为题,报道了中国的论文买卖,揭露了一个繁荣的学术黑市,在这个市场上,不少高质量的论文被标价出售。去年的虚假论文事件则揭示了,在这个市场上,最次的商品如何以极低成本生产出来。

    更常见的是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所产生的大量论文。虽然在很多学科领域,会议论文的档次被认为比较低,但会议论文依然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根据时代周报记者对计算机、电子电信相关学科师生的采访,会议论文的发表,在一些学校,会对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定起到作用、甚至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学校对教师有论文发表数量的考核,会议论文也被承认。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IEEE检索在国外并不被看重,但在中国关注度比较高,国外的学术会议一般不看重会议论文集是否被文献数据库收录,会议组织方也不会积极提交论文集。但在国内,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学术会议在接受报名时,都承诺自己的会议论文集将来会在相关文献数据库里检索到,有的还承诺不能检索会退回部分参会费用。

    西里尔·拉贝将大量低质量论文的泛滥称为学术文献数据库遭遇的“垃圾战争”,而每年在中国举行的大量学术会议,成为其中的重要来源。

    至于9000多篇论文被撤回的主要原因,IEEE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西里尔·拉贝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他认为这些论文被撤回的原因,可能是审查委员会认为会议没有进行真实的同行评审。《自然》杂志曾在去年11月发表了有关论文评审作假的报道,其中提到有人利用电脑自动化的出版系统的缺陷,通过伪造不存在的学者身份、或假冒他人身份充当名义上的审稿人,从而“完成”论文的同行评审。不过,这种猜测没有得到IEEE官方的确认。

    “IEEE在对会议和出版物进行评估时,会遵循严格的标准,在分享最好的实践经验和采用新的程序以保证我们向会员提供高质量的内容方面,一直处在领导地位。”IEEE在给时代周报记者的官方回复中如是表示,并且介绍了自己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成立由志愿者和员工组成的专门的委员会,对提交的内容进行专业的判断、充当“看门人”;也包括对IEEE数据库内已有的会议论文进行“综合的审查”。

    也就是说,除了发表后又被撤回的论文,也存在一批一开始就被拒绝发表的论文。事实上,网络上可以搜索到许多交费报名参加学术会议、最后论文未被发表的高校师生声讨这些学术会议的言论。

    而观察者多指出,改革科研评价体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教育部在2013年底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去年7月,教育部和科学技术委员会又联合发布了《高等学校科技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要点》;去年10月,教育部再发《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试点的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广东三地加快试点。据了解,至今为止,仅有上海出台了一个《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分类评价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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