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规模经济是中国未来的真正竞争力

    金融 > | Time Weekly - 2015-05-12 03:16:15
  • [摘要] 中国现在就需要进行兼并重组,这是中国工业升级的一个核心步骤,或者是一个关键步骤。

    海闻,经济学家,对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有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海闻于2005—2013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时代周报记者 刘巍 发自深圳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王黎明公开表示,“中国制造2025”总体方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争取很快发布。加上同为今年两会提出的互联网+、工业4.0概念,可以看出,在中国第一季度GDP和工业增加值同比、环比增速都继续放缓的背景下,高层正在释放一系列对经济发展的关切信号。

    4月14日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邀请了李扬、胡鞍钢、海闻、高尚希、汪涛、吴晓波等专家和中兴、海尔、新松机器人、网易等公司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形势和工作提出建议。

    “规模经济是中国未来主要的竞争力。”这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海闻当时给李克强总理的建议。5月初,在深圳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办公楼内,海闻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除此之外,海闻也向时代周报记者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研究和见解。并解答了制造业升级路在何方?什么措施能够减少阵痛、加速中国经济“调结构”的进程?最重要的是,在低工资优势等整体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社会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逐渐缩小差距的今日和明天,中国新的竞争优势应当来自何方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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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经济下行不完全是经济周期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今年第一季度经济的继续下行,是经济周期的作用吗?

    海闻:此次整体经济下行并不完全是经济周期的表现,宏观经济周期一般为总需求下降造成的经济整体下降。但此次的经济下行主要表现为低端制造业和资源产业的供大于求,而高品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仍然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一些中等收入的地区经济下滑,而经济刚起步的省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比较好的地区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这说明此次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问题,是人们的收入到了一定阶段,需求发生了变化而供给没有及时调整出现的问题。

    时代周报:如何理解需求的变化?

    海闻:需求是有层次的,基本生活需求都得到满足后,人们的需求转向了更高的层次,即需要“健康的、环保的、舒适的、美观的”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称之为“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品,即收入增加1%,人们的需求增加超过1%的产品和服务。换言之,到了一定的阶段,对这类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超过了人们收入的增长幅度。

    目前,这类高品质制造品和服务的供给却远没有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

    以服饰为例,一些普通的服饰可能已失去市场,但名牌鞋服,包括国外名牌,照样洛阳纸贵,一物难求—像这样的品牌,现在我国自身的供给不足。

    制造业已经到了一个转型升级的阶段。

    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的淘汰腾挪出了一部分市场空间,但新兴产业并没有那么快速地顺势形成—因为这不仅是简单转型,还需要一定的企业规模。

    “机器换人”应重在促进产品品质标准化

    时代周报:国务院近期出台了不少政策来促进经济,您对此怎么看?

    海闻:确实是这样。第一季度的增长是7%,也就是说比去年全年还要低,去年是7.4%。下行的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会不会变成6.5%?这是一个值得担心的事情。具体到一些地区和一些产业,情况就比较糟糕了。

    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包括东北、华北,现在问题比较严重,都是传统的制造业。因此目前国家已经在着力干预经济过于糟糕的局部地区了。

    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短期,一个是长期,短期治标,长期治本。短期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尤其对一些下滑比较厉害的地区和产业进行“定向调控”。长期则是通过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都是提升制造业的战略措施。

    时代周报:“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机器人产业,有人认为“机器换人”的主要目标,就是解决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你怎么看?

    海闻:首先,机器取代人工的首要目标是促进产品质量标准化——千万不要将“替代劳动力”作为主要目标。

    如果政府或企业以这个为目标的话,将来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如果服务业发展不是足够快,一部分工人又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与培训,适应不了对从业者要求不断上升的服务业,另一方面又机器取代人工,那么工人将来去哪里就业?

    其次,中国的劳动力还没有到真正短缺的时候,还有将近30%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里没有释放出来。

    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民在人口比例中是超过5%的,而我们目前的农民至少还有30%。我们现在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只有10%了,30%的人口只创造10%的GDP,说明农业中还有剩余劳动力。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劳动力会进一步从农村中释放出来。

    城市现在招不到工人有很多原因。很多农村地区的信息不太畅通,比如东北、西北、西南,许多地区的农民不知道到哪去寻找合适的工作。城市户籍制度和农村的土地制度也阻碍着农民进城。一方面是城市缺人,一方面则是农村仍然有劳动力闲置。

    时代周报:目前劳动力价格上涨,或者说城市的工资上涨,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海闻:劳动工资上涨,既有短缺的问题,也有政府政策推动的原因。这几年来各地都在不断地提高最低工资,自然把工资水平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提高,也会推动整体工资的上涨。这当然是社会与政治的需要,但必须意识到,政府规定和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是双刃剑,工作的人得到了改善,同时也就会增加失业率。

    顺差第一并不重要

    时代周报:有消息称,德国的贸易顺差在2014年超过了中国,位居全世界第一,中国会不会很快回到第一的位置?

    海闻:中国未来有可能回到世界贸易顺差第一的位置,但也有可能不会。其实这并不重要,将来也不应成为我国追求的目标。

    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收入提高了,产品进口也会越来越多,顺差减少也很正常。单纯追求顺差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一国可能是通过保护主义来保持顺差,但对国家的长期发展和国民的生活质量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然非常重要,制造业转型升级后,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也会非常强。在贸易上,如果每年保持10%左右的进出口的平衡稳定增长就比较合适。

    是时候割舍“创始人情结”了

    时代周报:为何企业必须要有规模?

    海闻:生产更加高质量的产品并形成品牌,不仅要求企业要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科研,购买更加精密的仪器用于生产,还要进行更专业的品牌管理。

    以人们熟知的马桶盖为例。普通马桶盖的生产商可能只需要拥有几台机器,而生产目前广受欢迎的健康又舒适的马桶盖,生产商就需要组建科研团队研发新产品,并通过反复实验来保证质量,同时需要购置精密机器来替代原来的简单机器,这都需要投入。

    因此,企业的固定投入规模和整体成本都大大增加了—这样的投入和成本都不是一般的中小企业能够负担的。

    时代周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获得规模的途径有几种?

    海闻:一是通过开放的资本市场来进行融资。“靠自身慢慢积累”的做法已经跟不上了,它需要一下子得到很多资金,然后让企业迅速扩大。但在目前的资本市场条件下,更合适的方式是兼并重组—同类企业通过竞争或谈判来兼并重组。即便对一些就要被淘汰的企业来说,兼并重组也是退出市场的最好方式。

    仍然以马桶盖为例。如果本来有十家做马桶盖的企业,但每一家都很小,谁也无法做出好的马桶盖,现在集中起来成为一家,共同在科研上投入五个亿。即使生产马桶盖的数量仍然与原来的十个小厂相同,但质量就好多了,而且科研成本分摊在原来十个厂生产的数量上,也就不会太高了。

    但如果十个小厂每一家都各自融资投入研发,则每家都投入五个亿,比原来高得太多。高昂的固定成本,需要生产大量的产品才能摊薄它。而在小企业各自为政的极端情况下,每个厂产量不可能很多,每个马桶盖所分担的研发和生产成本都很高,那将无人能够消费得起。

    时代周报:实际情况是,小企业们兼并不多,兼并没有大规模发生,是否与外部环境有关?

    海闻:显然是有关的。目前真正的发达国家,其制造业是大而专的,而我们的制造业却是小而全的。

    首先是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其次是有地方保护。特别是跨省兼并、跨地区兼并,受这一因素影响更大。地方保护产生和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则是“税收”—企业总部在哪里,哪里的地方政府就能获得税收。

    时代周报:兼并对企业主有利,但为何小企业主主动兼并不多见,更常见的却是他们相互进行的激烈竞争?

    海闻:这取决于企业家。企业家与企业一样需要升级,尤其在这一阶段,但企业家的升级甚至可能比企业的升级要更难。

    为何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如此艰难?这与很多企业主不愿意“自己的工厂变成人家的一个车间”关系密切—创始人总是不想放手。这被称为“创始人情结”,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时代周报:“创始人”情结是否中国独有?如果不是,国外是如何完成这一转变的?

    海闻: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发达国家早年也曾遇见这一问题。但慢慢地,国外企业就完全变成“职业经理制度”了。

    比如,本世纪初惠普和康柏兼并时,惠普家族就不同意。后来,惠普管理层请全体股东投票,结果家族以外的股东票数略胜于惠普家族的股东,惠普才完成了与康柏的兼并。

    创始人情结本身,的确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糅合了文化问题在其中。

    短时间内让企业主主动选择兼并的确不太容易,虽然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从创始人转变为股东,会有一定的心理落差。

    但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市场给产品低端、产能过剩等处于困境中的企业的选择已不多,要么主动地跟其他公司去商谈兼并重组,要么被动地被他人兼并重组。当然,也有第三种可能:无人兼并,彻底破产。

    主动兼并是最好的选择。两家通过协议来重组也有很多例子,比如,两家企业商量合并,做同样的事情,你做董事长我做总经理。美国很多公司都进行了类似方式的合并,国内也已经有不少例子。

    我曾经有两位EMBA学生,都是做医药的。每个企业都以生产某一种药品为主,并各自铺设销售网络。两个人都跟我描绘将来的发展前景,都谈怎么在全国发展。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两家合并起来一起在全国发展呢”时,他们很惊讶地说“没想过”,两家都设想自己将来做到全国最大—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企业非常之多,因此我认为,现在到了一个兼并重组的时候了,否则很多企业会被淘汰。

    规模经济是中国最终的竞争力

    时代周报:国内大企业近几年来的一个倾向,似乎是去做很多的“跨界”产业?

    海闻:这是一种用小农经济的思路搞大企业的现象,因为小农经济就是“鸡蛋不放在一个筐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要感觉这个东西自己可以做、能赚钱,为什么让别人做?这类企业不懂得市场经济是一个分工合作的体制,企业应当把自己的部分做好,同时放弃别人做得更好的东西。

    制造业是要大而专,而不要追求全。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上,能集中精力做好主业就不容易了,精力分散的结果很可能是全面失守。

    采访者:有人认为,美国在制造业化后对外需求会大大下降,中国的制造如果失去了美国这样巨大的市场,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你怎么看?

    海闻:出口不见得会有很大的下跌。首先,美国也不可能完全把它的产业转移回去,另外,我们在美国市场上还有潜在竞争力。关键是我们能不能达到日本、德国这样的制造业水平,同时价格又低于日本和德国。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有规模经济。

    采访者:所以你认为最终的竞争力是来源于规模经济?

    海闻:对,这是国际贸易里面的一个理论,就是大家都是工业社会了,在劳动力都很贵的情况下,到底我们出口什么东西就取决于产品能不能达到规模。规模大成本会更低。

    但中国现在就需要进行兼并重组,这是中国工业升级的一个核心步骤,或者是一个关键步骤。

    时代周报:你建议的大规模兼并,容易让人联想到巨型国企,你是否建议由国有资本主导并购呢?

    海闻:不是要国企兼并,这种就是市场兼并,市场民营企业兼并、重组、破产。

    在规模经济方面我们可以赢过日本和德国。日本有三家大型汽车企业称雄,如果将来中国汽车产业也是三家巨头,那么每一家的市场就可以做得比他们大。中国同样开放,但是中国的国内市场要比日本和德国大。

    中端化是下一个目标

    时代周报:你的“规模化”观点,与德国式的市场极致细分、企业“小而美”思路,是否有冲突?

    海闻:这是另一种“兼并重组”路径。小企业重组后,产权还是各自拥有,但分工明确,各自生产产业链的一个细分部分。这也是规模经济的一种,每个企业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做好一个部分,而不是整个产品。

    时代周报:兼购和企业升级似乎都需要很多的时间,但你认为我们很快可以追上德国和日本?

    海闻:并不是这样。这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70家慢慢合并为150家。当然在未来10年内要赶上德国和日本还不太可能,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缩小差距。

    德国在经历“工业4.0”升级后,可能有更多高端产品销往欧美;而中国可能有更多中端产品销往欧美—而不是以往的地区。

    现在一方面要去看最高端市场,要参与日本和德国的竞争;但中端市场的话还要考虑其他欧洲国家,比如东欧的工业基础也很好。

    换句话就是,现在中国不进则退,赶的过程当中可能缩小差距,当然真正要做到像德国、日本这样的制造业的话,最起码也得二三十年。

    时代周报:如果追赶不上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失败了?

    海闻:企业可能失败了,行业也可能失败,但国家不可能失败—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源能够供应全世界所有的制造品。而制造业是差异化的东西,比方说将来在豪华车领域,美国、日本、德国做得非常好,中国做中档车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只是说从低端退出了而已。

    比如汽车,如果汽车业进行兼并重组可以成为很好的出口产业,不是出口西欧美国,但至少出口其他地区。

    在五年内,起码应当减少一半数量的汽车企业,但设定这个目标即便在我看来都属于有些过于急切,兼并并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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