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刹车”
这绝对不是一场仅仅针对Uber的行动。这将是一场可能蔓延全国的、针对具有专车业务的打车软件信息平台的清理行动。
时代周报记者 傅明 发自北京
继Uber（优步）广州总部因“涉非法经营”被广州市于4月30日查封后，5月6日下午Uber的成都总部传出因“涉嫌组织私家车非法营运”遭遇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但这绝对不是一场仅仅针对Uber的行动。这将是一场可能蔓延全国的、针对具有专车业务的打车软件信息平台的清理行动。
多位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猜测，近期密集的对打车软件信息平台的查处行动，应该可以看成是对滴滴专车、Uber等专车组织者的追责之举。“可以视为是治本之法。”
而交通部与各地交委人士则认为，这些行动与4月24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交通运输行业反恐怖防范基本要求》关联更紧。
多个地方表示已行动
在广州行动之前的4月27日，北京市就已经开展了一场代号为“惊雷”的严整交通违法专项行动。
据北京市政府于5月7日发布的“惊雷”行动宣传高潮日文案显示，“从4月27日起，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代号为‘惊雷’的严整交通违法专项行动，集中警力每天在早7时及晚9时后，重点针对黑车摩的聚集、‘僵尸车’、非法改装车、酒驾及渣土车、摩托车闯禁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综合治理。目前，‘惊雷行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交管部门将在全区范围内严厉打击拼装车、改装车以及非法飙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据北京市官方称，北京市政府在此项行动中共设置专项岗位126处，出动民警、协管员1122名，其他部门联合整治力量87名，现场查处酒驾、涉牌、货车闯禁行等各类交通违法1140起。而无证上路运营的私家车是属于“黑车”范畴，也在此次的严打范围内。
受此行动影响，包括滴滴专车、一号专车、Uber在内的部分叫车软件平台，部分专车司机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已暂停接活，“避开严打的风头”。
从翻阅的大量历史资料中，时代周报记者发现：在北京，被命名为“惊雷”的行动有很多次。如2009年的那场“惊雷行动”，是以严厉打击杀人、绑架、涉枪等严重暴力犯罪，保卫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安全为目的的。2011年的那次“惊雷行动”，则是针对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可能存在的黑恶势力的。这些惊雷行动的共同点是，都是持续时间长达60天的、大规模多部门布置联动的行动，打击力度极为强大。
几乎前后脚，厦门市交通执法支队会同市运管处于4月24-26日间约谈了滴滴专车、一号专车、易到专车等互联网专车平台运营企业相关负责人，要求清理平台，进一步规范专车运营平台。
在安徽合肥，一号快车上线仅半个月便于4月29日悄然下线，直到5月4日才恢复正常。
湖北省武汉市于4月28日也展开了一场针对“黑车”的联合执法整治行动。武汉市出租车行业管理部门和武汉市交委称，在这场整治行动中，发现不少私家车加入“黑车”行列，利用一号专车等打车软件提供的手机软件信息平台从事非法营运。
武汉市官方称，对于此类涉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整治行动检查人员均当即依法扣押了违法运营的车辆。
同样对利用打车软件信息平台充当专车运营的私家车进行扣押车辆处理的，还有北京、上海、济南、沈阳、郑州等城市。据上海市官方称，截至目前已至少扣押了100余辆充当专车的私家车。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新闻发言人梁建伟曾在今年1月表示，从去年5月至今，查处的易到用车、滴滴打车以及一号专车等47辆“专车”都是没有运营资质的“黑车”，即车辆为私家车，司机为私家车主，属于非法运营行为。 （下转A03）
不过武汉的行动远不止于联合执法扣车那么简单。
5月上旬，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向滴滴专车、一号专车、神州专车、Uber发出《关于规范打车软件信息服务行为的函》指出，“发现不少私家车利用你公司提供的手机软件信息平台从事非法运营”。随后武汉市还约谈了上述打车软件信息平台所属公司的负责人，要求四家平台公司依照法规，对打车软件平台注册的车辆和驾驶员信息进行清理，严禁私家车以任何形式从事客运出租车经营。
但同样掀起了联合执法潮的还有山东省济南市的交管部门，却遇上了官司。被查处和扣押车辆的专车司机陈超把交管局告上了法庭。在这场被称为中国的专车第一案中，专车司机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自己只是被打车软件信息平台滴滴专车组织来的参与专车行动的，因此被惩罚者应该是滴滴专车这个平台公司，而非被组织作为专车司机的自己。
前松后紧皆有因
多位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猜测，近期针对打车软件信息平台密集的查处行动，应该可以看成是对滴滴专车、Uber等专车平台的追责之举。“可以视为治本之法。”
但交通部与各地交委人士则认为，目前打击专车网络平台，与4月24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交通运输行业反恐怖防范基本要求》等关联更紧。
此观点很快得到了接近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赵姓先生的赞同，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坦承：“交通运输部去年7月出台的《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是没有这么大影响力的，该《通知》出台若干月以来收效甚微，私家车充当专车进行运营的势头在各大网络约车平台的鼓励下反而比没发《通知》更为恣意。”
“当时北京市也曾是进行了清查工作的。”他说。这一点很快在时代周报记者联络Uber北京联络处时得以证实。Uber位于北京三里屯地区的总部的电话已全部显示无人接听或者空号状态，而当时代周报记者到达该地址后，被告知，该公司人员早已在去年底被查封后全部撤离。
上述接近北京市交通委人士称。由于交通部及其业务相关部门的权限，上次清查之后，参与专车运营的私家车，随着滴滴、快的以及易到等一系列网络叫车平台的宣传造势下，不减反增。“当然，这也与有关部门行政思路变化有关。”那时虽然从法规制度的硬性规定上，是禁止私家车充当专车参与运营的，但是了解我国城市运力的交通系统内部人士，本身其实在最早期，曾希望通过投入各种属性的运营车数量，来解决绝对的运力不足问题。
“毕竟在我国的很多城市的确存在，出租车的保有量与城市人口容积度严重不匹配的问题。因此，我们早期对这种能为老百姓出行提供方便的模式是认同的，但是，随着损害乘客利益的治安事件乃至刑事案件频频出现后，交通管理部门的人开始意识到监管缺失的弊病。”该交委人士称。
“比如说，北京地区发生的专车司机在载客过程中漫天加价、谩骂殴打乘客、性骚扰强奸乘客乃至威胁乘客人身安全等多重问题并非少数，北京市有关部门却经常因为难寻可监管信息而不得不增加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成本。”该接近北京市交委人士如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武汉市交委客管处称，非法营运行为不仅扰乱客运秩序，影响客运行业和社会稳定，而且安全得不到保障，司机为最大限度降低上路成本，经常私下购买未经过合格检验的二手车，甚至是报废车；此外，司机素质也参差不齐，甚至发生威胁乘客、恶意加价等行为。
起初，监管部门也像打车软件信息平台管理者一样，将此归罪于个别司机的个人素质良莠不齐的问题，但是很快一个逻辑关系被摆清，那就是如果没有打车软件平台的牵线搭桥，不基于乘客对打车软件的信赖，这些危害乘客乃至全社会的问题将不具备发生条件。
同时，在我国，除了发现上述治安管理乃至刑事案件隐患外，我们还发现，这些打车软件信息平台存在着网络信息安全的隐患。
“随着媒体曝光，Uber就曾公开以1元/条的价钱在淘宝网上售卖Uber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天津等地的用户信息。我们才注意到，所以我们决定把监管的重点聚集在始作俑者—打车软件信息平台上，于是开始了对这些平台的管理者的约谈与监管。”上述交通委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尽管我们心中也时常为动力不足和必须禁止而纠结，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做的。”
交通运输部发言人徐成光也坦承交通部早就心知肚明，这种专车服务存在着私家车非法营运、平台主体责任不明确、乘客安全和合法权益如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等问题。
交通部杨姓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交通运输行业反恐怖防范基本要求》出台后，政治高度已经有所不同，相信未来的治理工作将会得到更高度重视。
出租车改革大势业已形成
但是运力不足、市场反响等问题，依然让主管部门陷入两难境地。
在广州，为了解决取缔Uber、滴滴专车等的替代问题，一个由广州市交委牵头搭建的约租车平台—如约呼之欲出。
据南方日报报道称，该平台由广州市交委下属的广州市公共交通数据管理中心负责系统搭建和日常技术维护，2950辆约租车由不同企业进行市场经营和管理，广州市交委客管处则负责市场监督。
该平台已在今年1月完成招投标，广州交通、白云、广骏、丽新4家国有出租车公司中标。目前平台的建设已启动，2月初已开始内部测试。按照广州市交委的设想，市民点开手机上的“如约”软件临时约车，在中心城区只需要5—8分钟的平均等待时间，约租车就将开到楼下。
中标的广州交通集团出租车公司负责人云永东认为，他们企业能中标广州首推的约租车，优势就在于有代表着合法运营的广州市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这是滴滴、优步、一号专车等互联网专车企业不具备的资格。
不过，经过测算，约租车内测价格是普通出租车的3倍，是目前优步等专车价格的5倍以上。未来如约是否拥有市场竞争力，依然不容乐观。
而近半年来，滴滴等企业的多位负责人则不止一次向公众强调过受牌照准入影响的问题。
那么未来到底是会打破牌照发放的规则，还是通过官办约租平台来解决问题？
无论是两会期间还是交通运输部4月通气会上，相关部门都曾经表示，目前形成了关于出租车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在征求意见中。但是，据时代周报记者询问，出租车改革指导意见最后出台的时间依然“不确定”。
徐成光承认，交通运输部已专门成立了改革工作小组，该小组已先后去十几个城市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并且翻译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
徐成光强调，交通运输部将按照“以人为本、鼓励创新、趋利避害、规范管理”的原则，鼓励移动互联网和运输行业融合创新，鼓励在创新的平台上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平台，在市场上能够开拓细分市场，建立多层次、个性化的服务体系，实行错位服务。
“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步伐已大大超过了政府政策的更新速度，政府需要正视这种变化。”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看来，政府要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加强管理，善用法律引导“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才能真正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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