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管理学院刘俏：金融改革，别让好企业都往国外上市

2015-01-28 14:25:10

来源: 时代周报

在“新常态”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革？

时代周报记者董萍发自广州

过去35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一个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对投资率比较倚重，但未来难以为继。增长率可以由投资资本收益率和投资率来拉动，这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俏在理解中国经济的时候常用的一个框架。近日，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刘俏教授，他提供了一个关于解读“新常态”的微观视角，同时分享了在“新常态”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革。

“新常态”下更要关注资本收益率

时代周报：进入“新常态”之后，你理解中国经济会有哪些变化？

刘俏：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修正；第二，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发生变化；第三，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总体讲，我理解所谓“新常态”，就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更多地取决于投资资本收益率，而不单纯是投资率。换句话讲，中国经济将在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在投资率下降的同时，通过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来维持一个不错的增长速度。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问题大不大？

刘俏：现在经济的微观基础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2014年中国进入《财富》500强的100家企业中，除去港澳台企业外，只有8家民营企业，有84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里有16家是亏损的。换句话讲，国企虽然通过举债投资、扩大规模的方式进入了500强的排行榜，但是普遍面临价值创造不足的问题，大而不强。包括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河北钢铁集团这样的企业，亏损很大，但是进入了500强。

时代周报：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容易把规模做大，但不太容易把价值创造能力做强？

刘俏：我们的企业太关注规模，而不重视投资资本收益率，而投资资本的收益率决定一个企业最后是否能够基业常青。中国上市企业2500家，我这里做了一些统计，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面，这些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起伏不定，都没有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靠天吃饭。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在过去十五年平均只有3%的样子。也就是说，中国上市公司一块钱的资本投入经营活动，只带来3分钱的税后利润。之所以有这种状况，金融体系的一些问题，严重阻止了投资资本受益率的提高。第一，中介效率低，第二个结构不合理，风险化解能力很弱，第三是中介服务的范围非常窄。

用信用评级考核地方政府执政

时代周报：未来要改变这样一种情况，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新的金融体系？

刘俏：我理解未来新的金融体系应该有五个鉴别标准，我把它叫做金融2.0版本。第一，中介效率一定要提高。第二，一定要有很强风险的分解跟承受能力。第三，它应该很好地动员跟吸收私营资本。第四，它应该推动金融服务的覆盖面的扩大。第五，它应该扩大应该优化金融中介的结构。如果按照这样五个标准，金融体系改革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真正让中国经济生活质量提高，让投资资本收益率比较好的企业能够上市，而不要把它赶到国外去，这个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在未来的“新常态”下，设计比较好的地方政府金融体制，让地方政府在融资方面更好地使用各种各样的融资手段，更好地服务地方的经济发展，而不能单纯靠一个额度管控，规模管控。为此，我们提出地方政府金融这个概念，呼吁发展市政债、给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用信用评级考核地方政府执政业绩。

时代周报：如果选择天津作为一个研究样本，其发展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天津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天津市滨海新区2014年GDP增长预计超15.5% 。你认为这样的高速增长是否符合新常态的概念？能够持续吗？

刘俏：我关心更多的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单纯依靠高投资率，而不是同样倚重投资效率，高速增长很难持续，因为高投资率背后是高负债。债务问题，尤其是地方债务问题将成为中国经济，也包括天津经济，未来最大的系统风险。

时代周报：现在国务院对地方债务的监管出台很多举措。你认为控制地方债务风险的关键点是什么？

刘俏：我认为可以思考一个关键问题，即什么样的一种服务方式，可以让地方能够真正地、更好地把金融这个资源用活。公共债务肯定不是坏事，现在我们讨论地方政府债务，大家比较强调规模。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43号文出台，比较强调从规模上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债务规模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的效率问题。我们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债务问题比较严重的省份和地方，往往是那些地方经济投资效率比较低的地方。投资效率比较高的省或者市，完全可以承载一个比较高的债务规模，更好地发展经济。而投资效率比较低的地方，就应该把债务规模控制下来。

时代周报：“新常态”下，未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刘俏：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资产，债务加上股权，包括各种各样的政府债务、企业债务还有银行体系的债务，加上股权合在一起是GDP的三倍。如果预估一下，到2030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7%的实体增长水平，加上4%的通胀水平，到2030年我们将有名义GDP将达到300万亿-400万亿元人民币，对应着900万亿-1200万亿元人民币的金融资产。这里的空间是无限的。而未来中国金融资产是什么样的结构，是以什么样的效率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但是我觉得可能责任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