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等待下一个十年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对目前各式各样的“读经班”感到深深的忧虑。
博古教育： 读经的学校不会对你做出文凭和工作的承诺，但读经之潜流仍在不断涌动，此时，对于体制的渴望和社会认同的需求逐渐迫切。
20万字
时代周报记者 崔烜 特约记者 郭丹 发自广州、深圳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这是人性所在，假如说我思考的道理不合人性，我再有三头六臂也推广不开。”台湾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王财贵11月15日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总结了20年来“儿童读经运动”的得失。
师从牟宗三的王财贵因为“读经运动”名满天下，然谤亦随之。
即便如此，受王财贵读经思想启发而成立的私塾、学堂、书院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体制外一种特别的教育模式，然而，这些仓促而成的“读经班”因师资的不匹配，其与体制内教育的决裂，始终处于灰色的地下状态。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对目前各式各样的“读经班”感到深深的忧虑。据徐勇掌握的数字，现今从事国学教育的私塾、书院、学堂、学校、中心、协会、联谊会等在3000家以上。严格说来，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非法机构，有的没有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有的从事与经营范围不符的工作。
“如果说在学校教育中正规地开设这样的课程，他们就不会到外面培训班去学习这些内容了。这就是我主张把国学教育纳入国家课程的一个原因，把国学纳入国家课程后学校教育会更加规范化，另外社会上的学校以外的教育也更加科学，因为他们的很多做法是违背教育学基本原理的。”徐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道。
尽管如此，徐勇仍是王财贵的新著《读经二十年》的序言作者。
梧桐山下
2012年，赵凯告别了他在四川泸州的公务员生涯，来到了深圳梧桐山下的坑背村，成为鹿鸣学堂的一名老师。在此之前，赵凯在泸州农村摸索着搞了三年读经教育，当时他是一位挂职的村支书。
赵凯说，是王财贵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场演讲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场演讲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起初并没有确定的题目，后有好事者起了个标题，叫“一场演讲，百年震撼”。
赵凯在2009年把这场演讲的视频看了许多遍，被王财贵折服，王财贵在视频里提出了一个读经教学的“六字真言”，叫“小朋友，跟我念”。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赵凯将这六个字重复了四五次。
“背诵，是我们教给学生最重要的‘功夫’，”赵凯说，学生必须将《四书》、《五经》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只有把基本功做好了，才能成为做大学问的人，让学问与生命打通。
鹿鸣学堂的这个做法源自于王财贵主张的“三百读经教学法”，即：每天进度平均约“一百字”，每一百字至少念“一百遍”，每天让每一个读经的孩子都得“一百分”。
鹿鸣学堂对学生的要求是，在15岁以前背下《四书》、《五经》全文，总背诵字数在20万字以上，学堂会对学生的整个背诵过程进行录像。
如此，则要求学生每天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诵读当中。
如今，鹿鸣学堂的住宿学生已经在70人左右，赵凯对这一数字感到满意，“我们基本上不对外宣传，主要通过家长的口碑传播，能得到这么多家长的认可，很不容易。”
“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跟我们读经，必然是认同我们教育方式的，不然我们也无法教下去。”赵凯说，“我们把孩子分为两个层次，6-8岁属于小孩子，而8岁以上则属于大孩子，小孩子一周能够回家一次，而大孩子则一个月回家一次。”
与正常的学校相比，鹿鸣学堂的做法未免不近人情，但赵凯却有他不同的理解：“现在孩子家里有太多的干扰了，选择太多，电视、网络、零食，每一样都会非常影响孩子的心智，而家长们本身又并不太懂得怎样正确地陪伴孩子，所以只能要求他们尽量少回家。”
据不完全统计，在深圳梧桐山下，至少存在30家与鹿鸣学堂类似的“读经私塾”，并且很大部分属于全日制，彻底与体制内教育斩断了联系。而这些私塾绝大多数属于王财贵读经运动的产物，不少私塾主事者甚至向王财贵执弟子礼。自2007年开始，梧桐山也是王财贵的必来之地，每年他都会在寒暑假期间在梧桐山开讲座、为各私塾指导读经、与家长交流。
据梧桐山私塾联合会发起人张中和撰写的《有关梧桐读经山之缘起》所记，服膺王财贵、南怀瑾的学说是这些私塾创办人最大的共同之处。
而这些读经运动的参与者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公务员、IT工程师、餐馆老板、报社编辑、健身教练等，但绝少有来自高等院校、接受过严格文史哲学术训练的学者。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在这里学到的只是基础性的背诵，学成之后，他们当然可以去寻访名师，进一步地理解经书的含义，而如果他在别的方面有天赋，其实在15岁左右的年龄，数理化的东西很容易就能学起来的。”赵凯解释道。
重归体制
广州海珠湖公园的善化阁最近挂上了“致仁书院”的牌匾。
来自中山大学的几位青年学者希望通过这个新发起的书院向公众传播基本的国学知识。
“长期强迫死记硬背，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等孩子长大了，反而会很容易对经典产生反感。如果不对经典进行讲解，让孩子体会到其中深刻的道理，光是背诵，往往是背过了就忘了。”致仁书院的发起人之一、中山大学讲师贺希荣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贺希荣的《论语研读》公开课在中大开讲多年，是校内最受欢迎的通识课之一。
贺希荣等人对目前的国学教育状况感到非常担忧，“师资是最大的问题，就算是中学老师，能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讲明白的不会超过十分之一，何况是那些半路出家的国学班。”
贺希荣等人计划，致仁书院的架构形成之后，能够邀请高校内的名师，向社会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和传承。
“一方面，致仁书院会注册非营利组织，邀请全国的学者来到广州讲学，另一方面，也会注册一个营利性的公司，招收孩子进行国学方面的教育，用公司的收入来贴补讲学的支出。”致仁书院的五位发起人之一的李思涯解释道。
贺希荣并不讳言秋风等人创办的“弘道书院”的影响，但由于在理念上的分歧，贺希荣等选择了另起炉灶。
与弘道书院注重向成年人传播理念、注重同道切磋不同，致仁书院仍坚持带领学童研习传统文化，而与王财贵的读经运动相比，致仁书院更强调的是亲自共读，强调在“书”之外的“诗”、“礼”、“艺”的研习。
“真正的君子之道应该是活泼泼的，不能只有骨而没有肉。”李思涯说。
“目前只能在寒暑假期开短期的研习班，因为大家日常时间都需要在大学讲课，但将来条件成熟之后，还是希望开全日制的研习班，我们可以尝试挂靠在某个学校作实验班，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教育，但同时又参加学校的考试，对于学生来说，既能够学到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不耽误他们的升学。”李思涯解释说。
除了向公众讲学，李思涯还会经常收到一些中学的邀请，希望能够有大学老师向老师们做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培训，广州的执信中学就是其中之一。
据执信中学教师曾湖仙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就算是教学资源较为丰富的执信，国学教育也是难以推动。
“学校现在还没有专门的国学课和专门教国学的老师，因为现在老师编制也比较紧，所以一般还是由语文老师来承担。很多语文老师课程又那么多，任务又那么多，还面临高考的压力，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备课去给学生讲解也不是特别现实。另外一个也是学生时间的问题，学生要应对各种课程各种考试，时间可以说非常紧张，所以虽然一直说是要重视要推广，但一直都没有多大的力度。”曾湖仙说。
长久以来，许多教育人士希望能在中小学的教育体制内补上传统文化这一门课，但始终举步维艰。
“现在根本没有国学这门课，没有这门课就给国学学习设置一个很大的障碍，国学课的师资没法涉足。只有国学课开始起来了，师资才能不断培训慢慢提高。”徐勇说。
而实际上，王财贵十分乐意看到类似的教育变革。
“让读经教育‘重归体制’，让所有的孩子多多少少都能读到一些经典，是我的最高理想。”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王财贵这样说道。
读经二十年
但回归体制并不是读经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社会接受程度才危及到读经的未来。
“阿猫阿狗都可以当老师。”为了强调读经的急迫性，王财贵曾多次作此惊人之语。
“我想说的是，等你培训好了，孩子都老了。教育不能等，即刻要开始，亦即就着当前各人所具备的能力，虽学问不高品德不尚，只要懂得读经的教学法，便应立即开始教。”王财贵解释道。
今年已经65岁的王财贵是台湾台南县人，在上世纪70年代曾追随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求学十年，但王财贵其后却以教育闻名于世。
1994年，王财贵开始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背诵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理念，1997年开始，王财贵踏足大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他的推动下，“儿童读经”开始在中国大陆慢慢传播开来。
王财贵的影响也波及到了知识界，大陆当代儒家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蒋庆在2004年出版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就被认为是对王财贵读经教材《国学经典诵读系列》的响应之作。
因为读经运动的兴起，从2004年开始，知识界引发了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大争论。
一些深受五四启蒙思潮影响的学人如薛涌等对于传统儒家价值观的重新崛起感到莫名的惊讶，而服膺儒家之道的大陆学人蒋庆、陈明、康晓光也逐渐在争论中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但民间自发的读经运动其后遭受挫折，2006年，全日制读经的上海“孟母堂”被上海市教育局认定为违法，被迫停办。上海市教育局认为，“孟母堂”违反了办学许可的有关规定、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违反了教育收费的有关规定，是为“三违反”。受此影响，全国的全日制读经私塾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对外只能宣传短期性的“夏令营”、“培训班”。
但希望从中国的传统经典中寻找资源来对抗体制内的人们并没有放弃，各大城市的周围，形成了许多类似于梧桐山的读经村落。这些私塾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城市近郊的村民住房作为教学场所，并且较为隐蔽，很少主动挂出牌匾。
徐勇注意到，这些私塾被查封了，往往很快就能恢复办学，东山再起，或者改头换面，或者易地重建，继续存在，因为家长本身态度非常决绝，并不会因为私塾被查封而放弃让孩子走读经教育的路子。
然而，与体制的决裂也带来了审慎的尴尬。
经历了20年的读经运动，能最终从童蒙阶段读到少年时代的孩子属于少数，大部分的孩子最终被迫重新投入了体制内教育的怀抱，而完成“三十万字”读经学业的孩子也面临着十字路口。在读完私塾之后，他们所能选择的教育道路很窄。
“现在的读经的小孩都慢慢长大了，长大了怎么办呢？很多家长都让自己的小孩出国了，以前接受的国学教育也就断掉了，如果就回到应试教育参加高考，实际上他们经受的教育也无法适应现在学校的体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读经教育很容易在“路口打转，原地徘徊”。
龚鹏程2010年所开办的国学院如今有意识地去招收那些经历过读经教育的青少年学生，“我们办一个国学专修班。把以前有国学基础的孩子集合起来进行国学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再结合西方的一些文明进行教育，”龚鹏程说，“不做这样的衔接以后怎么办呢？这也是不同于现代教育的另外一条路子嘛，如果大家还只是在路口打转，大家就只能在原地徘徊，就没有路子可走了。”
王财贵并不对学生的文凭和就业前途进行承诺，“真要进文礼书院的家长，就不可以再问这些问题了。如果有人问我这些问题，我会简捷地回答说：没有文凭，没有工作，以死了他的心。”
但能够入读“文礼书院”的学生毕竟不多，更多学生在读经私塾完成学业后，其迷茫不比体制内的学生要少。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要应付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当然很难，但要进入高等教育其实反而更简单，许多大学现在都开了国学院，对读经的孩子进行特招。”赵凯解释说。
专访王财贵：儿童读经合乎人性
时周特约记者 郭丹 发自广州
时代周报：在你的教育框架里面，为什么这么强调“死读书”？
王财贵：什么叫经，经就是经典著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永垂不朽的著作，我认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任何人可以规定的，是因为它蕴藏了天地之心、修齐之道、治平之方、文学之美，所以虽然历经了数千年，仍有它的传承价值，人类如果不读这种书读什么呢？
我认为儿童读经是合乎人性、合乎教育理念的，儿童满13岁以前是记忆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儿童的理解力不好，但是他的记忆力很好，遵循教育的时机，利用儿童良好的记忆力，而不去强求他的理解力，在这个记忆的黄金时期把经典背诵在心，将来定会开发他们的人性和智慧，奠定他们的文化教养的基础，文化教养会化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中华民族灵魂的有德有才的人，这将对中国文化的复兴产生实际的作用。
时代周报：许多人认为你的读经理论对于孩子来说太过严酷了，与一般的教育理念都不符合。
王财贵：我本身是学教育的，也在教育的学校任职教书，我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会去思考教育的道理和教育的学说。一般人是直接把美国的、西方的东西奉为圭臬，不曾想过西方的教育学说是不是对的，他们的教育学说有没有问题和缺憾大家从来不想，他们只是拿来就学。我认为中国鲜有教育家，不是抄袭，就是盲从，我们一思考就知道现在流行世界的教育学说，它是有对的地方，它是有效果的地方，但是对的不一定全对，它的效果不一定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才能逐步地接受。
中国教育这100年来，语文教育一直受到诟病，侧重点和价值观总在不断地调整，这极易导致文化的没落和断层，也将间接导致其他教学 的失败。
时代周报：你之前说过读经“重归体制”是你的最高理想，依你看来大陆民间读经教育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
王财贵：现在经典走进学校，在短期内好像有一些个体学校陆续开设经典教学的课程，但是我认为他们是绑小脚放大，第一他们读经太少，第二读经太浅，第三花样太多，这做法也会阻碍经典良好的发展，但是聊胜于无，总比不读好，所以我是希望政府改革教育，希望可以拨出少量的学校来做试验，做“老实读经”的试验，所谓“老实”就是“读大经”，这些“大经”不是从《三字经》读起，要从《论语》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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