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乡建百年，要对得起这个时代
今天的乡建人应该认真反思：我们怎么才对得起这个时代？要做出超越先辈的乡村建设才对，我们有能力、有条件，但没有认真去想应该怎么做。
特约记者 杨宇斌 发自广州
李昌平，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曾先后就职于乐施会、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等，2011年创建中国乡建院，任院长。扎根乡村多年，李昌平对乡村建设有着深入的研究。
“乡建大多还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大陆有哪些乡村建设的实践？
李昌平：中国当前的乡村建设有几股力量。第一股是政府，主要是按照中央的城镇化战略来行动，比如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小村怎么变大村、公共资源如何使用更有效率等角度，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手上有钱，地方政府也有土地财政的动力，他们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导者。
第二股是资本，又可分为商业性资本和公益性资本。既有纯粹的商业行为，让农民上楼的目的是为了做生意，跟房地产开发是一样的；也有纯粹帮助家乡搞建设的情况。
第三股是民间组织、民间力量，像欧宁、我们、温铁军，还有一些国际NGO组织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另外还有农民共同体的力量，像华西、南街、大寨，多年来靠自己的力量自我建设，也搞得挺好。这些地方的农民共同体一直存在，所以他们可以完成自主的新农村建设。
时代周报：它们各自有何特点？
李昌平：政府就是要完成上面的指标，比如要搞多少条村的改造，一般着眼于政绩。从中央来讲则是要拉动内需，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资源得到更有效使用。地方政府也还要兼顾地方财政，增加土地收入。所以政府的步伐都比较大，特点是大拆大建，因为这些看得见摸得着。
除公益性资本以外，一般的商业资本下乡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主要是靠土地赚钱。所以他们的特点也是做得比较快，房子都整齐划一，把农民搞上楼，拆了重来。不这样做赚不到土地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破坏性的建设，不考虑历史和文化。
社会各种组织、各种力量去做乡村建设，就有很多种选择，包括文化、艺术、发展生产、教育等角度，但力量分散。例如中国乡建院的做法是综合性的，系统地修复乡村。目前能够通过各种合力形成专业性的团队很少，多是凭自己的爱好单打独斗，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其实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但当前大多还停留在100年前的新农村建设水平上。今天已经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在怎么形成团队方面有了很多新的探索。当前的农村建设应该打造成2.0版，不能像百货公司的采购—购买形式，应该类似于马云的淘宝店形式，在农村创造一个平台，不管是农户、组织还是外部力量，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所以新农村建设应该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还有就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有共同体，可以从事社区建设。小岗村式的分田单干，由于共同体解散了，就没有能力去指导自己的新农村建设。所以它的村支部书记产生不出来、村长产生不出来，还要上面派，它所有的建设都要省里给钱，是没有主体性的，所以它的经济发展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统一不起来。像一些共同体没有解散的村庄，它的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新农村建设也做得比较好，是全方位的系统性建设。
台湾的乡建，农民自主性强
时代周报：国内有哪些团队是比较具有规模或是做得比较规范？
李昌平：规范谈不上，就是比较系统性地组成一个团队来开展工作。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何慧丽、温铁军等。还有一些国际NGO组织、国企也做农村建设，他们做得比较单一，没有形成自己的专业团队，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也逐步地把自己的队伍变得综合一点、专业一点。
我们过去也像他们一样，各搞各的。比如孙君过去是搞环保的、我是搞内置金融的，我们以及国内外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今天这个比较专业的团队。单一的做法解决不了农村问题，农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系统，所以我们也产生了整合的愿望。这样我们的产品、服务才卖得到钱，才会受欢迎。比如说规划、设计、施工、指导、内置金融、土地流转、抵押贷款、村庄养老、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等，提供一整套系统性的服务。我们接到单子以后，就给他们去干活，所以完全是卖自己的服务。只有组成专业团队，服务才会有价值。过去我们都是申请基金会的钱来资助做一些事情，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基金会的钱了，可以靠自己。
时代周报：有人会觉得欧宁在碧山的实践更像是艺术项目，你如何看待他的实践和设想？
李昌平：他跟我们早期很多人做的事一样，看到一个村子，很兴奋，就从自己的视角看怎么来改造、建设这个村庄。比如艺术、文化、环保、有机农业等。有的人去了能做一点事情，有的人做不成，我觉得这都不要紧，只要有人去做，并且他没有恶意，不是要把农民的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来获得暴利。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但不要紧，最后肯定会找到自己认为可行的路子，不停地去试，还是可以搞得成，就是时间问题。如果有人质疑也是正常的，质疑也有好处，在质疑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不停地改进。
时代周报：台湾的乡村建设与大陆的情况有无可比性？或者换个说法，台湾的经验对我们的借鉴意义有多大？
李昌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外部的力量在台湾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不可否认。不同点就在于台湾的农民组织比较强大，他们的主体性比较强，所以个人或组织下去做事就比较容易。我们就可能困难一些，因为我们的农村缺乏强有力的主体。大陆的外部力量到农村之后，还必须从组织农民、理顺农民内部关系开始，才能把事情做好。
“我们该做出超越晏阳初的乡建才对”
时代周报：现在的人说起乡村建设仍然喜欢谈晏阳初、梁漱溟的时代，当下的乡村建设和那时比有哪些差异？
李昌平：其实清朝政府在1904年就搞过新农村建设，比梁漱溟、晏阳初更早。当时国内战乱不断，梁、晏没有环境去做，干的时间也很短，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我们今天做乡村建设还停留在他们那个水平上，就对不起这个时代了，今天的物质、技术、通讯、交通等条件，都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更高的理念去做事情，应该要做出高于他们很多的水平，才是对的。农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应该怎样用经济的增量、金钱的增量把这个系统激活，进行系统性的修复，再经营它？建设完以后，我们离开了以后，这个地方照样能维持，要建立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才行。
所以今天的乡建人应该认真反思：我们怎么才对得起这个时代？要做出超越先辈的乡村建设才对，我们有能力、有条件，但没有认真去想应该怎么做。
时代周报：你认为当前的乡村建设实践面临着怎样的复杂性？
李昌平：其实也不是有多复杂，而是做的人如何去认识乡村、基层政府和农民，最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做？我们到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村一盘散沙，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很难把关系理顺，很难形成一个共同体、劲往一处使去做事情。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且很擅长。但是怎么把这些力量整合进来？这才是今天的问题。
时代周报：可以理解为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民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性；另一个是外部的人和力量也欠缺组织性。也就是说有两个欠组织性的问题。
李昌平：对，你总结得很好。我们外部的人单打独斗，农民也是单打独斗。
时代周报：相对于乡村建设而言，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性会不会更突出？
李昌平：我们做乡村建设，一定要把农民的组织建设摆在第一位。现在的农村是无主体社会，没有主体性，怎么搞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呢？有主体性以后，要完成三大任务：第一经济发展，第二社区建设，第三社区治理。经济和社区发展得好，能促进社区治理；社区治理能力越强，又能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区建设。
时代周报：乡村建设是包括了社区治理的？
李昌平：对。所以我们讲“四权”—产权、财权、事权、治权，这是农村共同体必须要有的四种统一的权力。与传统社会的家族共同体道理一样，有家族经济才能处理家族的事务、治理家族。中国是由家族共同体社会过渡到村社共同体，这个转变在毛泽东时代完成。改革开放以后，家族共同体没有恢复起来，村社共同体又解体了，现在变成了无主体社会。所以现在的难题就在于到农村去以后，农村治理没有主体了，谁都抓不住。所以我们下去以后要做组织建设，实际上就是共同体建设。
时代周报：你想要建设的村社共同体，是什么形式的？是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还是一种新的形式？
李昌平：谁有能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呢？另外那个时代有统购统销、命令经济做支撑，所以它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今天不可能恢复了。现在是在私产条件下建共同体。但毛泽东留下来的村社生活结构还是可以利用的。我们说的共同体，跟家族共同体比也比不上，与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比也谈不上。共同体也只是个名称，最主要的是要给它一些改造，充实一些东西进去。让它适应在今天市场条件下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资产权利是什么，不然就承担不起乡村治理的任务，不能成为强势的市场主体带领成员适应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好像谈起村社共同体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没有那种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回得去呢？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自治社会，一定要有共同体，没有共同体怎么能搞自治呢？
共同体的重建，最好的切入点是“内置金融”—村社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中国农村经济学特性之一是“信用短缺型”社会，中国农业经济的经济学特征之一是“金融短缺型”农业。
作者系哲学博士，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乡建百年】专题报道
碧山：黄山脚下的中国城乡互动缩影
我父亲的失败乡建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