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店缔造者徐文荣：横店的过去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某种程度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才是横店这出大戏的真正明星，横店集团员工一般称他“老板”，亲密一点的人则尊他为“老爷子”。
本报记者 刘科 发自横店
8点半上班，12点吃中饭，下午1点半上班，6点下班，如果遇到家中有事或身体不适，他会提前在下午5点回家。晚上，偶尔看几眼拍摄自横店的影视剧，这是80岁高龄的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退休后的日常生活。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间善拐大弯的人物，看上去并没有明确的退休计划，甚至周末，只要人在横店，他依然在四共委（“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的办公地上班。
除了一位秘书，整个办公室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坐在偌大的空间内，很多时候，他是个安静的老人，但在与人交谈时，仍会流露出一种让人感到威慑的目光。
在如今每年超过400亿元营收的横店帝国中，横店影视城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却声名在外。
作为影视之都，这里经常有大牌明星出没，当地百姓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某种程度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才是横店这出大戏的真正明星，横店集团员工一般称他“老板”，亲密一点的人则尊他为“老爷子”。
30年来，徐老爷子硬是将过去只有一条主街道，几乎全靠种地为生的浙江一个穷乡镇—横店，打造成了如今的全国经济强镇、旅游和影视名镇。
这座小镇无处不显示着徐文荣的影响，在时代周报记者入住的宾馆房间内，整齐摆放着七本有关横店的书籍，其中包括他的口述自传《风雨人生》。
和众多浙商一样，他白手起家，商业嗅觉敏锐，胆识过人，并且有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他的个人经历和一系列决定，至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小镇的走向。
双重角色
和众多浙商一样，徐文荣的人生也为时代所造化。他出生在解放前的一个贫苦家庭，仅小学文化，对政治动荡的影响记忆犹新，也正因此，他在岁月磨砺后白手起家，商业嗅觉敏锐，胆识过人，并且有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在其自传中，他如是总结其一生：“苦难童年、风雨青年、奋斗中年、成功老年、伤感暮年。”
1974年，徐文荣开始创办人生的第一家企业横店丝厂。日后，他陆续办过的工厂有好几百家，这其中许多工厂后来陆续关掉、垮掉、或者并转。
在徐文荣早年的创业史上，敢为人先可谓一个特别的标签，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他涉足了磁性材料领域，继而将版图扩展至医药等多个领域。彼时的横店，即已经作为中国乡镇企业的一个标杆，被当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所瞩目。
1998年，88岁高龄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专程考察横店，徐文荣与费孝通做过一次深入交谈。费孝通认为，苏南以集体经济为主，温州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横店模式则是两者的结合。
回头来看，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转折点，任何人都试图将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徐文荣也引领这个小镇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长路径，而能够将贫瘠的家乡变成富甲一方的村庄，某种意义上，徐文荣兼有企业管理者和乡村父母官的双重角色。
当然，最令其声名鹊起的自是被称作“东方好莱坞”的横店影视城的诞生。1996年，徐文荣兴建了首批影视场景之后，大量群众演员拥入这座小镇。
造城的初始只为吸引投资，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横店集团的工业作为乡镇企业的代表在国内已有了很大知名度，但另一方面，在产业升级和吸引人才上，仍面临着现实瓶颈。
之后，他按照1：1的比例，从山村里“炸出”了一座故宫，这成为横店旅游业发端之一，更是他亲手缔造的横店影视文化王国史上的浓彩一笔。
1999年，徐文荣做出了令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任何剧组到横店拍戏一律免费。尽管在决策之时遭遇过内部的很多反对，但放在如今观察，这显然是个妙举，全国的剧组此后拥向横店，横店影视文化产业的雏形显现。
2001年，徐文荣宣布退休，接任者是其长子徐永安，如今，他很少过问横店集团的日常运营，用他自己的话讲，“不参与，更不干预”。但毫无疑问，在横店，他仍有着独特的感召力和征服力。
卸任后，他一手创立了“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这是一个较难定义的身份—它并非政府部门，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政府职能，比如出资改造横店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老年康乐园、健康咨询服务站等，提供资金用于扶贫工程，再比如每个月为符合条件的老人补贴数百元等。
万花园替代圆明新园
唯一令徐感到挫败的是被搁浅的圆明园复制计划。2008年，徐文荣对外宣布投资200亿元复制圆明园。其中，130亿元用于文物回收和复制，70亿元属于建设资金，这包括 44.7亿元的土地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和26亿元园林建设费用。
为此徐花15年时间考察筹备，甚至亲自赴北京圆明园遗址丈量了实际尺寸，并参照历史地理学家候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清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的平面图(咸丰十年绘)等图、书、文献资料，最终聘请70多位专家复原出设计图。徐认为这一项目至少可以带动3.5万人的就业。
令徐文荣始料未及的是消息一出，各种争议纷至沓来，复建圆明新园项目被迫叫停。在他自己的口述传记中，他自称是伤感暮年，“我心中的苦，是不被人理解，我心中的痛，是因那些在台上不为老百姓做事的官员，而为我们党感到心痛，我的伤感与遗憾，就是那些明明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事情为什么不让你做”。
7月11日，时代周报记者向他询问，现在是否仍有“暮年伤感”之情，这位80岁的老人说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两年他正忙碌于一个全新的万花园项目。他自称是劳碌命，“苦命的人是不怕苦的，我知道，我这一生注定是要劳碌终年”。
时代周报：你今年80岁了，还一直没有停止工作，现在主要在忙些什么？
徐文荣：现在主要在忙四共委的事情，四共委是我退下来成立的，当时年龄稍微大些的员工，跟着我过来了。
圆明新园不建之后，我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过一个讲话，“如果在浙江不能造，那我在全国去造。全国不能造，那我去国外造。”后来央视播出的时候，“全国不能造，那我去国外造”这句话没有了。
后来有三个国家邀请我们去建，但是（我们）都没有去，全国很多省份也邀请我去建圆明新园，我趁机去考察了一番，除了新疆、内蒙古以及黄河两岸大面积的水流冲击地，其它很多省份土地是乱用了，从这个角度讲，严控土地指标是对的。
过去有一些反对（复建）的声音，现在发展影视产业是可以的，也许还会有反对声音，但我们已经不是复原了，现在做的万花园项目是在复原基础上的创新。
万花园里有100个园林，一所园子里有一所房子，房子外面都是种树种草，房子没在花草之中，万花园有皇家建筑、官家建筑、商家建筑，还有洋家建筑和民家建筑，全部建筑会在花草之中，房子占的比例比较小。这其中只有皇家建筑部分是模仿的圆明园，里面有150米高、30米长的瀑布，还有国家林业局支持的5万平方米左右的皇家狩猎场，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保护基地。
这个工程从2012年5月开始炸山，用了1万吨的炸药，山上都是荒草还有土坟，坟都是一个一个搬迁到了公墓里，目前开工进展2年了。
万花园分春园、夏园、秋园和冬园，春园争取在明年5月开业，夏园和秋园会在2016年3月左右完工，冬园可能要更远的时间了，按照规划，冬园是一个红楼梦园。
现在中央提出来要文化强国，而且提倡要发展民族文化，现在我们恢复一部分圆明新园，是允许的，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来横店考察时公开鼓励我们，万花园要大胆造，是好事啊。
横店农村改革三部曲
时代周报：过去经济界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这样的提法，也包括横店模式。过去几年来，像“温州模式”，遇到了一些困难，你怎么看待？横店模式现在有没有遇到困难？
徐文荣：浙江省的很多企业过去都是短平快的项目起家，后来发展了一些科技项目，但是规模都不大，再后来像汽车等产业发展起来，规模变大了。现在这些企业都是量化（股份制）的，万向的鲁冠球也好，娃哈哈的宗庆后也好，只有我们一家企业是不量化的。
我们有一个志向，带动老百姓一起富起来。1990年左右国家推进国企改革，出台很多企业股份制的政策，各地乡镇企业也一哄而上，当时社会上很复杂，有毛派，还有其它各种思想，我们总结了横店的发展模式，成立了社团经济联合会。
马克思没有出来的时候，意大利有个学者反对皇权，讲了很多反动话，抓了坐牢了，牢里关了30年，写了一本书《太阳城》，书里说，要让太阳照耀到每个人和每寸土地。
我们提出社团经济，就是希望将太阳照耀到横店每个人身上。横店模式的核心是社团经济，宗旨是四共—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特点是：产权共有，政企分开，社团主导，多轮驱动。
我退下来时，提出了“用天下人，聚天下资、谋天下利”的理念，允许员工们拿股份，当时定的原则是“存量资产不量化，但增量资产可以拿来分股份”。
过去有很多地方来横店考察，但都没有学好。如果有所谓横店模式的话，就是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和农民工人化，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
现在浙江一些民营企业日子很难过，靠银行贷款，现在省里主要在抓大企业，但大企业也很难抓，银行的贷款没有了，银行的负债率很高。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现困难。
美国很多资本家赚了钱，把企业越办越大，钱赚来后不是留给后代，都用在了公共事业和慈善上，这么比起来，我们企业家的思想境界还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思想先进。
时代周报：早在1994年，你就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国家是在十七大之后才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你的这一思路相当超前，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徐文荣：我做过商业、工业，样样东西都做过，横店富起来了，但富起来的人们却没有健康的文化生活，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外来的人才也留不住。那时，我就想把横店装修一下，而装饰的材料就是文化。
农村的文化程度很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每年组织200人出去学习，后来我们自己办技校、高中、大学，但是要外地的人才来横店太困难了，镇里只有一条6米宽的路，汽车开不进来，所以我们要拿出一部分钱，来承担一部分原本政府来做的事，比如我们搞市政道路、搞绿化、搞水电，现在我们移交给政府了。
没有文化，人才是引不进的，文化可以装扮山河，可以带动服务行业，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所以当时提文化力的意思就是，“开发文化力，促进生产力，提高它的经济效应”。
我们搞文化产业，先搞旅游，再搞影视产业，这个文化力是很重要的。
过去我是坐拖拉机的，慢慢发展到可以坐奔驰车，现在的横店像城市了。
时代周报：多年以来，你一直在为横店的“撤镇建市”努力。
徐文荣：我认为，把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在城市管理上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农民虽然进了城，但仍然在城市最底层，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
我给横店设计了一条路，三个三部曲，就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从农民到工人再到市民；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横店就是按照这条路来走的。
一开始，国家发改委规定只要5万人口，一条马路一条街就可以批城市。东阳市不同意，后来我到北京去跑，请了十几个部的研究小城市的人，他们说可以绕过东阳。我说，不行，横店毕竟地方很小，这样做是走不通的，还是不批好。
过去周边的磐安县很想跟横店并在一起，并进来后成立横店市，但市区放在磐安，他们希望把磐安的影视旅游产业带动起来，我们不同意。
现在横店在搞浙江省的小城市培育试点，很多财权和事权放下来了，我现在不强调一定要（横店）建市，我更看重的是经济发展、企业发展，这才是根本的。
“本质上我还是一个农民”
时代周报：你过去有个观点，“办企业要关心政治，又不要追求政治”。这里有没有矛盾的意思在？
徐文荣：是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我都当过，包括全国劳模也好，这些我从来没争过，实在推不掉，就接受了。
县一级的争官是最厉害的，包括我们横店内部过去也在争，我曾经跟手下人说过，你们要是想去政府当常委，那请你离开集团。我的看法是，不要去争官，他们自己里面的官位都安排不下来了，你还去争官做干什么？
时代周报：你过去还有个观点—改革的人会吃亏。
徐文荣：我理解改革开放，是为我所用，好用的用，不好用的不用。改革开放后，出现过价格双轨制，造成了大量贪污腐败，这些东西不要去学，我们也学不过来。
改革开放是很难的，执行起来更难，横店的过去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办法，如果都按规定来，那还要什么改革？我掌握一条，只要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就不怕。
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懂政治，懂政治导向，像改革开放以来，都是三中全会来定路线，这次中央提出中国梦，中国梦的核心是什么，必须去了解。
我认为，理解中国梦，跟老百姓有关的，有三个关联的意思在：一是文化强国，二是到2020年人民生活水平要翻一番，第三个是环保，这些都是与人民密切相关的，至于机构改革、反腐，这些都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十八大后，中央对城镇化工作开始重视，特别是去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里面提到，国家要强，农业必须强。国家要美，农村必须美。国家要富，农村必须富。这“三农”讲得透彻啊，横店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时代周报：对于横店未来怎么走的问题，你最近有没有新的思考？
徐文荣：我的梦想很大，能否实现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在搞影视文化、旅游文化、收藏文化，根本是带动旅游，我希望每年能吸引1000万人到横店来。
我们以后不会在横店新建项目了，但是随着旅游人口的增加，横店现在还缺高级宾馆，所以还在考虑建宾馆，但是不会去占用土地，可能会考虑建到荒山，在几个山顶上建宾馆，然后用“万里长城”连接起来，把横店的五万亩森林公园都包起来，既是景，也能防火，这是我想在横店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我希望未来可以到北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等大城市去建窗口，把横店影视产业的品牌输出去。
时代周报：你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大队书记、“走资派”、农民企业家、人大代表、社会企业家、国家劳模等，你自己更看重哪个身份？
徐文荣：我这辈子什么都做过，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国家干部，当干部的时候受人排斥，不爱讲违心的话，就要受人控制和利用，所以从内心不愿意，辞了干部之后回家当农民。当农民后，做的工作很多，包括农业、统计、会计、乡改、林业，前前后后办过700多个企业，什么都做过，都是靠自己在慢慢摸索。
我这样的人是土八路，可能比较爱学习。我这辈子想做的事，就是想改变横店，让横店的老百姓富起来，能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让老百姓走向小康、中康、大康。我只不过是组织了机构，经营了企业，赚了一些钱，再回馈给社会，但本质上我还是一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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