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支撑”改革——专访迟福林:新消费时代来临,应以短痛换发展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4-05-15 01:24:43
  • [摘要] 迟福林认为,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决策者能不能下决心尽早让关键领域的改革破题政策破题—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它既符合中长期的发展政策,也快速能作用于短期的增长

    迟福林:应当下决心进行改革,用短期的痛苦换取中长期的发展。 CFP供图

    尽管听上去,改革、行政体制距离我们日常生活非常遥远,但正如一位缅甸政治家所说: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时刻地关心着你。

    在迟福林看来,政治正是生活的风向标。并且他相信,解决经济降速这一近渴,在新一届共产党领袖主导的改革中,并非不可能。他认为,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决策者能不能下决心尽早让关键领域的改革破题政策破题—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它既符合中长期的发展政策,也快速能作用于短期的增长。

    中国目前的政策,对结构性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仍然很大。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依赖于政府对财富和资源的支配,由此导致在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上,政府所得占比过高,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由此导致居民消费受到抑制。

    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这一背景中,消费的疲软,直接影响城镇化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要保证未来5-10年的保7%以上的中速增长,其核心仍在消费需求上。


    本报记者 刘巍 发自海南

    伴随着南方四月的燥热和五月的绵绵阴雨,对未来的不确定一如中国的经济走向。在“看多”和“看空”两种对立声音的对冲背后,是我国第一季度宏观数据的走低。

    尽管我们相信终将走出阴雨,但如何有效治理现下的种种顽疾,是身处深水区的改革力量必须面对的考验。

    经济结构调整、国企、行政体制、推进“人口城镇化”等诸多问题,都是改革的重镇。

    另一方面,除了刺激与否的分歧之外,改革背后的政策,也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处理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关系,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意味着,理顺国内各方矛盾成为了改革的开弓之箭。

    在这一特殊时刻,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转型研究专家迟福林,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中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战略选择,随着新消费时代来临,合理配置公共资源,释放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可以作为短期增长和转型的支撑;而开放市场,建立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则可以为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经济“转弯”应着眼中长期

    时代周报:一季度宏观经济指数下行,一个预测是中央政府会出台政策救市,二是会继续进行短期刺激,你对此怎么看?

    迟福林:改革和调整结构,是我们要稳步增长的一个关键。但究竟是更看重中长期发展还是短期增速,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不在短期,而是中长期。尽管短期的经济压力一定会有。现在迫切要求是,在经济“转弯”的过程中,决策的思路要转变。思路不转变,放任经济按照原有的方式高速发展或者过度降温,都会引发严重后果。保持适度的增长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改革过程中,微刺激是相对合适的,能够为经济平稳转型创造条件。

    中长期增长的优势条件在哪里?在内需和消费。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都将带来大量的消费需求,这一需求可使中国在未来5-10年内保持7%以上的中速增长。

    举例来说,北京现在再建十个儿童医院,也一样有需求。现在有数十万人出国求学,教育需求也已经大量外流。健康服务的需求也非常大,投资则严重不足。与常见的误解不同,消费并不排斥投资,而是需要投资,并且投资空间巨大。人口城镇化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总量的释放,和服务业的发展需求。释放增长潜力关键在市场。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我国的突出优势。初步估算,到2020年,我国潜在消费需求将达到50万亿元左右;加上引致的投资需求,内需总规模有望达到上百万亿元。这将为实现7%-8%的中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把增长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动力,关键是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时代周报:另一个原因是否因为改革的红利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会慢慢显现?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的稳定作用是否比较小?

    迟福林:改革并非解不了近渴的远水。关键在于决策者能不能下决心尽早让政策破土—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它既符合中长期的发展政策,也快速能作用于短期的增长。

    中国目前的政策,对结构性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仍然很大。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依赖于政府对财富和资源的支配,由此导致在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上,政府所得占比过高,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由此导致抑制居民消费。

    另一方面,高度依赖于投资,具有“亲资本”倾向,由此导致企业收入占比偏高,劳动报酬占比偏低,降低居民消费能力。重生产建设、忽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重投资数量扩张,忽视消费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导致消费环境不断恶化。如果消费环境改善,消费额的迅速增加是有很大空间的。

    时代周报:有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政策的结果。那么,在以消费拉动经济的转型中,政府是否不应当主导投资?

    迟福林:这不是政府是否主导的问题,而是投资结构的问题。

    政府的投资依然很重要,问题是投什么:是继续投资铁公基或重化工业,还是老百姓急需的教育、医疗、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是严重不足的,政府在这些方面增加投资能带动社会资本投入。

    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些领域,行政垄断比较严重,社会资本难以进入,所以,放开服务业市场,释放投资的空间,让社会资本进入,这很重要,也很急迫。

    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在重化工业的投资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天国企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公益性的投资,公益性投资做好了,就发挥了国企重要作用,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才能发挥国企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的重要作用。

    公共资源配置:城镇化与中产的起点

    时代周报:人口城镇化过程当中,政府应当做什么?

    迟福林:第一,目前政府已经做出了国家城镇化的规划。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不低于45%,这个指标稍微低了一点,应该达到50%左右。

    第二,就是要加快改革。改革要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上破题,这样才能使人口城镇化有动力和制度保障。

    第三,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适应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来推动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调整,尤为重要。

    时代周报:加快中小城镇建设,应该政府投入还是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迟福林: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

    中小城镇主要的问题是公共资源配置。因为公共资源配置大多数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我们现在总强调产业,但公共资源的配置更是一个基本条件。有了一定的公共资源,人口就会向那里集聚、倾斜,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一定的产业形成。

    在中小城镇发展上,第一位的就是公共资源配置。政府要加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的投资,来尽快实现按人口而不是按城市的行政级别来配置公共资源。

    其次,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政府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来激活社会资本,采取多种政策来支持社会资本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比如,可以率先放开中小城镇的医疗、教育等行业,让社会资本可以广泛地参与这些行业。

    时代周报:中国要发展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已经成为各方共识。那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中,没有形成大比例的中产阶层,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迟福林: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阶段的变化,中产阶层在逐步成长,但中产阶层规模整体上,与中国发展的进程不相适应,现在中产只有25%左右的比重。这种不相适应有几种原因:

    第一,中产阶层主要分布再城镇,而人口城镇化的进程比较慢,落后规模城镇化18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缓慢。我们国家服务业的比重相较于同等国家至少低10个百分点。

    第三,取决于分配结构——向中产阶层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改革不到位。

    第四,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对创业、创新、产权保护等相关的改革缓慢和中产阶级层面扩大得不相适应。

    第五,最重要的是,中产阶层很多都被绑在房子上了,如果房价出问题,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中产了。所以保持房价的相对稳定,也与中产阶层形成有特别重要的关系。现在中产阶层大多数都是两套房,一套比较小的,一套改善性住房,通常有不少贷款,压力很大。所以保持房价的稳定,不仅是对市场的影响,而且对人口结构,特别是稳定发展中产阶层,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那么制度和产业政策上,应当如何在培育中产方面着力?

    迟福林:第一,中产阶层比例的提高依赖于城镇化,如果城镇化率很低,那中产阶层的比重肯定不会很高。

    第二,中产阶层的形成是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更多的白领,收入水平也相对比较高。

    第三,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现在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能否建立起有利于中产阶层形成的税收制度。如果以中产阶层为纳税主体的财税制度不改革,那就很难。

    目前,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创造中产阶层形成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这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而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随着现在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结构的调整,未来十年将是中产阶层快速发展的时期。

    如果到2020年中产阶层发展的比重还达不到40%以上,那么我们所谓的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收入分配改革、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等目标,可能都面临着很重大且多方面的挑战。

    让社会资本不再有疑虑

    时代周报:在博鳌论坛上进行的讨论显示,民营企业家对混合制改革大多持观望态度而非乐观参与,那么如何能够激发社会资本的热情?是否改革国企的用人体制和管理方式是必须的?从央企高管的去行政级别化入手是否一种好的改革方式?

    迟福林:国企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用人机制问题。第一,混合制改革的一个目的是激活社会资本;第二,重点则是反垄断。垄断行业不改革,社会资本进不去。第三,在这个前提下,重心应当放在中小企业,希望社会资本能起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最担心的就是参与国企,利益得不到保障。发展改革设计的目标很清楚,是激活国有资本,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现实的很多情况,正好与改革的初衷是相悖的,问题在于改革的行动不到位。第二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没出台,未来国有资本的管理重点是管资本而不是管企业。重点在于管理资本,不在于参股比例的大小,也不在于企业的形态。

    这将随着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改变而自然实现。将来高管的任免都由董事会来决定,这样国企的内部结构就会逐渐发生变化。现在简单地从人事组织办法上进行改变,不是不可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时代周报: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你对国企改革的效果是否持乐观态度?

    迟福林:从管企业到管资本,会发生三个变化:第一是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变化,目前管事、管人和管资产是三者相结合的。未来则主要管资产,人谁管呢?企业自己管。第二,追求的不是国有企业的大小,而追求国有资本的效益,你在哪个领域国有资本的比例会比较小一些,比如在竞争性行业就不追求国有资本控股或必须占一定比例,这样混合制才能发展起来。追求的目标会进行转换,在公益性领域,国有资本则主要追求社会效益。第三,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一部分变成公益性国有企业,一部分以资本管理的方式进行改革,这就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顶层设计和顶层协调做好,我对国企改革的未来还是非常乐观的。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如果国企行政化倾向不改变,资本效益难以提高,企业也难以发展。市场的力量也将倒逼国企改革进行。

    时代周报: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迟福林:制约服务业发展的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是市场开放的严重滞后;第二,税收制度也严重制约着服务业的发展,目前的税收制度是鼓励重化工业的发展;第三就是服务业用地价格比工业价格高好几倍,有的地方达到四五倍,甚至低价、无价提供工业用地,目的是快速做大GDP。

    从工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经济转型过程中,第一是要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建立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第二,用地政策方面要进行改革,至少要做到两类行业用地价格相当—用地价格过高使中小企业进入服务业的成本过高,将大大抑制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中小企业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

    从GDP考核转向公共服务考核

    时代周报:如何能让地方从竞争主导型的政府变为服务主导型的政府?

    迟福林:第一,中央地方关系要改革,现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上以经济总量为主的关系,地方的经济总量高,中央的财政就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需要进行的变革。

    第二,干部考核,要考核公共服务有没有做好,要从GDP考核为主要标准转向以公共服务考核为主要标准。

    第三,就是税收体制的改变,未来是建立消费税为主体的税种。

    第四,金融方面的改革,金融还是一种投资型金融还是消费型金融为中心。

    服务性地方政府的考核也应当淡化GDP指标,从就业率如何、社保水平如何、公共资源建设如何、人民满意率如何等方面,建立一套评价体制。这难度并不大,而且是以社会满意度为标准的。

    营业税为主体的税制向增值税、消费税改革,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的确有一些影响。但还是应当下决心进行改革,用短期的痛苦换取中长期的发展。

    时代周报:广东自贸区应当在哪方面进行先行先试、探索突破?

    迟福林:广东不是简单的自贸区的概念,广东最应当做的是和港澳进行服务产业对接。这是它得天独厚的条件。广东不是靠一两个自贸区来带动自身的发展—尽管这很重要,但更重的是服务领域的开放,并率先实现在服务领域与港澳对接,这样广东就会继续在全国的开放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样也会带动广东的转型和升级。像高等教育、会计、法律、咨询、物流、金融等行业都应当进行开放和对接。

    广东再建一两个像前海这样的“自贸区”或准自贸区,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广东经济转型首要的课题,就是能不能和港澳的服务业对接。为此,它的服务业市场开放,服务业制度创新,恐怕是最紧要的。以服务业与港澳对接为开放的目标,是广东的使命。

    这种对接,服务业行业标准的对接,也是制度的对接,根本上,还是制度环境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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