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国英:愿出口衰退倒逼深层次改革

    观点 > | Time Weekly - 2011-10-20 03:45:19
  • 特约评论员 杨国英

    出口在衰退!这是10月13-14日,温家宝总理出席第110届广交会期间,召开外贸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时所得到的普遍反馈。

    确实如此,虽然1-8月,我国出口增长23.6%达12226.3亿美元,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亦减少了10%。而这之于欧美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所带来的外部需求持续减缓而言,可能仅是我国新一轮出口大幅下滑的初始。

    外贸出口之于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我国而言,其重要性一直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更何况,在我国对前两年应对次贷危机推出的“刺激性”投资,进行大幅收缩时,其之于经济增长“补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显然,恢复往日出口的竞争力,对于促进我国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的背景下。而如何恢复?出口企业理所当然会想到:推出利于出口的政策、放松出口企业的信贷、扭转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抑制通胀带来的成本压力……

    但这些建议,之于宏观政策层面显得相互冲突。例如:要“抑制通胀带来的成本压力”,必然需要从紧的货币政策。但从紧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信贷规模控制,则又与“放松出口企业的信贷”的需求相违。

    而“推出利于出口的政策”、“扭转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此类建议,又很难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进行平衡协调。欧美经济的不景气、债务的持续高企,必然指望尽快扭转自身持续加大的贸易逆差。而此时,我国“推出利于出口的政策”或“扭转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则势必会激化本已存在的贸易冲突和汇率冲突,新一轮更为剧烈的贸易战、汇率战必然会由此引发。

    这就是当前我国经济的纠结之处。而这种纠结,不仅体现在出口层面,之于范围更为广阔的“投资”和“内需”亦是如此。企图通过加大投资保持经济增长,不仅会造成我国经济效率的大幅降低,银行系统的坏账率亦会因此大幅上升,过去两年刺激性投资所产生的今天逾10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即是明证。除此之外,持续依赖投资性增长,更与我国现有的资源支撑、既定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明显冲突。

    而之于内需拉动而言,对于因高房价而严重透支的我国居民收入,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保障尚未能相对全覆盖,而通胀又持续高企之时,指望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显然更不现实。

    对于严重纠结的我国经济,任何技术层面的修补,似乎均会相互牵扯而难见成效。与信贷、出口、税收、汇率等具体的财经政策相比,之于制度层面的经济深化改革,则显得更为重要,且之于中长期而言,更能减少与其他经济体的直接冲突,从而增强我国经济的持续竞争力。例如在资源配置环节,无论是信贷资源的配置、相关产业的准入,还是具体的垄断行业定价权,在国企与民企,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均应尽快扭转当前的严重不平衡状态。而之于收入分配改革层面,在一次收入分配动作过大会造成明显负作用时,须在二次收入再分配上大力调整,对于民生保障的相对倾斜,不仅会为经济持续发展形成稳定的社会氛围,更会成为全面内需的拉动助推动力。

    只有在上述更为制度性、更为结构性的层面,持续进行经济深化改革,信贷、出口、税收、汇率等具体财经政策的出台,才更具现实意义。亦即是说,只有在经济深化改革层面形成长效机制时,具体财金政策的出台,才不会成为零和游戏的翻版,才不致因相互冲突干扰而使目标难以达成。

    回顾改革开放32年,我们发现几乎每次经济遭遇重大挫折时,均是通过制度层面的经济改革,在此基础上辅以针对性的财经政策,才能使我国经济走出增长陷阱。例如:我国经济在1989—1990年陷入4%左右的低增长时,在邓小平1992年初通过南巡讲话,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识后,在此基础上针对外资引进、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从而使我国经济随后迎来长达7年均速高达12%左右的增长,并为延续至今的经济改革定下基调。而在我国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长在1998—2001年处于均速7.6%的相对低位时,中央通过国退民进、赋予民资以相对的主体地位,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的体制层面的松绑,再结合具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使得我国经济随即恢复至10%左右的增长。

    当然,2000年前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层面的松绑,给今天民生保障的平衡形成了部分阻力,但之于中长期而言,上述领域的市场化与保障化并行,在制度层面具有绝对的合理性。

    对于当下我国出口受挫、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内需难以拉动等增长困境,我们似乎更应从经济体制层面寻找突破口,而不是急于寻求短期即能恢复的“大力神丸”。因为它事实上并不存在,且易成为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隐患,更会激化本已呈加剧态势的国际经济冲突。

    事实上,当下我国经济的真正纠结之处,并不在于相关产业与具体调控政策之间的矛盾,亦不在于新兴经济体增长与发达经济体复苏之间的矛盾,而在于我国经济自身存在的资源配置不均衡、市场法治的不健全、民生保障的相对滞后,与我国经济持续深化改革之间的矛盾。

    而如果我们通过经济体制的持续深化改革,化解上述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则我国经济在短期增长减缓之后,对于中长期必将迎来更为健康的可持续性增长。因为反观当下全球经济走势,在欧美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日本遭受地震核泄、中东民运纷起之时,正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之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对比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国普遍高达8%-25%的通胀而言,我国当下6%左右的通胀水平明显更具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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