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民间话事权旧改天地宽
谢勇
“在经历了开发商主导、政府主导等几种模式的艰难探索后，广州市的旧城改造终于摸索出一种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相对平衡的新模式，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参考经验。”
“城中村”在广州正在成为往事。这场起源于30年前的 “改造”，只是到最近几年，才逐渐在广州这个华南都市一步步成为现实。也许应该感谢地缘政治文化传统赋予这个城市一以贯之的某种品格：尊重民间，相对灵活的治理方式。总之，广州的各个村庄终于没有在城市扩张中被所谓“公共利益”之类的噱头早早解决掉，而是以一种相对执中的方式，维持着这个都市与土地，河涌、文化传统，成为这个城市相较于中国其他地方的风景。
与城中村相对的是真正的 “广州”，那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广州城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面目全非。正像有评论指出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片面效仿香港，追求高容积率，引入开发商参与旧城改造，进行大拆大迁大建式的连片改造，而高架路、内环路的大规模建设，也使旧城区岭南街巷的空间感和民俗风貌不复存在，城市历史风貌因此大打折扣。
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污浊、拥挤、犯罪率高涨的城中村，已经成为这个城市活力的某种象征。多少今天的“新客家”是从城中村起步，一步步走完了归化于这个城市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可能也不能不承认，即使藏污纳垢，也无法抹杀城中村的对于这个城市的标志意义：这是一个拥有“民间”的城市，包容、开明、草根，似乎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里开始自己的梦想。
同样是因为民间社会的强大以及政府治理的灵活，以及在当下有限空间内双方达成的某种默契和平衡，相对于广州以外屡屡发生充满暴力、血腥的拆迁故事，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探索的多样性自然值得珍惜，而对民间社会的尊重，给予村民组织（即便是官方的基层组织）较多的话事权，由此取得的城市化较为顺畅和理想的进行，不失为今天社会运行逻辑造就有限博弈空间下的较优选择。
当中国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城市化”的同义词，土地价值日益提升，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可以说，每一块土地的背后起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农民四个层面等多方利益的关系。个别地方政府谋求经济体量不断增长的冲动与房地产勃兴的浪潮迅速结合，构成“圈地”最强大的推动力，也成为拆迁悲剧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广州城中村改造，有专家估算，全广州市138个城中村要完全改造完成，起码需要2000亿元。显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笔主体改造经费。而引入开发商后，旧改变成可能。从当年猎德模式即由开发商垫付资金、政府主导、出台政策、村委会协助，政府都在全程参与，且主导土地拍卖，到后来杨箕村等由村集体直接跟开发企业进行协商谈判或者由村集体自己进行改造。政府一方面和村集体进行谈判，对改造方案进行编制和审查；另一方面监控开发资金。实际上都是政府让出部分土地现实收益，而从城市长远发展获益的实例。
也必须看到，这一当下看来较为“理想”的模式，也是有其“适用”范围，特别是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等米下锅等不足之处。不过，我们仍可以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无论是财富累积还是增加社会治理的灵活性，促进社会和谐，基于民间社会生存发育的空间，给予人民自由创造财富的可能，给予民间社会的话事权，这些都是迎来更开阔稳定发展前景的必需条件。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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