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甫：凡夫俗子没有悲观的权利
见
蔡文甫75岁时，出版了《天生的凡夫俗子—蔡文甫自传》，道尽人生的艰苦与奋斗。
从投稿者到报人
1926年，蔡文甫出生在江苏盐城。抗战期间，无法正常上学。抗战胜利后，随大哥坐小木船到上海，因无法入学，进“流亡失学青年扬州招致所”，后从军。1949年到舟山群岛， 1950年4月赴台，1951年在《中华日报》副刊以笔名“丁玉”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希望》。
1958年，蔡文甫任台北县汐止初级中学教员。其间勤于写作，在各报刊发表文章。1959年，蔡文甫兼任《中华日报》汐止特约记者，这也是后来蔡文甫主编《中华日报》副刊的缘起。
当年台大教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影响深远，蔡文甫是忠实读者。第一次投寄约7000字的短篇小说《小饭店的故事》，不久就接到夏济安的短简，说明“大作显示道德的力量，即将刊用”等语。文章刊出后，蔡文甫发现多处被修改，仔细地从中研究字斟句酌，大受启发。《现代文学》创刊后，发起人之一的王文兴便向蔡文甫约稿。由于蔡文甫的作品在《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源源出现，郭良蕙、庄信正误以为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生。
1971年，《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突然约见蔡文甫，希望他接编《中华日报》副刊。蔡文甫当场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投稿者”，而曾任副刊主编的孙如陵、林海音、王鼎钧、平鑫涛等都是赫赫名家。
蔡文甫主编 《中华日报》副刊后，积极争取佳作。他和海内外作家广结善缘，旅美作家二残（刘绍铭的笔名）见《中国时报》、《联合报》两大副刊竞争得非常厉害，但《中华日报》副刊屡有佳作见报，开玩笑说：《中华日报》副刊是“渔翁版”（意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文章交往中，蔡文甫与余光中结为好友，请余光中陪同拜见梁实秋。后来梁实秋的原配在美国西雅图去世，返回台北小住，蔡文甫到松山机场迎接。过了一段时日，梁实秋见蔡文甫邀稿至诚，亲手把几篇《四宜轩杂记》稿件交给他发表。蔡文甫并未一次刊出，以《四宜轩杂记》专栏形式，每周发表一篇。梁实秋笑着大呼上当，他以前未写过专栏，在《中华日报》副刊开了个头，欲罢不能，一直写了六七十篇，后来结集成书才停笔。
1987年，梁实秋逝世后，蔡文甫与余光中研究决定成立梁实秋文学奖，由《中华日报》负责策划推动。20年后（2007年），由于《中华日报》专心经营报纸，无法兼顾梁实秋文学奖，再委托蔡文甫主导的九歌文教基金会接办。
出版人“蔡九栋”
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文学出版如火如荼，几乎每年就有一家文学出版社诞生。创办者都是文化人，像《联合报》副刊主编林海音创办 “纯文学”，《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创办 “言心”。“大地”的姚宜瑛、“尔雅”的隐地、“洪范”的痖弦、杨牧也都是作家。
有一天，王鼎钧突发灵感对蔡文甫说：“你结识了不少作家，为何不办一家出版社？”蔡文甫起初否决了王鼎钧的提议，但王鼎钧再三以事例论证，此时是出版的黄金时代，稍纵即逝。多年后的事实证明，王鼎钧是先知先觉。
1978年，蔡文甫创办九歌出版社，这时他已经52岁了。蔡文甫将九歌出版社定位为面向大众的文学出版社，自任社长和编辑，加上会计和发行经理，员工共计三人。很快，九歌出版社被喻为出版界的黑马，与纯文学、尔雅、大地、洪范并称“五小”。
蔡文甫回忆出版故事中，有许多趣闻。朱少麟的25万字长篇小说《伤心咖啡店之歌》完成后，不是直接遭到出版社拒绝，就是要求删减字数。当书稿转到了蔡文甫手上，他两天内读完，“似乎觉得和目下年轻的脉动、思维相连”，虽然也觉得篇幅过长，但决定一字不删地出版。《伤心咖啡店之歌》销量突破20万册，创下了“朱少麟奇迹”。
九歌出版社的业务越办越大，蔡文甫相继创办健行文化公司和天培文化公司，又成立九歌文教基金会，形成九歌文化事业群。“九歌文库”的书目，可见台湾出版界30年的轨迹，梁实秋、余光中、琦君、
多年前，文友们戏称蔡文甫是“蔡三栋”。一间办公室，一间书库，一间文学书屋，便是三栋。后来书愈出愈多，书库一个接一个增加，文友们便戏称他为“蔡九栋”。但蔡文甫自认为 “天生的凡夫俗子”，只求住得舒适方便，毫无身价可言。事业成功之时，将近200万本书归入九歌发行部大楼，形成真正的“四库”全书。
回顾人生历程，蔡文甫有感而发：“世事难料，谁能确定遥远的未来。走过文学市场的黄金期，我并没有志得意满；再一步步走向文学市场经历革命性改变的寒冬，也无理由怨天尤人。一生和逆流搏斗的凡夫，没有悲观的权利。”
报界最辉煌的时代，引导舆论影响政治
时代周报：你主编《中华日报》副刊时结交了很多文艺界的朋友？
蔡文甫：是的，很多朋友，比如余光中、梁实秋、张晓风、林文月等。
时代周报：我在纽约访问了王鼎钧先生，王先生说跟你是好朋友，你创办出版社，他出了力。
蔡文甫：我们关系非常密切。至今好多人都写文章研究他，近来都出了书。我办出版社，他是怂恿人之一。本来说，我办一个，他办一个，结果我办好以后，他没有办，他也是好意。我在《中华日报》副刊，同作家联系，因此做了一系列的作家集子，包括余光中、张晓风、琦君。后来，我也办《中华现代文学大系》（第一集15册，第二集12册），花的人力和财力都很多，来往信件、校订，非常复杂。除了出版外，还办少儿文学奖，出版得奖作品集。有些文学奖办了三五年就办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咬牙办了很久，一个是能力，一个是财力，还有一个是耐力。
时代周报：你编《中华日报》副刊的时候，是不是台湾报纸最辉煌的时代？
蔡文甫：是的。当时有《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华日报》、《中央日报》，竞争很激烈。我先在中学当老师，课余写稿，后来我到《中华日报》，比较抢眼一点，凡是比较出名的作家我都抢过来。梁实秋本来是《中华日报》的作家，后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竭力争取，他才对三家副刊的情谊不分高下。
时代周报：当时报纸竞争到什么情况？
蔡文甫：副刊表现出多元化，当然是好现象。民间报纸可以登李敖、柏杨的文章，还有海外专栏，像纽约、伦敦的来稿，各个副刊主编都想办法拉稿，竞争相当激烈。
时代周报：在你主编副刊的时代，报界主导了整个舆论界？
蔡文甫：1970年至2000年是报界最辉煌的时代，报界引导舆论，影响政治，现在慢慢减弱了。政治高于一切。
以前印书像印钞票，现在是困窘的年代
时代周报：你办九歌出版社的时候，出版业是很辉煌的时代？
蔡文甫：初印四千本，不愁卖不出去。以前印书像印钞票一样，后来比较困难。那时候读者爱书成痴，证严法师的第一本书卖了六十万本。那时候出文学书籍，很有信心，连连再版。除了大家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作家也写得好，如林清玄、陈幸蕙等多人，像朱少麟的《伤心咖啡店之歌》是后期较突出的一本。
时代周报：九歌出版社最畅销的书是哪些？
蔡文甫：像朱少麟、林清玄、张晓风、杨小云、夏元瑜等多位。还有王大空，他的书销量也在十万本以上，他是新闻人手笔，写得俏皮，读者能够接受。
时代周报：现在的出版业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辉煌了？
蔡文甫：一本书包括编辑、美工，印刷、纸张，能卖两千本的不多。收不回成本。第一，民营出版社越来越多，读者越来越少。第二，网络和电视节目什么都有，媒体越来越多，大众都不看报纸了，都上网了。第三，大众不大喜欢读文学书了，他们都好像多看轻松的、奇特的，甚至图多字少的书，现在是多元、复杂的社会，爱书人愈来愈少，加上经济环境的关系，钱不多，买书的人少。现在，对出版社是一个非常困窘的年代，那是在苦撑。
时代周报：就出版行业来讲，你和大陆同行的业务交往多吗？
蔡文甫：九歌出版社有200多种书出了简体字版。以前也去大陆经营，但亏本了，透过管道销售，但结果是要钱没有，书又卖不出，受挫回来了。卖版权倒是不少，十多家出版社就出了我们很多简体字版。大陆有些出版社蛮有信用的，有些就欠得蛮久，但最后还是追回欠款。
蔡文甫
1926年生于江苏盐城，主编《中华日报》副刊21年，创办九歌出版社、健行文化公司、天培文化公司、九歌文学书屋等并设立九歌文教基金会。2005年获金鼎奖特别贡献奖。著有长短篇小说集《雨夜的月亮》、《解冻的时候》、《女生宿舍》、《船夫与猴子》等十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文、韩文；自传《天生的凡夫俗子》，获中山文艺传记类文学奖。
实习生罗利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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