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记

2009-08-24 12:15:4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多少都城的外围，多少次擅入都市，像水、血和酒。这些农夫的车辆，运送着河流、生命和欲望。而俘虏回乡，盲目的语言只有血和命，自由的血也有死亡的血，智慧的血也有罪恶的血。”乡土是诗人海子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如今，这些“擅入都市的农民”没有了乡愁，家乡的麦子不再让人魂牵梦萦，回家不仅是艰辛的旅途更是无奈的选择。“一条肤浅而粗暴的沟外站着文明”，那不是他们的世界，但他们也不愿把家乡作为他们的世界。

“年龄越大，包袱越重。”来自重庆市酉阳县23岁的土家族小伙子陈贺美一边悠闲地吸着烟，一边轻轻地拍了拍屁股下的背包：“我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行李提起来”。

12月19日下午1点30分，离广州开往重庆北站的1076次列车的开出时间还有整整3个小时。出来打工3年多从没回过家的陈贺美，已经适应了这种类似于工厂里无活可干时百无聊赖的等待。他习惯性地掏出自己那开通了网游的手机，先是登陆QQ，然后把看了三分之一的电子小说调出，用来对抗火车站里那片杂乱无章的喧哗与骚动中，用来消磨一下时光。

两天前，在广东“双转移”重镇清远市一家铝材厂打工的陈贺美把衣服往背包里一塞，问熟悉的同事借了300元，带着装了几件衣服的背包和那个储存量超过1G的山寨手机，踏上了自己并不情愿的还乡之旅。

他并不清楚自己正在汇入一股强大在人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不久前公开的数据表明，已经有485万农民工因失业等问题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展，返乡民工人数还在逐渐增多”。

陈贺美也不知道，一天之后，也就是去年12月20日，温家宝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表态，把农民工返乡之旅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并列为现时政府最担心的两件大事：“这两件事情都跟就业有关。”

致富的幻想

去年10月份以来，由于金融风暴的袭击，有“世界工厂”之称的珠江三角洲，每天都有企业倒闭的消息传出。从10月份开始，广州火车站每天的发客量高达9-13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企业倒闭裁员而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而在全国范围内，1.3亿外出农民工当中已经有485万人不得不离开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收拾行包返回家乡。

不经意间，陈贺美成了这485万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他所在的企业并没有倒闭，暂时也没有裁员计划，只是订单大量减少，他因开工不足而工资缩水，再也无法支撑在清远的生活成本而被迫返乡。

“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只够花半个月，存不了钱，呆得越久花钱越多。”陈贺美显得有些无奈。除了抽烟，他每个月的支出还有：除了要还上个月的欠债外，厂里扣住宿费50元，伙食费300元，闲暇时上网打游戏200元，应酬开销300元……

陈贺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和其他数以万计的外来工一道，在冬至之前就收拾包袱返回故乡。更郁闷的是，尽管和两个老乡提前一天订了火车票，但还是只能买到站票—这意味着他们在将近17个小时的行程里没有舒服的安身之处。他看着手中价值150元的车票上那“无座”的两个字，忍不住骂了一句粗口。

在3年前的那个酷热的夏天，高中毕业生陈贺美像一只挣脱了笼子的小鸟，飞到了广东省。他兴冲冲地跑到仲恺农学院附近的建设银行办了一个存折，同时还办了一个银行卡。他万万没想到，此举会让他在日后蒙受损失—银行随后宣布，每年要在开办银行卡的账户里扣10元的管理费。

那年他刚满20岁，对勤劳致富充满憧憬，而也正因为有了数以十万计像他那样的外劳工为基础设施建设和低价产品主导的出口行业提供廉价劳动力，被外电称为是人口红利的便利，使得这个沿海省份的GDP屡创新高。

如今3年已过，并不算长的打工生涯让陈贺美明白了挣钱不易、攒钱更难的道理。第一年，他先是像家乡大多数初到广东的青壮年男子一样在建筑工地上干活，从一个工地飘移到另一个工地。他坚信“年轻人来到广东，能吃苦就有活干”，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把他的信念冲得七零八落。

有一次老板的姐夫来工地巡查，嘲笑他“连水泥斗车都推不好”，陈贺美不服气地回了句“你来试试”，于是两人一言不合就扭打起来，结果刚满20岁的他不是对手，“吃了大亏”。在冲突过程中，工地上的诸多老乡视若无睹，工地老板对此事也不闻不问。“这世界感情靠不住，金钱为上。”事后他这样总结。

随后他进了深圳的一家玩具厂做搬运，每天要把流水线上组装好的玩具装箱搬走。其时玩具业兴旺发达，工厂里订单不断，他干得汗流浃背劳累不堪。去年7月份后，广东玩具业受金融风暴袭击损失惨重，他所在的厂也不能幸免，订单越来越少，工资也随之而下降。为了“每月可以多获100元的收入”，去年9月份，他离开繁荣的珠江三角洲来到被称为“广州后花园”的清远市，在铝材厂里负责产品打包工作，最多每个月可以拿到1300元。

他每天辛勤地工作，闲暇时最大的爱好是抽烟。在来清远前，他专门花了800元买了一个山寨手机，往手机内存里装了上百本的电子小说。

遭遇倒闭潮

“我不喜欢文学，但爱看小说，不但解困，还可以忘记很多烦恼。”在机器轰鸣的异乡，陈贺美的日子过得平淡如水。

他耳边不时传来在广东的老乡或者亲人因工厂倒闭或者被裁而被迫回家的消息：在深圳电器厂打工的初中同学陈玉花因为工厂倒闭，3个月前就已经回家，同样3年多没回家的二姐陈军清由于厂家裁员，已经回到家里20多天……

因企业倒闭或者裁员而造成农民工返乡只是第一枚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现在，像陈贺美这样因工资降低而不足支撑生活成本而离开工厂的人也日渐增多。

“我们不是不想给农民工加工资，可自从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我们要帮工人买社保，人力成本已经达到了22%左右，如果再加工资，到了25%的话我的厂就要倒闭了。”东莞市屹立印刷厂的老板肖功俊道出了绝大多数在寒冬中苦苦挣扎的老板的心声。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民工为中国迅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低价产品主导的出口行业提供廉价劳动力，而现在他们大规模返乡，会导致珠三角的廉价劳动力产业优势丧失。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昊副教授指出，在全球的重工业都不是发展得特别顺畅的情况下，珠三角要转型发展重工业的底气还不是太足，而农民工返乡潮一旦形成，“就等于抽空了当地的产业优势”。这对尚在寒冬中苦苦支撑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在来广东之前，陈贺美本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他在读高中一年级那年就已经放弃这条路。每当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他总是百感交集：“到了高一就不想学了，那时做梦都是父母吵架的场景，一进课室头就痛。”也就是从那时起，他迷上了武侠小说，完全沉迷在情节曲折的英雄侠义里面，“只有看小说，才能忘记父母之间的争吵。”

在那个时候，他还看了李嘉诚的传记，中国首富贫苦出身、白手起家的财富故事比语文课本上的任何一篇课文都要让他印象深刻，即使是多年以后，他仍然觉得回味无穷：“我今年也是23岁，人家李嘉诚23岁时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工厂了。”在把自己与首富对比了一番后，他觉得有点遗憾，“人家有个那么好的表妹愿意嫁他，在事业上也帮助他。”

在离开工厂前，陈贺美给自己来年留了一条退路，他对人事主管说：“如果明年还要我，请给我电话。”在说话的那一刻，他不知道来年厂里还有没有他的位置，他只知道，自己今天依旧沉迷小说却没有办法像李嘉诚一样自信奋斗，如今他两手空空地回家，与当初衣锦还乡的想像相差甚远。

离1076次火车的开出时间还有20分钟的时候，候车室开了一扇门，走廊上的人群一阵骚动，潮水般往里涌。陈贺美和那两个背着巨大包袱的老乡像三片被卷进漩涡里的落叶，不由自主地往火车的车厢里漂。

80后的偶然相遇

在来到广州火车站候车之前，陈贺美又一次来到了3年前开户的银行，把账户里面仅余的44元钱全部取了出来。“当初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还有80多元，一年被扣10元管理费，亏死了。”

“现在的银行真黑，”他嘴里骂着，转身走进了附近的一家文具店，花了15元买了一支钢笔，他小心翼翼地把笔放进背包的夹层里，“虽然不用写作业了，但有时候还会用得着。”

火车缓慢离开喧闹的广州站，离开了那个吸引无数像陈贺美这样的打工者前来寻找赚钱机会的富饶繁华之地。它一路向北，17小时后将会到达陈贺美出生的那个小县城酉阳，在那个叫万木乡木坪村的地方，有连绵的山，低矮的房，那是在陈贺美视野里消失了3年却又注定要在今后不断重遇的景物。3年前，火车把他带到了发财致富的理想之地广州，而现在，它残忍地把他拉回现实。

陈贺美和另外2个年轻人被列车员安排到了吸烟区，车厢接头处，那里脚步杂乱，地板肮脏，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新朋友相识时互相倾吐的欲望。

在茫茫人海中，他们的相遇充满了偶然，但他们身上的相似之处又体现了某种必然性：都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父辈那样“为了多赚点钱”不同，他们都是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约而同地来到广东打工，而如今，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他们同坐一列火车返回自己的故乡。

来自贵州省秀山县的小崔一上车就用耳塞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由于金融危机波及建筑行业，在一家钢材厂打工的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因无班可上而断了收入。正因为如此，他甚至羞于在另外两个同龄人面前透露自己的名字，“现在我只想好好休息”。他脸上写满了对未知前路的忧虑，使得刚刚做完肾结石手术的身子显得更加疲惫。

1986年出生于重庆市郊的彭江军是这个临时三人组的话题制造者，小小年纪已在广东工作了5年。此前他在广州市白云区一间服装厂做质检工作，月平均工资为2500元，对广州这个大都市的认识主要来源于自己在广州市白云区那间服装厂打工时的“泡吧”和“泡妞”经历。

“在我们厂附近的酒吧经常有些初中生来玩，你别看她们平时穿着校服背着挎包，进了酒吧一化妆，十足一个小太妹。”

陈贺美聊天的兴致并不甚浓，一路上，他在短信里费尽口舌，终于说服了同事再借他1000块过年。但当彭江军大谈与女孩的交往记录时，他终于忍不住对这个萍水相逢的旅伴发出警告：“这年头，找女朋友容易，但找老婆很难。”

他并不知道，彭江军已经和一个19岁的女子“奉子成婚”，再过一个月左右，眼前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重庆老乡就要做爸爸了。为了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听从了刚从新疆大学毕业的表弟的劝说，准备在过年之后北上新疆打拼，因为“在广东存不了几个钱”。在临上车前的一天，他把工作辞掉，狂打手机把话费花光，在切断了自己与广东这个城市的一切联系后，下定决心与这块曾经给予自己无限欢乐的土地说“再见”。

劳务县的困境

12月20日早上9点30分，火车在酉阳火车站停留了8分钟，它把一群睡眼惺忪的人卸下，继续向远方驶去。

就在当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国办要求，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对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要引导其与农民工开展集体协商，采取灵活用工、弹性工时、组织培训等办法，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稳定现有就业岗位。

可惜当天早上到达酉阳的人们还是提前返乡了，与这个意在保护他们切身利益却现实意义不大的通知擦肩而过，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出热闹的火车站，对站场围栏上“打1258226找好工作”的横幅视若无睹。

陈贺美在火车站旁的一个饭馆坐下，他给自己点了一个回锅肉和一份青菜汤，他对店老板的手艺赞不绝口：“这种回锅肉在广东吃不到。”

“以前这个时候几乎没有农民工回乡，从2005到2007年，酉阳县在重庆市外就业农民比例都没有超过1.2％。”重庆市酉阳县劳务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劳务办”）何裕光主任透露，截至2008年12月21日，回流人数已经超过了14000人，占市外就业农民总数的15％左右，“人数太多了，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进入10月份以来，这个有18.2万人在外打工的劳务输出大县就把劳务办的工作重心确定为全力以赴解决好农民工返乡所面临的问题。

在往年，酉阳单依靠农民打工就可以带回8亿－10个亿的劳务收入，这几乎占了全县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但在今年，这个数字恐怕会出现负增长。在劳务办的一份调查中，何裕光和他的同事们保守地把这个数字估计在了7.3亿元左右。

“前两年赚钱不容易，但今年更难。”在倾尽所有给家里寄了2008年唯一的一笔汇款后，陈贺美无奈地感叹道，“一年只挣了2000块，这样干下去还不如先回家歇一下。” 3年下来，他积赚下来的钱少得可怜，而且总是在心血来潮时寄给了在家中的母亲。

午饭过后，陈贺美坐1个小时的汽车到酉阳县城，把同事已经存进他账户里的1000元取出，先是买了一包重庆产的朝天门香烟，然后再到士多买了点糖果，再转车花两个小时到万木乡的墟镇上。

“镇上的人可以开商铺做生意，是小康水平，而我们村很偏僻，目前为止大多数家庭还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由于没有通车，陈贺美还要步行40分钟，翻山越岭之后才能回到自己在木坪村的木板房里。

和父亲的冲突

晚上8点左右，距离陈贺美回到家里还不到4个小时，一场风暴就把家里的喜悦气氛撕得粉碎。父亲陈德勋在漆黑的房子里摸索一番后，仍然找不到次日要派上用场的一块小磁铁，喝了点酒的他把责任归咎于自己的妻子，一气之下把她堆放好的杂物统统扔出了家门。

门外一团漆黑，夜幕把陈家那充满火药味的木板房和村里那些由钢筋水泥筑起来的楼房的差距一下子抹平。在这十多年间，外出广东的老乡纷纷把在建筑工地上挣到的钱寄回家，用自己在广东的汗水和辛劳在家乡盖起了楼房。

正在烤火取暖的陈贺美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每当陈德勋的言语过于激烈，他都会停止阅读，狠狠地盯着自己的父亲。

在冲突发生的两个小时前，陈德勋的心情还是无比畅快。晚饭刚过，他坐在刚收拾好的饭桌前，为自己生平的第二次重大投资而费尽心思：“明天建筑施工队就会派人来和我们谈盖房子的事，估计在我们那块1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建一层楼房要8万块。”

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把第一笔投资放在了自己唯一的儿子陈贺美身上。从1993-2005年12年间，为了供儿子读书，这个前乡村的赤脚医生、不识字的文盲远赴广东，先后在中信广场、二沙岛和珠江新城的建筑工地上干过。他和无数用劳力赚钱养家的男人一起，见证了广州一座座光鲜的大楼拔地而起。但他失望地发现，儿子逐渐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而他让儿子摆脱农民身份的努力也付诸东流。

投资失败带来的后果，是一家人仍然要挤在被烟火熏得发黑的破旧的木板房里，唯一的大型电器是那价值900块的电动磨面机，这是木坪村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而现在，63岁的一家之主的决定变得无比现实，把家里的钱都用来建房子，因为与其他随时可能血本无归的投资不同，“房子至少可以踏踏实实地住上几十年”。

“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不管。”陈贺美对父亲的第二次投资同样不领情。为了避开这个“打了一辈子工才存了8万建房款”的父亲，他在回到家里的第一天就暗下决心：春节过后一定要到广东闯荡，即使赚的钱还比不上在家养猪的母亲。

只想打工的年轻人

54岁的母亲曾给他提过在家养猪的建议：现在的猪崽20元一斤，如果每年养两头母猪的话，将有上万元的收入。

这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美妙图景。在试图缓解城市压力的同时，他们也担心最近被辞退返乡的民工有可能导致本已紧张的农村社会体系承压。酉阳县正在积极地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一系列的创业优惠政策，“下一步，我们将出台措施，支持他们办大型的养猪场。”何裕光说。

但真正肯在乡村创业的年轻人并不多。据统计，这个冬天里返乡农民工大多数为45周岁以下的青壮年，约占了返乡民工的78.5%，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打工、轻创业”的思想，不愿意过多承担创业的风险和压力。

年轻的陈贺美也对“养猪创业”毫无兴趣：“我一个年轻人，能够打工绝不会在家养猪。”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也缺乏与自己的山村同成长、共致富的自觉和勇气，希望能够继续在城市谋求就业机会：“等赚够了钱，我就回乡里开个饭店，要做有特色的。”

“来年春天回流至城市中的下岗农民工比返乡潮更让人担心，”有学者指出，“他们或是想找到新的工作，或是在等待上一年被拖欠的工资，不想离开城市。这些农民工长期找不到工作，又难以维持生计的话，很可能会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如果他打了人，那我肯定也会还手，”在父亲的怒火熄灭后，陈贺美郁愤地跟二姐说。他对父亲的蛮横非常反感，但由于家里只能容得下两张床，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只能与父亲睡在一起。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陈家两代外出打工者就得爬上那张不到一米宽的木床上同被而眠，即使他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