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女工拾金自昧 定罪轻重是焦点
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捡获”物品面临起诉，涉及法律上行为性质问题，但引起关注的仍然是可能的刑期。
因为“捡获”的是价值近290万元的黄金饰品，并且这些物品被拿回了家。如果以盗窃论罪，梁丽可能被处无期徒刑；如果以侵占起诉，她的最高刑期是5年，何况还会有侵占罪是否成立的法庭辩论。
报道给出了相当详细的信息，既有公安部门的起诉意见书，也有梁丽家人和法学专家的说法。我想，深圳大学法学院
但我并不认为梁丽案已经具有与许霆案相当的价值。许霆案之所以出现舆论的巨大反应，既在于法律怎样理解人性，怎样预想人在巨额财产前的自制能力，还因为案件触及了社会心理的隐秘神经，那就是人们对银行之类强势力量单边主义行为的反感，而且事实上法院又已经判处了许霆重罪。
相较而言，梁丽案尚未进入诉讼，甚至起诉已经面临罪名贴切性的争议，司法机关内部也已有审慎处理的迹象。许霆案中争议集中于是否有罪，梁丽案的争议恐怕只在“该当何罪”，社会的法感情上基本不存在梁丽无罪的问题。
我也不认为“刑法不可能要求行为人对自己根本无法预见的后果承担责任”。一个人击打别人，特殊情况下会致人死亡，他可能无法预见对方会死，但仍然要承担责任，虽然不是杀人的责任，但过失致死或伤害致死的责任仍然会有。无法预见，是个人预见能力决定了无法预见，还是与预见能力无关的无法预见？前者不构成不负责任的理由，后者也未必就能完全免除产生严重后果应担的责任。
梁丽在深圳机场工作，在清扫工作中发现暂时失去保管的物品，是职务中发生的事情。这物品要么属于遗弃物，要么属于失物，两者各有处理办法，遗弃物被作为垃圾处理，失物应交给机场安保部门。梁丽在捡获装有首饰的纸箱后，已经知道那不是遗弃物，但没有送交机场安保部门，而是自行处理，并拿回了家。这与其说涉及的是刑法的责任主义，不如说涉及的是职务行为的基本要求。
法律应如何合宜地追究责任，这是一个问题。人在岗位行为中应如何作为，这也是一个问题。媒体怎样尽量客观地看待事件，这又是一个问题。司法部门正在面临起诉的难题，应该说已经意识到控诉的合宜性问题。机场管理、员工管理问题，也许因梁丽可能受到重罪起诉而被忽略。梁丽被重罪起诉的可能，容易使舆论出现某种“物极必反”的同情和炒热效应。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时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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