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里写到广州时一开头便连用这样三个短句：广州是市。 广州市很活很活。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在我看来，这样的描述或许已经不再适合于当下的广州。近年来北京、上海乃至一些二、三线城市在扩张和狂飙中显示的活力远远超过今日的广州。在饮完改革开放的“头啖汤”之后，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广州人放慢了脚步，广州人在放慢脚步的同时开始审视过去，开始总结过去三十年的成与败。或许广州人不是那么的有“腔调”，也不习惯于将热情一直摆在脸上，但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广州人其实最清楚交流二字的价值。但是务实低调的广州或许不会成天动员居委会的老人们学英文，站马路，扭秧歌。细心的市民或许会有这样的感受，尽管亚运要来了，但是生活还在照常进行。

早在秦汉时期，广州便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来自非洲的象牙以及波斯银器都成为了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最早见证。在随后一千多年的历史里，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越拓越宽，越走越远，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联系起来。即使在国门逐步被合上的明清时期，广州依然作为当时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1757年至1842年，广州成为唯一对洋商开放的口岸，广州贸易体系得以确立。100年前，广州成为了革命事业的策源地，酝酿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30年前，广州又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带领中国走出文革的泥泞。长期商贸往来的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出今天这个城市独特的性格—低调、务实、宽容。

发轫于1957年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一直作为广州这个城市对外交流的名片。而即将到来的亚运会无疑又给广州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风采的机会。但不管是奥运也好，亚运也好，这终究是不同文明以体育的名义相聚在一起的盛会。现代大型运动会开展之始便以体育竞技替代穷兵黩武，和平共处替代战争冲突作为初衷。竞技体育在追逐人类更高更快更强的理想的背后同样是不同文明渴望交流的欲望。各国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争金夺银无可厚非，场外的各式故事同样精彩纷呈。对于中国而言，场外的体育运动大到能够通过小小乒乓球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小到可以成人之美—焦志敏、诸宸等中国运动员的跨国姻缘更是被传为佳话。

2008年北京奥运虽然给世界带来了足够的惊喜，但是惊喜背后庞大的预算开支及隐性的人力成本却极易被我们忽视。暂且不去算经济账，亚运对于主办城市而言，在其能够提升一个城市的基础硬件设施，增加就业机会之外，它还具备一层特殊的意义，它为这个城市的人们营建一个能够广泛参与的公共空间提供可能和机会。一个健康的社会光有政府的行政手段和自发的经济行为是不够的。在政府和市民之间，往往需要这样的空间来作为沟通交流协作的平台，这个平台内的交流和沟通能够促使市民与市民之间的认同感上升，甚至协力并以较低的成本在一些行政和市场活动所不能触及的角落发挥效用。同样，这个平台对于增进政府与市民之间沟通交流也有积极意义，况且这里本来就拥有中国最好的报纸和杂志。借助亚运的契机，广州市民积极参与到公众表达的事项中来。1月21日，广州市政府在人民广场举行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一名戴着口罩的的男子直接与广州市建委的负责人进行对话，质疑亚运建设工程当中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相关部门也迅速作出回应，叫停了部分工程，此举引来一片叫好声。此前，在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及舆论对于亚运工程中天河BRT项目的质疑里，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在亚运的名义下，公众表达与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印记。

亚运的外延不仅仅在于运动场上发生的一切，亚运对于我们的意义更不仅限于此，而这些场上与场外的图景共同勾勒出的亚运轮廓才是真切和完整的。

邓晓芒先生在前些日子说：“当代中国要成为文化大国，首先要有精神上的大气。在他国面前展示出健康的心态、让人尊敬的人格状态，而不在于拿多少金牌。”同样希望这句话能够成为2010广州亚运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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