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我们的社会


金融危机使美国和西方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财经界的评论员越来越相信,中国将在全球经济竞赛中成为“领跑的狗”。高盛公司曾经预则,中国将在2027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在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作者认为这一“重大时刻”将会提前。该文的中译文标题干脆就是《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甚为抢眼。尽管标题上还有一个问号,但是毫无疑问,将中国作为大国而评论,表明中国已经获得了新的形象定位。

大国有大国的复杂性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可以把此类评论看作是国际财经评论界对中国给予的一种“大国认证”。当然“认证”只是个比喻,意思是,擅长于对数字作比较分析的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明确地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对于近代以来不屈不挠地为改变落后面貌而奋斗的中国人来说,以此可以证明,国家强大和经济繁荣,已经开始成为现实。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现实带有复杂性。正如“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那个标题还打上了问号一样,问号代表了复杂性。复杂性并不来自于统计学数据,而是来自于数据之间的张力,来自于这种张力下的个人心理体验。比如,中国经济总量很高,但是人均指标较低,两者同时为真。又比如,中国既是一个还有许多方面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某些方面几乎可以凌驾于美国之上的最成功国家,两者也是同时为真。然而,这样两个方面的奇怪结合,可能史无前例。身处其中的个人,需要在繁荣与贫穷、发达与落后之间频繁变换思考角度和说话方式,以至于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和接受自己;以至于面对不断刷新的统计数字,很多人不免发呆,似乎欢欣鼓舞,又似乎找不到感觉。

辨认危机与挑战

在这样的情形下迎来国庆,会给我们在现实中以什么启示呢?我认为,中国需要在新的层面上辨认所面对的危机和挑战,并确认前进的方向。

这个新的层面,应该是社会建设的层面。这是因为,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明,还是西方的现代文明,都是包含国家、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社会是基础。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能够最好地支撑、涵养、激励和约束国家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致力于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时,所忽略的方面,就是社会建设。

能不能说,国家建设好了,经济建设好了,就是社会建设好了呢?不能。因为国家建设是一种权力建设,经济建设在当代条件下是市场建设;而人们真实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权力、非市场的活动。

基于家庭、亲子、朋友、邻里、社区基础上的许多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其内在的秩序既不是权力命令的关系,也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它是靠互助与关爱,靠共同价值观与“同感心”而维系的。

中国虽然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是在社会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改革开放以前,频繁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与分配不公、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以及过于泛滥的消费主义文化,对于家庭、邻里与社区也带来广泛冲击。伦理道德的失范与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加剧了发展进程中的不稳定感和不踏实感,进而引发挫折迷茫、集体躁狂、互不信任、全然不讲礼义廉耻等种种社会病症。

和谐社会当重塑伦理

新千年以来,“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是带有重大意义的积极转变,它表明我们在发展的进程中逐步认识到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显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所谓社会建设,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有三个方面,分别为福利建设,权利建设,以及伦理建设。

福利建设有赖于经济发展,也有赖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制约和社会调节。欧洲福利思想的一个基本口号是“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值得借鉴,意思就是在市场之外要有社会,且后者要有能力制约前者。比如,来自消费者的对于产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监督压力和抵制能力,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能力,以及公益慈善事业的能力与服务等等。倘若社会本身在这些方面是无能的,那么我们会看到,即使福利机构和监管机构疲于奔命,也不能保障社会成员的充足福利与安全。

权利建设就是维护社会成员政治、经济、文化诸种权利的机制和能力。这当然有赖于国家层面上的法律制度架构,但是,公众本身的警觉、理性的诉求能力与博弈能力也非常重要。与福利建设同样,如果没有社会本身的预防机制、维护机制以及协调机制,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不完善的。

社会建设中最基础的工程,就是伦理建设。伦理建设依赖于教育水准与经济发展,但是,每一个成员在维护共同体、维护传统、维护价值观方面的自愿努力、行为节制以及合作意愿也非常重要。更具体一点说,伦理建设可以展开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社会伦理即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例如家庭维护、邻里互助、公共行为准则等等。第二个是环境伦理,即保护共同的生活环境的相互合作与行为规范。第三个是政治伦理,即要建立清晰的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划分,形成对政治人物、政治组织、政治活动的道德判断标准。最后是经济伦理,即建立对经济行为之正当性的道德判断标准。

社会建设不像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那样,有容易看得见的、直观的外在标志。但是,从每个人的生活感觉来说,社会是更加贴身而直接的东西。我们都能判断,自己是不是生活于一个良善社会、诚信社会及和谐社会当中。假如不是,就可以推论,政治行为领域和经济行为领域中的伦理品质以及道德操守必然有问题。

从道德失范的社会状态转向伦理与规范的重建,是特别困难的。就像我们的生活环境一旦被破坏以后极难恢复一样,社会生活中的诚实、信任、正直、友善、自我节制、乐于助人等等品质与规范一旦遭到破坏,也很难重新建立。相比之下,物质条件的改善,从经济落后到经济发达的转变,反而没有以前想象中的那么困难。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曾经说,全球化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提高了100倍。由此而来,真正应当反思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的社会文明水准与社会和谐水准,是不是也同样提高了100倍呢?

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不亦君子乎。印度人也有类似的说法,一个人走得太快太匆忙时,何妨稍停,让自己的灵魂追上来。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应当如此。社会建设本质上是伦理建设和文化建设,是软实力建设,因此是“灵魂”建设。所以,当中国已经开始强大起来时,前进目标应该定位于伟大。它意味着,应该致力于建设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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