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经过海选，最终把目标锁定在朱清时身上。据说朱清时与深圳市政府定下“教授治校”的合约后才接受聘书，而政府也表示不干预朱清时“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一时之间，朱清时“教授治校”的办学方向再次受到众人的关注。

教授治校，在西方国家，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是司空常见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足以说明中国的教育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也怪不得网民对高等教育行政化、官僚化和意识形态化议论纷纷。

前几年，一个大学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个博导竟然是一个膳食科的科长。膳食科与博导有什么关系？这位博导为何屈就于膳食科科长这个职位，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即使是膳食科科长，好歹也是一个官，手中握有一定的行政资源，虽然这个官与学术研究缺乏本质的联系。现在高校老师没有权利选系主任、院长，更没有权利选校长，校长也不对老师负责。校长只对教育部或主管部门负责，造成老师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隔阂，严重偏离了高等教育的主旨，对学术自由造成莫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关注“教授治校”这个办学理念。

许多人都知道“教授治校”对高校有许多好处，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教授治校”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更确切地说，他们不了解“教授治校”是否具备充分且必要的条件。谁赋予朱清时“教授治校”的权力，“教授治校”的实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使人们质疑“教授治校”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南方科技大学属于国有，是国家办学，按照谁办学，谁就是老板的常规，“教授治校”要得到延续，就要有法律基础，但是人大授权朱清时“教授治校”的权力了吗？如果没有，光靠深圳市政府的承诺，能使“教授治校”不受行政的干预吗？还有一个问题，五年后朱清时不再续约，由于缺乏法律支持，“教授治校”还能继续下去吗？如果不能坚持下去，这就说明“教授治校”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造成“教授治校”有可能成为伪命题的一大原因，是学术自由的合理性经常得不到尊重。在教育行政化、官僚化、意识形态化的背后，出现了许多令学术界反感的事情，如系主任、院长和校长几乎掌握了所有的学术资源，以致老师无法获得研究资源。一些担任行政职务的官员利用审批政府研究基金的权力，严重干预高校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方面的干预更加严重。如，设置应景式的社会研究项目，或是确定高唱某些政府部门功绩的研究项目，而这些研究项目经费动辄以万计算。为了拿到这些所谓的研究项目，许多老师跑门路，找能人，甚至联合下达项目的部门领导人共同申请。原本是一个学术项目，但在许多人看来却是一块唐僧肉。可想而知，靠跑部进钱的方式申请项目，研究水平又怎能上去呢？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密尔在其《论自由》一文中认为，在生活中一些重大实践问题上，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立物的协调和结合问题，而人们却很少具有足够恢宏公正的心胸能调整到近于正确，因此便只有通过交战双方在粗暴斗争的过程才能做到。在任何一个重大公开的问题上，如果两种意见中有一个比另一个较为得势，那么，不仅应予宽容而且应予鼓励和赞助居于少数地位的那一个。因为那个意见代表着被忽略了的利益，代表着人类福祉中得不到所应得之虞的一面。与强势的行政部门相比，老师无论在哪一方面均无法与之抗衡，因此，行政部门更应该倾听老师的意见，尊重学术自由，才能避免漠视处于弱势的那一部分人的意见，然而，现实却是强势的更强势，弱势的更弱势。

近年来，面对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的批评，我国学者撰写大量文章进行反击，但是却很少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有限，而且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他们据此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不足以反映中国的现状。他们不相信也看不起中国学者。一些学者只能坐在中央台的演播室里，对观众讲道布经，却缺乏对西方社会的思想传播力和影响力。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学者，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却找出这些学者来解围，这是对中国学术界的莫大讽刺。

 “教授治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参与管理的教授只做一些表面功夫，在权力面前唯唯诺诺，那么“教授治校”又有何用？何时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薄，那时就是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学术自由得到尊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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