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坛教父刘以鬯：恍惚间，梁朝伟的背影有些像我

2010-07-29 05:29:3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特约记者孙浩发自香港

1962年10月某日，多半是夜深之时，在俗称“小上海”的港岛北角区一所公寓内，一名颇为俊朗的中年男子专注于笔端。去掉宽框眼镜，俨然就是电影《2046》中的周慕云了。

“这些年来，为了生活，我一直在‘娱乐别人’，如今也想‘娱乐自己’了。”这位名叫刘以鬯（chàng）的南下作家在其新书的序言结尾写道。

这部新书就是日后被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小说的《酒徒》。

38年后，在第21届香港书展上，耄耋之年的他再度向跨越几代人的数百名读者娓娓道来当年诉诸笔端的心志。

一言恐已概括刘以鬯的一生：自嘲为卖文为生的“写稿匠”，却是公认的“香港文坛教父”，也被推算为稿量最多的中文作家，还是导演王家卫在《花样年华》和《2046》中致敬的老一代香港文人。

或许一切均不及时间的注脚：在他９2年的人生中，至少７０年属于文学。

王家卫频频致敬

7月23日傍晚，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引领海内外文坛、出版界500余人，向应邀出任香港书展首设“年度作家”的刘以鬯致以敬意。书展“文艺廊”还展出刘以鬯的手稿、出版物等珍贵资料。

书展间歇，接受记者采访前，这位名冠香江文坛的老人反复在上衣兜中摸索名片而不得。夫人在一旁笑着提醒，“人家都认识你”。

刘以鬯也未曾料到，他自己心仪的代表作《对倒》竟经由大银幕的扩音器，酿出了一季迟开30年的“墙外”芳菲。

《对倒》原于1972年起在《星岛晚报》上连载，但读者多见的其实是经刘以鬯大幅删节后收录于其文集中的短篇小说版。这部中篇小说直到1993年才出版过一次简体版，也印数不多。

然而，时至2000年，王家卫在其影片《花样年华》的过场字幕中引述了刘以鬯小说《对倒》中三段文字，并于片尾特别鸣谢刘以鬯，引起广泛瞩目。

恰在同一年，事先不知情的香港出版商终将《对倒》付梓出版，不经意间促成一段文坛佳话。第一版在电影热度的带动下面世三个月即告售罄。随后，内地也再版《对倒》，始为大批读者熟知，并引发媒体追逐的风潮。

刘以鬯后来对熟人讲起这段往事直道天意难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乘电影余威出版。”

被视为《花样年华》续篇的《2046》就更加具有向刘以鬯致敬的意味。王家卫毫不讳言，电影受到刘以鬯最具代表性、最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酒徒》的滋养。除了字幕中触动人心的文字，以及部分奇幻色彩浓郁的桥段，主角身上也带着《酒徒》主人公的印记。

据港媒报道，开拍前，王家卫曾带着梁朝伟拜访刘以鬯，寻找上世纪60年代报人的神态。

“他扮演的不是我”，但刘以鬯倒是不否认影片中端坐在昔日报馆的周慕云的背影，恍惚间有一丝自己当年的影子。

写下六千万字的枯瘦的手

书展开幕前两天的一个读者见面会上，老中青三代读者各自捧来新旧版本的刘以鬯各类著作。在一本本不乏早期版本的珍藏上，一只枯瘦的手认认真真地签下“刘以鬯”三个字。

这双手下，有人统计，曾写出六七千万字。

“依我自己来讲，我写的稿子根本没有办法计算。”老人说，“举例来说，有段时间，我平均要为香港一众报纸写十二三篇连载小说，粗糙来计算，每一篇1000字，一天就是1.3万字，一个月就是40万字。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多久？20年。别人恐怕不能完全理解我这种日子。”

在所有南下文人中，刘以鬯绝对称得上最为高产的一位。

“我从上海到香港，手上只有一支笔，唯有投稿”。老人回忆，当时他受到莫泊桑《项链》等作品影响颇深，并以一篇结尾出人意料的短篇小说敲开了报馆的大门，自此开始了“卖文为生、撰稿充饥”的生涯，先后担任多家报刊的副刊编辑、主笔、总编。

就在这段他所言最忙碌的近20年间，每日吃罢早饭就伏案写作，曾专门包了一辆车一家家报馆送稿。“假如一天顺利很早写完，我晚上就想办法和太太出去吃饭，走走商场，可大部分时间，稿子是没有这么顺利写完的。”

刘以鬯回忆，那个时代，每到深夜一天电视节目完结，荧屏上照例会播出英女王的画面，也是他这个忙碌的“写稿匠”时常看到的画面。第二天一早，却又要开始写新一天的连载。

对于严肃文学自始至终抱有理想的刘以鬯曾自嘲说，由于薪水太低，不得不大量生产“行货”，也就是流行小说，但这些被他自称为“急就章”、“挣稿费”的作品却被他严格地摒除在出版文集之外，“只有扔进垃圾桶”。

都市的光怪陆离与人生冷暖

在1936年5月10日出版的《人生画报》中，收录了一篇四千字的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是年仅17岁的中学生刘以鬯第一部小说，视角落于上海霞飞路白俄女子的另类人生。

70年来，刘以鬯笔下莫不是都市的光怪陆离和人情冷暖。在上海出生、成长、读书，他自认对农村缺乏认知，唯有一直立足于自己最熟悉的城市题材。

“香港的现代文化与众不同，香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新文学一直偏重于农村路线，十本之中九本是农村题材，但是30年代有少数作家风格不同，我很受他们的影响。”刘以鬯在采访中说。

此外，他也坦言，自己的创作之路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很深。“受影响没什么不好，我90多岁了，并不觉得自己走过的路不对，反而觉得应该这样走，最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

刘以鬯说，最喜欢的小说始终还是《尤利西斯》，至今仍常捧出来读，一次次感受其中与众不同的地方。“有杂志讲《尤利西斯》被评选为20世纪最好的小说，我绝对同意。”

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和保存，刘以鬯也尤为在意。“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香港文学的独特性相当强，介乎中西文化之间，值得特别研究。”

刘以鬯重新整理的早期短篇小说合集《甘榜》已于今年6月出版，封面由他和夫人共同设计，其中甚至收录早至60多年前的作品。

谈及旧作，老人带着一丝顽皮地笑言，“重读两三遍之后，我不怕坦白地告诉你，我自己也出乎意料地发现，‘哟，竟然写得还不错’。”

92岁的刘以鬯仍不愿放下手中那支笔。这一次，他想讲讲香港人最熟悉的关于电车的故事。

“我仍想再写出与众不同的小说，但也知道有困难，年纪大了，拿起笔来不知道能否写得出来。”身为大家，老人坦诚言道，毫无遮拦。

刘以鬯喜欢坐电车，坐着这种香港迄今最廉价的交通工具从港岛一端“闲逛”向另一端。

“我想写坐在电车的上层，从西环到筲箕湾，坐在电车的下层从北角到西港城，两个方向看到不同的街景。”老人在絮语中描摹着心底的构思，思绪似乎已飘向大都市的光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