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头目陆炳(下)
事实表明,陆炳权势显赫时期的锦衣卫,与此前并无二致,依然是法外用刑,随意杀人的场所。
嘉靖十九年八月,皇帝听信道士段朝用的蛊惑,企图炼制“不死药”,公然宣布由太子“监国”,自己“告假”一二年。朝廷上下一片惊愕,却没有人出面反对,唯独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劝谏。皇帝勃然大怒,把杨最交给陆炳,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酷刑拷打,当场毙命。嘉靖二十年二月,监察御史杨爵上疏批评皇帝常年不上朝,专心致志于道教斋醮,宠信大奸大蠹。皇帝命陆炳在镇抚司诏狱对杨爵严刑拷打,打得杨爵血肉模糊,几次濒临死亡。户部主事周天佐为杨爵鸣不平,当场遭到廷杖六十大板,然后关入锦衣卫的镇抚司诏狱。狱吏遵照陆炳的意思,断绝饮食三天,致使周天佐死于非命。周天佐死后,陕西巡按御史浦铉紧急上疏,为杨爵、周天佐伸张正义。皇帝暴怒,立即命令陆炳派锦衣卫缇骑逮捕浦铉。当地民众万人送行。浦铉在镇抚司诏狱,“榜掠备至,除日复杖三百,锢以铁柙”,七天以后瘐死狱中。
可见《明史·陆炳传》所说“帝数起大狱,(陆)炳多所保全”云云,极不可信。
嘉靖二十二年,许赞执掌吏部,内阁大学士严嵩经常“批条子”、“请托”,吏部郎中王与龄敦促许赞揭发。皇帝袒护严嵩,切责吏部,许赞吓得不敢吱声。吏科给事中周怡挺身弹劾严嵩“凭借宠灵,恃恩修怨”,又说严嵩“以盛气凌轹百司,中外之臣但知畏嵩,而不畏陛下”。皇帝认为周怡“本意直是谤讪”,命锦衣卫在阙下廷杖,然后关入诏狱。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联名申救,不但无效,反而被剥夺俸禄。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湖广道试御史陈其学弹劾陆炳以“锦衣卫掌事都督同知”的身份,借口北京流动人口太多,潜藏奸宄之徒,主张实施严禁政策,“矫下逐客之令”。又揭发陆炳勾结侯崔元增加盐税,收受奸商徐二贿赂等渎职行为。内阁首辅夏言代皇帝拟旨,要陆炳与侯崔元对簿公堂。权势不可一世的陆炳生怕事情闹大,专程拜访夏言,长跪地上请罪,夏言答应不再追究。由此陆炳记恨夏言。《明史记事本末》说:“(严)嵩既忌(夏)言,都督陆炳亦怨(夏)言持己,阴比(严)嵩图之。”后来夏言受曾铣牵连,而招致杀身之祸,就是陆炳与严嵩联手诬陷的结果。
仇鸾在边关多年,劣迹昭彰,总督曾铣弹劾仇鸾“不听调遣”,朝廷派遣官员前往查核。仇鸾自知劣迹难以掩盖,更加肆无忌惮。曾铣上疏揭发他“贪纵酷虐,恣为不法”。皇帝命陆炳派锦衣卫校尉把他捉拿来京,关入锦衣卫诏狱。当时严嵩正想通过曾铣置夏言于死地,便收买仇鸾,诬陷曾铣掩盖败绩、侵扣军饷,派遣其子曾淳与亲信苏纲贿赂首席大臣。都是一些毫无佐证的一面之词,皇帝信以为真,命陆炳把曾淳、苏纲关入诏狱。结果,以“交结近侍律”判处曾铣斩首,妻子流放二千里,而且“决不待时”。七个月后,前任内阁首辅夏言也在西市斩首。这就是陆炳“阴比嵩图之”五个字的内涵。
仇鸾逃过一劫,对严嵩感恩戴德,“约为父子”,重贿严世蕃,走马上任宣大总兵之职。以后又冒报战功,获得太子太保荣誉头衔,晋升“总督京营戎政”要职。严嵩对他的嚣张气焰感到厌恶,写密疏揭发他的老底。仇鸾反唇相讥,向皇帝揭发严嵩父子贪横的细节,严嵩、严世蕃惊惶失措。正在这时,锦衣卫头目陆炳伸出了援手。《明通鉴》写道:“(仇)鸾亦陈嵩、世蕃贪横状。上稍疏嵩,嵩入直不召者数日,至在第中父子对泣。时陆炳掌锦衣卫,方与(仇)鸾争宠,嵩乃结(陆)炳共图(仇)鸾。”新近入阁的徐阶与之密切配合,向皇帝指摘仇鸾种种劣迹。皇帝当即下旨剥夺他的兵权,仇鸾既惊又恨,背疽发作而死。仇鸾死后,陆炳向皇帝报告锦衣卫掌握的仇鸾“通虏纳贿”罪状,皇帝命陆炳会同三法司审理此案,结果以“谋反律”定罪。皇帝下诏:公布仇鸾罪状,“追戮其尸,传首九边”—对他的尸体追加刑罚,首级送往九个边防重镇传阅。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陆炳因揭发仇鸾“密谋”有功,获得皇帝赏赐太子太保兼太子少傅头衔、伯爵俸禄,官职也由都督同知晋升为左都督(正一品);并且可以和内阁首辅以及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入直西内”(皇帝在西苑的住处),参与朝政机务。皇帝的眷顾使他得以善终—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病死于任上,并且获得“忠诚伯”爵位。
隆庆元年,死去七年的陆炳遭到言官弹劾,世宗的儿子穆宗追究他的罪行,削除他的官爵,抄没他的家产。难道真个是“恶有恶报”吗?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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