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庐山真面目

2010-06-13 19:57:4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2005年5月，牯岭美国学校协会出资邀请慕德华去参加两年一度的同学聚会。在机场，他们打出了这样一面小旗：欢迎来自我们的故乡—庐山的客人。

这是庐山一段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

即使作为牯岭的缔造者，“李德立”这三个字，庐山史志中也是反复却又极度简略地提起。

除此之外，他以及他所创建的一切，比如居民、比如社区，他们在庐山长达几十年的生活，似乎都被遗忘了。社区居民赛珍珠曾在这里动笔写下一部小说《大地》，多年后，她因这部中国题材小说得到了诺贝尔奖。

2010年，庐山脚下的庐山新城第一期即将竣工。根据庐山管理局的计划，为了促进庐山旅游转型升级，从明年开始，牯岭这个百年小镇上见证了庐山历史的万名居民将被逐步迁离，迁往山下的庐山新城。

胡适曾说，“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仍然不乏值得我们加以留意的记忆。尤其是这段记忆即将随风飘散，而中国正迎来一个与世界全面接触的新机遇。

李德立在别墅架起机枪

传教士李德立出现在九江的时间是1860年。九江开埠，无数西方冒险家和传教士，都拥到了这片土地上。当时的江西、汉口一带，气候炎热，传教士普遍都受疟疾等传染病困扰，不少人因为“热病”辞世，这让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疗养地。

1886年，李德立来到了庐山，这里凉爽而湿润的气候立刻刺激了他的商业热情，他立即决定将这里开发成别墅区。

清廷对外国人买地明令禁止。李德立于是打算和九峰寺的和尚济慈合作开发寺庙的土地，但最终在价格上谈崩。曾在湘军里做过刽子手的济慈，一怒之下拿起手边铁杖，想要击毙李德立，吓得他只能夺门而逃。

寺庙开发计划失败后，李德立继续寻找他梦想中的别墅胜地，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牯牛岭下长冲谷平坦而美丽的土地。这块地方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他决定就在这里建设自己的别墅区。

李德立雇了一个中国人帮自己和政府谈判。在买地契约文书上，他很聪明地没有使用自己的英文名字“Edward Little”，而是写了中文的“李德立”。和他想象的一样，当地官员以为李德立是一个中国人，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但这一计谋在李德立去缴契税时被揭穿，当地官员发现了他的外国人身份，果断收回了文书。

受挫的传教士并没有放弃，他开始走上层路线。他行贿当时九江的 “二把手”童芝。在童的指点下，李德立让一个中国人先租下了长冲谷，然后再转租给自己。最终，一份长冲一带约4500亩地的999年契约，被李德立拿到了手里。

李德立建起了自己的第一栋别墅，并开始修建庐山通往九江的道路，但这个举动被周边居民认为影响了龙脉而拼死反对。随后，又由于雇工问题，引起了两个工程队大规模械斗。麻烦并不止这些，当地知县也反对他，在他暗地支持下，几个社会团体的头头聚集在一座城楼上，他们拟订了一份敢死协议书，又杀了一只鸡，蘸着鸡血在协议书上面盖上了自己的手印，誓死反对将庐山转让给外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李德立在别墅里架起了机枪。

机枪也有不管用的时候，一天傍晚，愤怒的居民冲上了庐山，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洋人的别墅。李德立不得不仓皇出走。

这一走就是近10年。

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落败，清政府严令各级政府对洋人尽量忍让。李德立抓住此机会，上告总理衙门，再次提起了庐山土地承租一事。最后，在英国驻浔领事雷夏伯与浔阳道台双方见证下，13个跟这桩土地买卖有关的中国人被逮捕或杀头，李德立再次获得了他的土地。

他卖出美丽纯静与清凉

1895年，重新归来的李德立将这片原名牯牛岭的地方，取了一个英国气十足的名字“kuling”（牯岭），开始打造自己的梦想。

传教士在牯岭开发中显示出了不凡的管理和运作水平，他成立了牯岭公司，将规划好的土地划号出售，在报刊上大做广告，极力称赞庐山的美丽纯静与清凉。他还请来了英国工程师甘约翰、德国籍工程师李博德等专业人士来与他共同开发牯岭。他们以著名的林赛公园为蓝本，依山势修建路网、点缀园林，把公共活动建筑协和教堂、医学会堂、大英执事会、市政议会厅、牯岭图书馆、英美学校、圣经医院等布置在长冲河岸的疏林溪流之旁。

李德立规定在每号3.7亩面积上只准盖一幢别墅—这样他就可以把建筑密度控制在15％以下，更重要的是，除了要求牯岭别墅一律红顶、蓝窗和灰墙外，李德立没有强制要求别墅的风格，而是任由各人自行发挥。

李德立的商业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接踵而至，他们建起了一栋栋带有强烈异域情调、风格各异的别墅，到1917年，庐山已汇集了英、美、法、俄、德、瑞典、挪威、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芬兰、丹麦、瑞士、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等国的别墅560栋。而到1933年，牯岭别墅有848栋，形成了一个有欧洲、美洲、亚洲等十八个国家的居民同居一山的世界村。山上邮电、旅馆、饮食、学校、杂货、照相、营造、成衣等行业一应俱全。

除了给自己保留了一块山谷中心溪流旁边的土地，李德立把其他的土地转交给代表传教士主要团体组成的一个“大英执事会”管理，这个最初由七名英国传教士和两名美国传教士组成的庐山最高权力机构，建立起很多方面的“法律”，并聘任了一位经理和一位助手来管理公共工程事务和“警察”，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收税（以公司名义向购买土地者收税）、修路、维护道路等等。

“大英执事会”并不能对任何人行使权力，每个国家的人员都有他们自己的领事官员，他们可以管理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员，但是可以通过“领事馆法庭”来行使管理他们的权力。不同国籍的人员都必须依照他自己国家的法律行事。它实际上是一个自愿结合的组织，是由赞成完善“租界”各项功能的团体组成的。1899年，李德立还成立了“牯岭市政议会厅”。两名成员为大学校长、报社社长，有的还担任建筑事业的经理和高层人员。

牯岭社区的建立，给庐山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以前靠茶叶贸易和烧炭为生的中国人，开始做起了照相、饭馆等等其他行业。到1914年左右，庐山居民对李德立的敌对情绪，已经消弭。

远离了憎恨和反对，李德立被视为英雄和商业巨头，许多诗人写一些歌谣向他表达敬意，其中一首是讲他如何用很少的钱买下整个庐山的。

当时牯岭上的美国住户安德森依然能回忆起一首用小铜锣伴着唱歌谣的前几句：

当，当，当，

李德立，

买庐山。

多少钱，

万铜板。

安德森说，李德立听到这首歌就笑了。

将每一扇窗都仔细关上

越来越多的外国孩子，开始在庐山中成长。为他们建立学校，也成为了当务之急。

中国和美国的一些传教士以及对庐山有兴趣的绅士们相聚在一起，制定出许多项计划，并设法筹集资金在牯岭开办一所学校。美国新教圣公会和北长老委员会最终启动了这项工程。

l9l6年9月4日，这所拥有四门学科的学校开学了。当时的学生们在仙谷饭店的几栋平房里开始上课了。它就位于后来成为美国学校主建筑物的马路上面。通过一张漂亮的照片可以看出：六位表情严肃的“教务处”成员身边是三十三个孩子，围绕着他们依次坐在岩石上：女孩子们穿着有袖子的、高领的、端庄的服装，男孩子则穿着衬衫和过膝的短裤或灯笼裤。照片上的牌子写着：牯岭美国学校—临时指挥处。

牯岭美国学校是从1916年到l927年开学使用的，又从l931年到1937年再次使用。在这所学校里就读的学生，最高峰时期有115人。这是一段短暂的、充满魔力的时光，即使在它关闭70年后，依然使它的大多数学生魂牵梦萦，变成他们心中最幸福、最甜蜜的记忆之一。

“我们不仅形成了一个学生团体，而且我们更像一个大家庭的亲人。”保罗·谢勒茨记忆最深的是学校里的5头奶牛。在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喜欢喝牛奶，但庐山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为了给学生们提供牛奶，当时的罗伊·奥尔古德校长夫人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五头奶牛，就这样解决了师生们吃奶的问题。

当五头奶牛被弄上山后，人们都兴奋得不得了，特别是孩子们更是争先恐后地来看奶牛，喂奶牛，挤牛奶。罗伊·奥尔古德校长不失时机地抓住孩子们喜欢喂奶牛、挤牛奶的特点，宣布凡是认真努力学习的学生便有机会给牛喂草、挤奶，把这样的机会奖给刻苦勤奋学习的学生，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都把能够去喂牛、挤牛奶的事情看作是一件十分荣幸和骄傲的工作和待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侨民开始撤离中国，这所学校最终关闭了。罗伊·奥尔古德校长的儿子埃尔回忆，当年12月28日临走前，他们将学校的每一扇窗都仔细关上，母亲将它们都擦拭干净。一家人挥泪而别。

在回到大洋彼岸的许多年后，这些牯岭美国学校的孩子，成立了“中国庐山美国学校同学会”，他们定期聚会，不时回到中国。学校周边的居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时候，就会遇到前来寻访的学生或者他们的后代，就连已经改成疗养院的学校，也经常会有外国人登门，要求住宿，在他们指定的宿舍楼里，4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挤在一起，回忆过去的时光。

一直研究牯岭这段历史的庐山文联副主席慕德华亲身感受过这种气氛。2005年5月，牯岭美国学校协会出资邀请他去参加两年一度的同学聚会。在机场，他们打出了这样一面小旗：欢迎来自我们的故乡—庐山的客人。这次聚会让慕德华感到吃惊：“简直就是一个庐山文化研讨会，许多会员精心准备了演讲内容，会场的布置也十分专业，甚至还有人从千里之外带着道具，赶到这里演出独角戏，讲述父母在庐山的恋爱故事。”慕德华说，他还陪同过当年就读美国学校的老人回来寻根，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虽然已经几十年没来中国，但都能说一口地道的九江话。

讲九江话的洋人自杀了

1935年，牯岭被国民政府接收，李德立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一部分外国人选择离开了庐山。

1937年，抗战爆发，英美等国的领事上山，劝说外国侨民离开庐山，更多的人也选择了离开。但也有不少人，出于对庐山的情谊，选择了留在庐山，与庐山守军和当地人民一道，保护庐山，保护他们自己的家园。

慕德华介绍，1938年8月，庐山山脚下大量的难民拥到庐山，最高峰时达到上万人，庐山是一个弹丸之地，如此多的难民拥到这里，难以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医疗；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又把庐山团团围住，日夜攻打，过去好汉坡的挑夫也各奔东西了，食品和药品难以上山。留守庐山的一大批外国人和传教士等把家里五斗柜的抽屉拿出来当作婴儿的摇篮，拿出衣物和食品接济难民，美国学校把校舍当作难民临时安置点，许多传教士在家里收留了伤兵和难民。

庐山原住民口口相传的，是一位叫“都约翰”的传教士，他是牯岭公司的第一任经理，说着一口流利九江话的“都洋人”，在庐山上卖了40年冰激凌后，在1939年遭遇了庐山沦陷。冲上山的日军让“都洋人”全家在几个小时内下山回国。几个小时后，日本人看到了“都约翰”服毒自尽的尸体。

随着战事的激烈进行，条件越发艰苦，侨民们开始逐一离去。1939年庐山沦陷后，只有日本盟友德国人还留在庐山，也只剩零落几户。

1951年，在新中国建立两年后，最后一家留在庐山的外国人，也告别了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