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跻身世界一流的中国诗人
本报记者 喻盈
2010年10月22日,白发诗人多多,出现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莫莉·石·博伦礼堂,接受了2010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除了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3万元)的奖金,他还获颁了一片银制鹰羽和一面奖匾,以表彰其终身成就。
也是在那一天,俄克拉荷马大学举办“多多与当代中国文学”座谈会,近午时,多多登台演讲,表达对获得纽斯塔特奖承认的感谢,同时也谈到诗人的社会角色,以及用写作去影响社会的艰难。
纽斯塔特奖创设于1969年,仿效诺贝尔文学奖,后由俄州富商纽氏家族出资并冠名,俄克拉荷马大学及其《当代世界文学》杂志主办,每两年颁发一次,得主只限一人。在该奖41年的历史中,已有27位得主、候选人和评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品位与声誉可略见一斑。
多多是第一位赢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他战胜了日本的村上春树、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迈克尔·翁达杰、以色列的AB·耶合舒亚和旅美中国作家哈金等强劲的对手,在九人国际评委会的遴选中脱颖而出。
九评委之一,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学院教授中国文学的诗人麦芒(黄亦兵),正是他推荐多多入选,他在推荐语中写道:“多多自由跨越国家、语言和历史的边界,也是一个坚定的预言家,在这个混乱的现代社会,他向我们讲述那些常处在阴影之下的基本而普遍的人类价值,如创造、爱、梦想和盼望。”而《当代世界文学》执行主编罗伯特·肯·戴维斯-安迪亚诺则认为,“多多是第一流中国诗人群体中的首要,值得西方予以严肃注意和承认。”
纽斯塔特奖的往届得主包括朱塞佩·翁加雷蒂(1970)、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72)、伊丽莎白·毕晓普(1976)、切斯瓦夫·米洛什(1978)、奥克塔维奥·帕斯(1982)、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1990)和阿西娅·杰巴尔(1996)等。
多多跻身以上世界级作家的行列中, 俄大校报《俄克拉荷马日报》刊发社论称:“实至名归。”这是汉语诗人在世界文坛赢得的一次沉甸甸的尊重。这位写诗近40载,曾十余年流浪海外,不参与不隶属任何诗歌场域、流派、团体的纯粹写作者,终于加冕。
迟到的致敬与肯定
多多原名粟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来调到《农民日报》工作。1972年开始写诗,十年之后才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获得北京大学文化节诗歌奖,2000年曾获首届安高诗歌奖。1989年多多出国,旅居荷兰15年,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过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10多个国家的大学举办讲座和朗诵。2004年回国,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他住在海南,另一半的日子,他居于北京望京的寓所。
从白洋淀插队时期,多多就开始了诗歌写作,与芒克、根子形成了一个诗歌小圈子。2002年以后,当代文学史论者常将他归作“白洋淀诗派”、“朦胧诗人”的代表,此前却把他排除在外。多多自己也不愿被归类,将归类可能带来的所有利益与争端都隔离开来。回忆当年的岁月,他只留恋相互间的诗意切磋。性格孤傲,使他不屑于和当时的一些诗人为伍,也因此付出代价:诗作无处发表,即便是当时的地下诗刊上,都难觅多多诗歌的踪迹。1989年去国离乡,多多更从国内诗坛淡出。
200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多多诗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很多年轻一辈的读者从这时起才寻到了他隐秘诗歌花园的入口。而国内主流诗坛真正开始对多多诗歌的重新认识与评估,来得更晚,甚至可以说直至2004年多多归国才启动。就是在这一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新编》,一改许多年诗歌界流行的诗歌秩序,将多多、芒克、根子的诗置于醒目的位置,算一次迟到的致敬与肯定。
最最拥戴多多的,是一批上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诗人。他们晚了多多一个世代,却惊叹于多多早期诗歌的现代性—早在1972年中国尚无现代主义的诗歌土壤可言时,他就写出了《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以及稍后的《当春天的灵车穿过开采硫磺的流放地》等等超时代的诗篇。香港诗人黄灿然甚至出语惊人:“我认为,多多是新诗以来最杰出的诗人,无论放在哪个传统里。如果再把时间往明清时期推移,那两个朝代没有什么杰出诗人,则可以说,多多是数百年来汉语第一诗人。他不仅诗写得好,而且品格和修养一流,诗人形象完美。至于多多之后,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了,至关重要的人物尚在形成中。至少可以说,我们这一代还没有足以抗衡或超越多多的诗人,但这正是我们可以努力的。”
“我还在写,不要对我盖棺论定”
除了诗艺,多多遁隐式的生活方式、远离诗坛纷争,也被青年诗人们视作典范。
在多多看来,诗人把劲使在写作上就好了。他反对将诗当做简单的善恶判断或任何工具,即便是这次获颁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他也说不会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什么影响。“我以前也得过一些奖,是不是得了奖就会往前冲?这是不会了,我已经六十岁了,已过不惑之年,我的诗歌理念也早已成形。诗人的天职是写作,不像运动员和歌星,需要一些奖励。可能人在青年时期需要一些激励,到我现在反倒是不会构成对我写作的刺激。”
10月22日在俄大礼堂,听众中有一位年轻的诗人希望多多能给他一些忠告。多多耸了耸肩: “成长。你必须自己成长。你必须要倾听自己,也必须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倾听的)意愿。”决定你写作主题与风格的,只有你个人的经历与内心探索,无人可教,无处可学,这就是多多的看法。
回国后他接受采访,有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跟我同代的很多有才华的人出于种种原因放弃了写作,而我还在写,已经很幸运。对我而言,诗歌写作并不是多写一首诗,少写一首诗的问题,而是精神向度的提升,因此写作成为我必需和更为本质的生命和生活,它对我的意义早已树立,不可更改。”
在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的《多多诗选》里,我们可以读到他1972年至1999年的百余首作品。中短篇小说集《搭车》则展示了多多另一个向度的创作才华。近年来,他也参与戏剧创作,编剧的作品《天空深处》2009年成为德国杜塞尔多夫剧院新剧场的开幕剧目。
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的肯定,从另一个侧面映照出国内主流文学体系的迟滞。关于多多诗歌的评论与评价,还少之又少。也许,时间还未到,就像多多自己的话:“我还在写作,不要对我进行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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