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微录：白虎

2010-02-04 03:20:1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杨宪益先生大去。九十多岁的老人，历经世变，早已生愿成灰。他一九一五年元月十日生于天津，父亲在中国银行任高职。他在英文自传《White Tiger》一开笔就说根据阴历的推算，他命造属虎。母亲告诉他，他出生前一晚，她梦见白虎入怀。据算命先生说，此子八字好坏参半。坏的是终身无兄弟，父亲亦因他的诞生而折寿。八字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将来历尽劫波后，事业上会出人头地。果如相士所言，杨宪益的父亲在他五岁时因病去世，而他自己真的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妹妹。

在天津念完中学后，杨宪益打算到北平升学，但他中学老师C.H.B. Longman先生夫妇，一早就看出这个学生的潜力，在回英国度假时带他同行，给他安排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老师，再参加牛津大学的入学试。杨家是银行世家，供养这个独子到英国念书，能力绰绰有余。

希腊文和拉丁文苦修五个月后，杨宪益参加了牛津的入学试，顺利通过。面试时主考官问他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两种语言上，他如实说：五个月。考官说：“不会吧？这一定是运气……我们这里的英国孩子通常都花上七八年的时间修读拉丁和希腊文才进得了大学。”

“白虎”在牛津念书时，“七·七事变”爆发，杨宪益报国心切，全身投入抗日宣传活动，除到处演讲，还亲制土法炼钢的编印宣传手册，把功课抛诸脑后。1940年春，他侥幸以第四级荣誉毕业。《石头记》的英译者霍克思说《White Tiger》的文字，时见“自嘲性的超脱和绝不落空的幽默感”。且看这位“四级荣誉生”怎样面对自己：Each year there were only one or two Honours student who got a fourth. It was even harder than getting a first。（每年只有一两个考生取得四级荣誉，因此四级荣誉比一级荣誉更为难得。）

杨先生说得这么轻松，一来他天性喜欢自嘲，但最大的原因是他一早就决定一念完书就回国参加抗战。国难当前，个人学位试的荣辱，已无暇计较了。1937年，因同在China Society工作，宪益认识了“学妹”Gladys Taylor，中文名戴乃迭。Gladys在北京出生，父亲是英国传教士。1940年，两人无视双方家长反对，毅然先订终身，1941年三月辗转到了重庆结婚。

杨宪益从小思想“进步”，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同时也是个言行不羁的“异见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氏夫妇的专长很受重视，宪益更受到邀请参加钱钟书主持的“毛选”翻译小组工作。但他竟然拒绝了，因为他只对翻译文学作品有兴趣。夫妇二人随后替北京外语出版社翻译了多种经典文学名著，如《离骚》、六朝志怪小说、《长生殿》、《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

杨氏夫妇对英译中国文学的贡献，得从历史角度去衡量。今天谁要开一门英译中国文学的课，不愁没有译本选择。重要的著作，还有各家不同的译文。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形可不是这样。他们二人做的，是开荒的工作，所译的东西，以前没有出现过。闵德福（John Minford）给《White Tiger》写的《前言》说了公道话：“对五六十年代那些在西方国家苦读中国文学的学生说来，杨宪益和他夫人Gladys两位早已是活生生的传奇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夫妇二人，特别是他们一本接一本出版的译作，实难想象我们怎样熬过来的。”我60年代中开始在美国教书，没有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合译的东西作教本，课也开不成。

1968年春开始，好些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相继被捕。杨宪益的单位是北京外语出版社，得跟“外国专家”经常保持联络。太太是英国人，自己拿的是牛津学位，跟英国领事馆的人时相往还。1968年五一劳动节前一天，杨氏夫妇双双被捕入狱，罪名是“私通外国”。此外，他还居然拒绝给“毛选”翻译。

他们在牢中度过四年，终于在1972年劳动节那天，因官方找不到他们“通敌”的证据而无罪释放。宪益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狱中四年的工资也发还。事后他回忆说，四年监牢生活倒不算寂寞，因有“难友”互相扶持。Gladys的日子就难过多了，幸好还可以接触到一些官方认可的外文书报，她还啃完马克思的《资本论》。狱中没有交谈对象，她就自言自语。出狱多年，这习惯还改不过来。Gladys待人接物，蔼蔼然有古风。狱卒每次给她端茶送饭，她都没有忘记跟他们说：“谢谢！谢谢！”

杨宪益夫妇“平反”后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儿子杨烨神经失常。根据李辉《了不起的杨宪益》一文引宪益妹妹杨苡的信所说，杨烨在他爸爸妈妈坐牢时，“一边尽他作为大哥的责任，供养小妹在北大荒插队，一边默默地受着各种羞辱、嘲笑与诬蔑……这才导致他的精神分裂。”

杨烨的情况日见恶化，父母决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但因为他母亲是外国人，病院以无前例为理由拒绝认收。他们只好把他送到英国接受治疗，寄居Gladys姊姊或妹妹Hilda家里。时逢圣诞假期，杨烨觑准阿姨出外访友时溜了出去买汽油引火自焚。据杨苡的记载，这是1977年或1978年冬天的事。

1999年11月，Gladys去世。火化后，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来。2000年8月有一篇访问杨先生的特稿，只见图中八十高龄的老人独坐书房，右手拈着水杯，搁在膝上。旁边是五块钱人民币一瓶的红星二锅头。记者对他的印象是：“他对身边的一切，淡薄得叫人吃惊，在他的书柜里，零散地放着他与妻子合译的作品，记者拿出来看，他淡然地说：‘拿去吧！我不要了。’吃晚饭时，他主动说：‘我们家，连骨灰都不留的。’他指的是老伴，火化后，他连她的骨灰都不拿回，更别说坟墓了。‘我将来也是一样。’儿子呢？葬在伦敦吗？‘是吧。我没有看过。’像在说别人的事。”

作者系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