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1949:穷寇勿追

2009-10-03 23:59:1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194911,眼看失去半壁江山的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元旦文告》,提出“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能和与否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因而“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

这天,毛泽东也在西柏坡发表了《新年献词》,开篇便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进而指出“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中共的答案是什么呢?当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静居重庆北碚的梁漱溟在罗斯福图书馆发表演讲:中国哪一天能太平?演讲文稿后来刊于118的《大公报》。梁漱溟说:“中国哪一天能太平?欲解答此问题,必先明白近四十年之乱与中国过去历史之乱不同,今日之乱含有革命在内。而过去之乱,则只是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之乱。”“社会构造,文化实为骨干。过去的中国可以说是伦理本位的文化。近代的英美可以说是个人本位的文化。最近之苏联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文化。清末因近代潮流之输入,对伦理本位形成一种矛盾。不料及近代潮流之最近潮流又继以输入,于是矛盾之中又有矛盾,凡此矛盾不解,则一新社会秩序无由形成。新秩序不成,中国永不得太平。”必须把三套文化融会贯通起来,使其矛盾消融不见,那时中国才会太平。

归于改良主义

新年伊始,中国最重要的三种力量均表达了他们对时局的期盼,尽管梁漱溟早已声明退出民盟,但他关于中国哪一天能太平的问询无疑表达了夹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民众之愿望。获悉政府文告之后,梁漱溟连忙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民盟领袖张澜,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托8日飞沪的盟友何迺仁带去。这意味着自1946年奔走和平失败而退居书斋两年有余(其间只在19475月出席过一次参政会,呼吁和平;6月曾为营救被捕民盟人士奔走未果)的梁漱溟,又对和平萌生了新的希望,只不过这次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

在给张澜的信中,梁漱溟提出:“时局发展至此,政府方面或有借重民盟之意,漱以为吾人对此应有两点作前提:(一)政府前曾取缔民盟,并有民盟同人至今拘押未释(194710月,国民政府以“涉嫌煽动学潮配合中共叛乱”为由取缔民盟,此前曾在各地大举捕人—引者注),若此点未解决,吾人对政府无话可谈。(二)政府言和平,吾人未尝不可与之言和平,但一切违背政协决议者必须取消,果能取消则自然和平。”梁漱溟还重申退出民盟之意,并相信有张澜、黄炎培和张东荪等人的领导,“苟能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则于当前任务,必有所成就”。他自己决心致力文化工作,“盖漱自审所可贡献于国人者,唯在思想见解之间,此外无所有也”。

在给毛周二人的信中,梁漱溟陈明他不参加中共组织的新政协,因为已然抱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的原则。好在拒绝新政协,并不等于拒绝中共,就在年底,梁漱溟便在毛周的邀请下,离开北碚赶赴北平。与后来的拒绝参加政府相比,可说不为大忤。在这封信中,还有一句饶有意味的话:“漱所怀百端将一一求正国人,在反响未著商榷未定之时宁以从容恬静为佳,此固以公等主张既已风动全国者不同也。”

进入上世纪50年代后,梁漱溟的主要活动就是通过观察中共的实践而反省自己的主张,先后写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借以表明“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的心迹,得到毛泽东“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的肯定,“但还不够,慢慢来吧”。

只发言不行动

1949121,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次日,《大公报》刊出梁漱溟《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提出“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文内把过去中共一再让步而蒋再三压迫的事实历历数出,指证其罪完全在蒋。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因为此时中共的力量最大,其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他相信“中共领袖诸公之明达,必然明白此理”。

这篇文章其实在1948年除夕就写好了。当时《大公报》的王文彬给在重庆特园的梁漱溟打电话,告知蒋介石下野,大局急转直下,问他要不要对时局发表意见,于是他马上写了这篇文章,准备发表。不料第二天蒋介石发布了文告后并未下野,梁漱溟觉得时局发展似尚有待,便把文章交给了王文彬,留到时机到了再行发出。21日蒋介石终于下野,文章次日也得以发表。

24日,梁漱溟又在《大公报》发表《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说“近者自政府倡导和平以来,各方面的朋友因我过去既曾为和平尽力,都责望我此时亦出来奔走。但我此次却实不能如大家之所望而行事”,并“公开声明,今后三年内我对国事将守定下面这一原则;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

李宗仁登台,亟亟请人奔走和平,对梁漱溟更是一电再电三电之不已,但梁坚称自己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有 声明在先,恕难从命。不过提出三条建议给李:一是请李任仁帮他策划和平;二是请国民党中人品学问最好的顾孟余出来主事,李协助之;三是请李宗仁准备引退,以全大局。

虽然指出国民政府的“和平”是个“阴谋”,但中共还是接招了,不过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问题。国民党和谈代表邵力子发愁不好办,行政院长孙科则直言这条不能接受,好些渴盼和平的市民也想着不谈战犯问题或易达成协议。就此,梁漱溟213在《大公报》发表《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一文,“反对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含混了事”,“打一场糊涂架最没意思,必要明是非而正视听”,主张凡是国民党之在高位者,本着负责精神,一律随同蒋介石引退以谢国人;共产党则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于国家人民所遭损害同深歉疚,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产党就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以免用兵重苦人民又毁国家。

在同一天同一报,梁漱溟还发表了《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撰写此文缘于《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提出“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一些青年朋友看了,都嫌我姑息,责我阻挠革命”,他特加以重申和辩白。

梁漱溟从友人寄来的《文汇报》《华商报》及《群言》等中共刊物上得知,《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在香港亦招致反对甚至詈骂,指他出卖朋友。对此,他起初觉得不快,旋即又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了。

主张和平统一

1949年这一年,梁漱溟的主要精力其实并不在这几篇言论上,“对于时局,在必要时是要说几句话的”,如此而已。3月间,通过与张澜和范朴斋的共同努力,终于将被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的21名民盟职工营救出来。内有一位唐弘仁曾两次向梁漱溟表达感激之意,梁说:“你们都受苦了,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5月,梁漱溟将写于1948年的《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一文作为勉仁文学院院刊的发刊词,同时发表《理性—人类的特征》一文。6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终于完稿。此书酝酿于1941年春,辗转8年后才于194911月由四川成都路明书店出版。作者自云:“这本书主要在叙述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内容涉及各门学问。”同月,《梁漱溟近年言论集》由龙山书局出版,收入了1941-1949年梁漱溟所写的23篇政论文章。八九月间,梁漱溟与罗膺中、曹慕樊诸友以及谢无量夫妇到缙云山闭关习静,但对时局仍然“放不下”。

194911月底,刘邓大军进入重庆。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四川统战系统邀请梁漱溟到北京,但由于长江航运不通(上游尚未通航,下游正为淮海战役忙于运兵),一直迁延到12月通航之后,梁才携夫人和一侄子北上,次年1月中旬抵京,但见到毛泽东已是3月中旬了。

还有一事值得一记。194912月中旬,梁漱溟在重庆鲜特生家,与一青年裴治鎔同住一屋。裴是做策反国民党中上层将领工作的,早闻梁漱溟大名,对其非常尊敬。

一天裴拿着毛泽东为解放军占领南京而作的七律读给梁听,当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时,梁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孙子兵法》中说“穷寇勿追”,何以毛公非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梁漱溟主张武力用到现在恰到好处,和平统一才是上策,武力统一虽有可能却无法持久。正是这一不合时宜的信念,促使他执意留在新政府外面,但给主政者留下不易合作印象也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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